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遠的公益人
事隔數月後,再問葉金川為何有勇氣進入被外界視為死亡陷阱的醫院?他說,「當時只有一個想法:如果我不去,大概也找不到合適的人選了。但我也會心虛、也會怕,我學流行病學是二十年前的事。只是身為一名前線指揮官,沒有權利說出害怕兩字,只好硬著頭皮上陣、現學現賣。」當時全世界對SARS都是一知半解、沒有專家,他只好從網路和美國疾病管制局等管道搜尋最新資訊,並且迅速整合出有效的防疫措施。
葉金川所以願意奮不顧身前往和平醫院,正凸顯他重感情、講義氣的性情中人本色。他曾任衛生署副署長、中央健保局首任總經理、台北市衛生局局長,去年當他決定離開公職前往花蓮慈濟大學任教時,是他將同為台大公衛所畢業的邱淑媞從宜蘭縣衛生局長挖角到台北市,加上市長馬英九又是他的建中同學,使得他很難坐視和平醫院的危機不管。
雖有私人考量,但對社會公益無私的付出,才是支持他的主要力量。自七年前,他就不支薪出任董氏基金會執行長,每週往返台北、花蓮,大力推廣禁菸與對抗憂鬱症;他還兼任慈濟骨髓幹細胞中心主任,以及慈濟醫療基金會顧問。
做了一次高空彈跳
相較於陳水扁、馬英九等政治明星,葉金川的知名度不算高,但防疫一戰,讓他的民氣直線上升,媒體稱他為「英雄」、「醫界鐵漢」。而他認為自己比較像「義勇消防隊員」,當時社會發生一場大火,需要他來救火;他形容自己,「好像做了一次高空彈跳,冒了一次險。」
葉金川的公職資歷完整,但其實他是人人豔羨的台大醫學系高材生,令人好奇的是,他為何未像整型名醫林靜芸、台大骨科主任侯勝茂等同班同學,也循著一般醫學生的既定路線,成為一位名醫?
一九六八年,葉金川自台大醫學系畢業後,受到有「台灣公衛之父」之稱的陳拱北教授影響,進入公衛研究所,兵役完成後,他申請進入台大醫院內科,以第一名優先錄取。結果報到當天,內科主任許成仁看完他的簡歷後對他說,「你是公衛所畢業、又有高考資格,應該去衛生署。」葉金川回憶,當時很少醫學系學生願意走入公衛領域,但公衛界亟需生力軍,只因自己年輕,有理想性,以為日後還有機會回到臨床工作,想不到就此走上一條完全不同的路。
一年後,他遠赴美國哈佛大學攻讀公衛博士學位,一九八二年學位尚未取得,就被他的老師、當時的衛生署署長許子秋延攬回國,擔任醫政處副處長。一九九三年他開始籌辦全民健保,二年後健保正式開辦,他成為第一任健保局總經理。
最滿意的施政之一
雖然SARS一役為葉金川的人生記上可圈可點的一筆,但葉金川自認開辦全民健保才是他的得意之作。
回想全民健保上路前後,葉金川說,當時他每天處於壓力極大的狀態,因為帶領著四千多名從各單位徵調來的員工,必須很快訓練這些「散兵」上場作戰。雖然辛苦,但他認為,如果全民健保拖到目前財政拮据的時刻才籌辦,命運就會像國民年金一樣,卡在立法院動彈不得。
五月疫情緊急時,由於不少大型私立醫學中心不願收容SARS病患,以致台大醫院急診室負荷過重而被迫關閉,健保局指揮不動財團醫院的批評聲浪甚囂塵上。
葉金川說,和最近飽受社會團體批判的教改相較,健保確有不少缺失,但少有人認為應該廢除重來,顯見健保是功大於過,至少社會最弱勢者得到的醫療照顧不會和有錢人相差太多,因此健保仍具有公平均等、醫療品質差強人意、費用便宜等三項優點。
「健保還有向上提升的空間,但只需要在體制內改善即可,」他說,院內感染控制、陪病文化、醫生看病時間太短等,都與提升醫療品質有關,要提升品質就要花錢,但如何在公平、品質、成本三者間得到平衡,就要考驗主事者的智慧。
此外,當和平醫院少數皮膚科、腸胃科醫生,認為自己不屬於內科,不需要回院加入抗煞行列時,不少人也呼籲檢討醫學教育。現在葉金川在慈濟大學醫學院的課堂上,常告訴講台下的未來醫生們,如果行醫後的生活只是拚命賺錢,在醫院、病人、家庭之間打轉,除了單調,也不是一種很好的生活方式,他給年輕醫學生的建議是:「不要跟著別人的路走,要作自己的主人」。
願如蒼鷹鳥瞰大地
對自己近二十年的公務員生涯,葉金川形容,也許像「一隻在叢林中壯大的蒼鷹吧。」
「我可以了解、忍受叢林的一切,但卻不曾喜歡過它。我選擇離開公職,可能是一種逃避,但我對健保、對社會、對台灣的關心,不會因此減少,」葉金川表示。
「五十歲前獻身公職,現在為自己而活,」如今沒有官職包袱的葉金川,行事顯得更自由自在,他完成了多年的願望,包括登上位於中亞的吉爾吉斯博司峰、參加鐵人三項比賽、橫渡日月潭,及太魯閣四十二公里馬拉松等等。七月他登上中央山脈南二段,並許下五十五歲前完成挑戰台灣百岳的心願。
正如美國詩人羅伯•佛洛斯特在「沒有走的路」詩中所描述:「黃樹林裡分叉兩條路,很遺憾,不能兩邊都踏行。旅人的我,佇立良久,遠眺其中的一條,直到山路消失在灌木叢中。多年以後,在某處,我會輕輕嘆息說:我選擇了較少人跡的一條,使得一切多麼地不同。」
當年葉金川受到老師許子秋「認真做事」的人格特質影響,選擇了一條足跡較少的道路前行,而使得他的人生風景果然與眾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