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的資本主義第二課：搶救中產階級

金融，是資本主義戰場的血腥前線。跟史上所有的戰爭一樣，為了逐鹿天下，個別士兵的犧牲顯得微不足道。

星期一早上，許世立和同事一起離開辦公室，開始一天工作。位於台北捷運忠孝新生站出口旁的星巴克咖啡，是共用的會客室。點杯「每日精選」，打開筆記型電腦，他們就在這裡跟客戶介紹新保單。

「早上在咖啡廳，下午我通常搭捷運和公車拜訪市區客戶，」36歲、開始新職場生涯才2個月的許世立說，「以前在銀行做授信，都是客戶來拜訪我；現在推保單，都是我去拜訪客戶。」

2002年，為了迎戰全球金融競爭，在鼓勵合併、擴大規模的思維下，政府開放金控公司成立，許世立服務的大安銀行首當其衝，被台新金控合併。合併後許世立遭到資遣，當時他只覺得這是職場常態。

薪資成長趨緩，幾乎趕不上物價成長，始終停滯的薪水是上班族共同的哀怨。

禿鷹夾擊，金飯碗失色

「10年年資加上8個月優退金有將近400萬元，我也還有積蓄，」他回憶。另一方面，仗著資歷還有大學經濟系的學歷，許世立還未被資遣，就有老長官替他在日盛證券找了個位子，更是讓他放心。

不過，2003年開始在日盛上班的日子，只是改變的開端。許世立接連換了幾個部門都無法施展，「我在大安負責企業金融，到了日盛卻覺得一身功夫完全被廢了。從銀行業到證券業，落差還是很大的。」

2006年初，許世立離開日盛，休息了一陣子後，決定投身業務挑戰更大、收入更不穩定的保險業，徹底重新開始。

經濟前景未明，加深了中產階級肩頭的重擔，政府已推出多項措施，希望能讓民眾安心。

大風吹，吹工作

「站在銀行發展的立場，我並不反對合併，只是萬萬沒想到，自己會淪為合併的受害者，」許世立苦笑著說，而他並不是特例。

台新合併大安2年之內，大安原有的1,300名員工當中，資遣加上不適應新環境而離職的員工超過1,100名，其中僅有非常小的比例還留在銀行界，其他人一身白領武功全部作廢。

「許多50歲上下的主管直接申請優退，上千萬元的安家費讓他們衣食無缺，」全國銀行總工會理事長韓仕賢說，「比較尷尬的其實是像許世立這種30歲到40歲的中級主管。他們還處在上有父母、下有妻兒的三明治階段，退休不可能，但在銀行業併購風潮中，卻愈來愈難找到棲身之處。」

大風吹，吹工作，一陣兵荒馬亂後，椅子不見了。

和許世立熟悉的前「大安人」小吳，同樣專精企業金融，離開大安時，他原本期待在其他銀行找個位置，結果同樣失望。接下來，他拿出100萬元投資早餐店，由於不諳經營技巧，短短3個月內宣布陣亡，優退時拿的錢去了一大半，人也變得消沉，「連以前大安同事的固定聚會也不來了，」許世立談及老友，語氣中難掩憂心。

金控開放進入第5年，早年因組織重疊產生的人力如今大量精簡，銀行金飯碗不再：國泰世華合併案，世華員工走了一成、約500人；富邦併台北銀行，北銀原有的3,600名員工走了1,500人；至於中信金併購萬通，萬通走了900人，佔原有員工數的2/3強。總計二次金改下來，國內金融從業人員總數少了5,000人。

教育水準整齊，加上平均近6萬元薪資，高於全國水準，過往給人「金飯碗」印象的金融業，「無論從什麼標準來看，都屬於中產階級的上半部，」中研院歐美研究所研究員許嘉猷指出，金融業工作的大量流失，是近年台灣白領危機最引人矚目的案例之一。

累了嗎？激烈的全球競爭，愈來愈重的生活壓力，白領不再吃香，上班族壓力沉重。

白領藍領化

「高學歷和高專業能力，向來是白領族群的特色，這群人相信他們可以長保職場優勢，並且一輩子在經濟上不虞匱乏，」許嘉猷說，「如今他們能力還在，但全球化、資訊化和民營化等走向，卻很可能在一夕之間，讓他們被第三世界新興國家的初級人力或新科技取代。」

「台灣銀行業的這一波慘況，固然和民國78年新銀行開放、一下子多了15家競爭者有關，但銀行業本身也犯了許多錯誤，」原本出身中國國際商銀的兆豐國際商業銀行產業工會理事長蔡秋發解釋，銀行業前幾年一窩蜂搶食消費金融大餅，加重了目前的危機。

「以前，銀行服務的主要項目是企業融資或房貸，門檻較高，但5年前所有銀行都把雙卡──信用卡和現金卡──業務當成主要獲利來源，」蔡秋發說，「而到了2006年初卡債風暴爆發，金管會立即要求緊縮消金業務，新的獲利業務卻還沒有找到，業務只出不進，當然人員聘用也只出不進。」

「特別是資方還有一種手段，那就是資遣老人，再找便宜又聽話的新人，」蔡秋發解釋，以近5年未曾調薪的中國國際商銀為例，新進員工的最低職等起薪只有2萬6,000元，前3個月試用期還以8折計薪，扣除勞退、健保等必須扣除額後，所剩無幾。大環境競爭惡化，加上政策方向不斷向資方偏移，促使蔡秋發在3年前站出來競選工會理事長，替同仁爭取權益。

銀行業之外，許多外界印象中高薪、高附加價值的行業也紛紛減少工作機會。根據主計處統計，投信5年內減少了318個工作；律師服務業少了472人；曾經一度名列大學生希望投入行業前茅的電信業，則大幅減少2,500人；甚而一向是失業白領避風港的保險業，也少了3,100人。

不快樂的白襯衫

捧著金飯碗的銀行員工被大批掃地出門，其他領域，同樣戲碼也不斷上演，包括網路興起後，市場連年萎縮、2006年整體銷售下滑近4成的出版業，5年來總共減少了2,500人。

和出版業緊密相連的平面媒體，近年更是驚爆連連，從2001年自立晚報開始，接著是如今早已為人所遺忘的「勁報」，緊接著中晚、大成、中央日報和台灣日報相繼停刊，中時和聯合兩大報系也展開史無前例的大裁員；連發報量一度高達50萬份的民生報都無法倖免，選擇在2006年結束的前一個月停刊。

「報社關門是我最大的恐懼，」2006年6月，在台灣日報服務長達15年的黃志成惡夢終究成真。

「平心而論，一個星期工作將近60小時、平均待遇卻只有4、5萬元，記者實在不是好康的工作，但留到最後還未走的一百多位同仁，對於台日大多抱持著深厚情感，」黃志成回憶，報業開放競爭，加上近年網路媒體盛行所造成的虧損，終於導致有11年歷史的台灣日報熄燈。停刊之前，報社近幾年陸續歷經了薪水打9折，還有發薪不穩定階段（如發2個月停1個月），許多同事只好靠著借貸苦撐度日。現在報社停刊、工作頓失，舊債和新愁交攻，經濟壓力大到不行。

「由於台灣報業整個萎縮，這幾年失業的同業大部分都消失了，很難在報業看到他們，」黃志成說。

「我和志成都算是幸運的了，」原本在台灣日報主跑藝文線的陳玲芳說，「至少我們都還有房子，離職後也都還維持著一定的收入。」

停刊後，陳玲芳一面和黃志成等老同事籌錢打官司，向報社催討積欠的薪資和資遣費；另一方面，她也申請失業救濟金。有了相當於6成薪資的救濟金，還有每個月固定接一些外稿，「加上生活簡單，所以還過得去啦，」陳玲芳說。

不過，眼看6個月的失業救濟即將到期，她開始掙扎著是不是要重回職場？如果是，又是哪裡？陳玲芳沈思，「報業是不可能了，事實上，我對所有的平面媒體都已不抱希望了。」

向貧窮端擠壓

「生吃都不夠，哪還等著曬乾？（意指平日開銷已經捉襟見肘，遑論存下積蓄）」黃志成引用了一句閩南語諺語，在這種狀況下，根本不可能去思考自己何時退休、小孩子未來的教育經費在哪等問題。

「房子、車子、孩子教育經費和養老儲金，是過去台灣中產階級共同的努力目標，」南華大學應用社會學系助理教授蔡宏政說，但當可預期收入不再，人生規劃完全被打亂，以往這群白領上班族所自豪的學歷、能力瞬間一文不值，「更不用談工作價值和職業驕傲了。」

當白領變藍領，中產階級人人自危，深怕成為下一個職場受害者，原本的經濟弱勢者受到的擠壓則更為殘酷。

歷年家戶所得級距的變化，最能說明這種現象。

1960到1980年代間，我國「五等分位」家戶所得分配差距倍數，長期維持在4至5倍間（最高所得的前20%家庭，其年收入約為最低20%家庭的4~5倍）；1990年代由5.18倍開始上升，到了2001年劇升為6.39倍，最近3年則呈現平緩走勢。（見表）

觀察1999到2005年之間不同級距的所得增減，所得最低的第一級家庭，可支配所得呈現負成長的趨勢明顯，2005年所得反較1999年萎縮了千分之65；而中間的二、三、四級家戶，在同一段時間內也呈現負成長，平均幅度為千分之2。所得唯一成長的是金字塔頂端的第五級家戶，上升幅度達千分之29。總體看來，下層滑落，中間停滯，上層一枝獨秀的態勢明顯。（見表）

持平而論，在我國家庭所得差距逐漸擴大的同時，比起南韓的6.8倍（2000年）、美國9.8倍（2003年）、香港17.7倍（2001年），及新加坡20.9倍（2000年），「贏者通吃」的效應仍算和緩。

「台灣的所得級距差距雖然不大，但由於失業保險、國民年金等社會安全網不完善，導致從中產階級被淘汰落入近貧圈者，非常容易就會成為『新貧』，」行政院政務委員林萬億說。

修正承受能力

再回到歷年所得級距變化來看，2000年原本只有5.55的倍數差距，為何到了2001年突升到6.39？

「這正好可以印證一些事情，」政治大學財政學系主任黃明聖說，由外部環境來看，2001年國際不景氣和美國發生的911攻擊事件，對全球經濟影響顯著；而在內部，台灣面對的是30年來首見的經濟負成長（-2.17%）和國民所得下降（從14,721美元降至13,348美元）。

「全球經濟不景氣下，直接造成的工作機會減少，倒楣的都是受薪階級和弱勢，」黃明聖解釋，「相對的，富裕階層往往可以聘用專業人員為他們進行全球投資，甚至利用區域性的不景氣來獲利。」

事實上，檢視富裕階層的所得結構，投資收益往往高於薪資所得，加上風險承受度較高，因此當整個社會陷入蕭條時，金字塔頂端者不但屹立不搖，甚至仍能快速累積財富。

「不過，若因為社會朝向貧富兩端拉扯，就說台灣的『中產階級』消失、M型社會來臨，也未免太過於聳動，」專門研究社會階級流動的台大社會學系副教授蘇國賢說，「台灣並未出現中產階級萎縮的明顯證據，但，階層之間差距拉大的現象的確值得正視。」

回到如今已成白領失樂園的銀行業，「總之一句話，就是『白領藍領化』，以後不要再說我們有金飯碗了，」兆豐金控工會理事長蔡秋發苦笑。

不過，國內銀行的併購還未落幕，另一波國際性的併購已經點燃戰火。

相對剝奪感

2007年1月即將併入英商渣打銀行，新竹商銀副理「林桑」趁著與同事打桌球的空檔，解說工會事宜：「看了同業幾年下來血淚斑斑的例子，我們這種地區性銀行當然更怕，」林桑說，「以前大家自認是白領，覺得工會好像是傳統產業的藍領階級才搞的，現在大家都覺醒了。」

金飯碗失色、鐵飯碗生鏽，過往曾有的白領優越意識蕩然無存。面對風潮，竹銀以工會相抗；面對倒閉積欠薪資的老闆，台日的員工集資打官司。然而白領抗爭愈來愈常見的今日，問題的根源必須跳脫白領本位去思考。

「這是台灣資本主義的第二課，」蔡宏政說，「除了籌組工會自力救濟外，要關注的是社會公平與長遠發展的議題。」

早期國民黨以中鋼、中油和台電等無所不在的國營事業支撐政權，也是實施計畫經濟的主要手段，「但過去十多年間，國營事業成了沒效率同義詞，因此要私有化、民營化；這樣的思維與90年代全球化、解除管制的風潮相結合，」蔡宏政提醒，「但純然自由的市場競爭，其蔓延全球的破壞性結果已愈來愈明顯，絕大多數打不進贏者圈的輸家，他們下場會如何？對社會和國家的影響又是什麼？」

是的，靠著與國際資本社會緊密接軌的台灣，過去一向以贏家自居，也因此，我們可能沒有好好想過，原來，資本主義可能隨時翻臉無情，只要一個閃失，大至國家，小至產業和個人，都可能成為輸家。

愛因斯坦曾批評，資本主義最大的弊病在於對人性的扭曲，這種扭曲來自不斷灌輸的、一種誇大的競爭態度。同樣的，競爭、打拚和成功，一向是台灣價值中不可挑戰的圭臬。然而，看看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的經驗，當競爭不斷被激化，產生了經濟和社會階層流動的弱勢，卻往往需要更大的成本去彌補。

如何競爭？如何公平且有效的競爭？並且提供競爭落敗者其他的發展機會？

用經濟發展來帶動就業，再用人力資源的提升來帶動經濟發展，良性循環，是經濟面解決之道。

不過，經濟是不可能無限制成長，滿足所有的就業需求。在一波波高峰之間落下的不幸者，唯有良好的社會基礎能夠避免他們走向苦難。

「在社會福利制度尚未健全的今日，台灣如果貿然走向高度資本主義，社會將沒有辦法承受，」籌劃「大溫暖」計畫、力圖挽救台灣新貧的行政院政務委員林萬億明白指出，近十年的經濟自由化應該檢討，「政府一方面逐步調整管制、以方便產業迎向全球競爭，另一方面也要建立新的社會基礎。」

新的社會基礎，除了福利社會的完善制度和教育、人力資源培養的妥切外，也須把社會從全然競爭導向轉為互助導向，藉由政府和民間組織攜手，讓這些在人生中途跌了一跤的人獲得支撐，靜待新產業和新一波經濟榮景浮現，重新找回立足點。

在台灣淺嚐資本主義苦澀的今日，新貧現象的出現或許只是陣痛，也盼望今日的挫折，能成為台灣邁向更健全社會的契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