苦修中文
戰後,陳千武帶著一隻受傷的手、九死一生地回到台灣,沒想到政權移轉了,語文也跟著不同。國府來台後為了「排除日本文化毒素」,嚴禁所有日文創作,燒毀日文書籍,並自1953年起實施「國語教育」,台灣人頓時成了「失聲」的一代。為了生活,陳千武到豐原八仙山林場應徵人事課員,當時他中文不識幾字,幸好大戰結束、他在印尼雅加達等著被遣返時,學過兩個多月中文,但也只學會「國父遺囑」。
「日治時代學生要背『教育敕語』,當兵時要背『軍人敕語』(敕語為天皇所頒佈,被視為最高準則),因此學中文時我就想,台灣既然回歸中國了,國父遺囑在中國應該是很重要的,所以就先把它背起來,」陳千武苦笑道,沒想到應徵時,林場長官出的考題恰巧就是「默寫國父遺囑」!
「剛上班時連公文都不會寫,還好廈門大學畢業的上司很好心,會先寫好讓我抄,我再從中學習。」為了克服中文障礙,他甚至抄《少年維特的煩惱》中譯本,一邊抄寫一邊對照中日兩種文字的運用技巧,另外也透過翻譯訓練寫作。
經過12年苦修,1958年,陳千武終於在「公論報」發表第一首中文新詩,1963年出版第一本中文詩集《密林詩抄》。
提到終戰後的台灣文學,只有兩份勉強提供以日文發表創作的刊物,一份是1946年陳千武從印尼轉往新加坡集中營等船返台期間,和林益謙等人組織「明台會」,並發行「明台報」,讓集中營裡的台灣人發表創作,共發行5期。
國府來台後禁用日文,但因原住民不但不懂國語,連台語、客語等漢族方言也不會說,漢字更看不懂。政府為了讓原住民瞭解政令,只好在1951年的「台灣新生報」用日文發行〈軍民導報〉副刊,但不到一年便停辦。這兩份刊物,陳千武都以日文發表過詩作和小說。
在語文遽變下,終戰後的台灣文人被迫放棄原先對日文的敏銳度與美感直覺,從頭開始牙牙學語,摸索中文的文法、用詞和典故,許多人的文學才華從此湮沒,而堅持下去者,也需經過長年的努力,才能夠以圓熟的中文寫作。
1964年4月,台灣文學終於再度整旗出發,除了以《亞細亞的孤兒》知名的作家吳濁流在台北創辦「台灣文藝」月刊外,同年6月,陳千武與林亨泰、趙天儀、杜國清等人也聯合台北詩人,創辦「笠」詩雙月刊。
回到文學領域後,陳千武潛抑已久的創作能量猛然迸發,開始現代詩、小說、文學評論、兒童文學等各領域的創作,並以「桓夫」為筆名。然而當時正處戒嚴時代,象徵自由心靈與不羈性格的文學和藝術,都是統治者極力想要控制的重點,因文字而招禍的作家不計其數。
1946年陳千武在新加坡集中營等船返台期間,和林益謙等人組織「明台會」,並發行「明台報」,讓集中營裡的台灣人發表創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