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來，當楊憲宏在汙染地間，作田野訪問工作時，一直有一種蒐集「別人悲歌」的感受。

從水銀、廢水汙染的日本九州水梪W，到此地從焚燒廢電纜、金屬塊，導致「土地褐黑，金屬氧化物塵粉四處堆積」的灣裡；從惡臭的淡水河、基隆河，到排放廢氣、汙水的李長榮化工廠；還有受重金屬鎘汙染的桃園縣大潭村；以及擁有連綿廠房、巨形煙囪的高雄市……，一曲曲令人憂傷的小唱結集成書，他發現這些已經不再是「別人的悲歌」，而是同住在這塊土地上，眾人共同的命運組曲。

悲歌來自深情。

楊憲宏以自然科學碩士的背景，從事新聞工作、報導環境問題的歷程，旁人看來曲折，在他自己則有一段心路。他說：「我經常孤獨地思考一些身旁所見的悲歡故事，想著到底是什麼原因，讓世界變成今天的怪模樣。」最後他選擇了環境問題作為長期觀察的指標，「一方面是取所學之便，當然也因為這是一個需要做歷史見證的課題，我要把這個時代的事記錄下來。」

報導一篇篇地發表了，他也因此得到金鼎獎及吳三連文藝獎。而在得獎的短暫歡樂之後，楊憲宏看到的是前面的漫漫長路。從事七年新聞工作，他的疑惑隨之加深。

「新聞報導強調民眾有知的權利，面對似潮湧至的事件，每個事件背後都隱藏著錯綜複雜的歷史性因素、自然因素。汙染毒物本身也具有艱深毒理、玄奧的致毒機轉」，楊憲宏說：「從現場回來，翻遍成堆的資料，再三回想學者專家對話，不禁感慨，民眾需要知道這麼多嗎？能夠理解這麼多嗎？如果把每一件事的來龍去脈仔細交待的話，其中艱深程度，連學有專長的人都未必能充分理解；我們又怎能希望大眾在兩、三篇報導中洞悉所有，並且知道該怎麼做？」

「倒不是急著想立刻解決問題」，他解釋說：「我想，報導如果能對人群有益的話，應該是刺激這個社會，去面對無法逃避的問題。」

報導台中縣大里鄉對抗「三晃農藥廠」事件時，他寫道：「大里鄉的汙染畢竟較具煽動性——農藥味，而其他地區嚴重的汙染都未必個個像農藥那麼惡性彰顯。『汙染』兩字給一般人一種黑黑髒髒的刻板印象。好像非黑、非髒、非臭，就不是汙染。」

汙染有時是很「乾淨」的。

桃園縣觀音鄉大潭村，一家製造塑膠原料的廠家——高銀化工廠，所排放的含重金屬鎘廢水，多年來順著灌溉水道傾洩，使整個下游區域所種的水稻、蔬菜與地下水，都受到高濃度鎘汙染。

鎘汙染是無色、無味、無臭的。也因為鎘是如此「沈默」而且「乾淨」，大潭村人受到這種惡性程度不輸農藥的重金屬毒害，卻沒有大里鄉人的運動——成立公害防治會。

屏東縣核三廠失火事件發生後，楊憲宏引證美國德州大學環境科學教授對印度波帕爾事件的結論：「真正導致波帕爾事件的原因是『盲目的技術轉移』。」

「台灣也是這樣嗎？核三廠事件之後，我們似乎看見這樣的陰影，一切都要等奇異公司來調查、化驗、報告，廿年來核能科技轉移，莫非到頭來還是『盲目』結尾？」

無論是現場採訪調查，或燈下執筆為文，楊憲宏直接必須「面對」的問題則是「情緒」。在現場，他不斷提醒自己：「我是來採訪的，不是來陪人傷心的」，在燈下他又服膺已故編輯劉復興的名言：「把現場帶回來。」

即使勉力做到報導的「理性」，讀者仍可隱約體會作者「同情」的立場。

一名年過七十的老人，哭訴他得病，腹水膨脹如鼓、疼痛若絞的兒子，在家等死的慘境。他無法證明兒子的病，是來自鎘的影響，但兒子實在病得太過離奇了。

「一生沒讀過書、目不識丁的老人，在走向人生終點之前，竟必須面對像『鎘』這樣繁複的化學問題，他也許不會寫自己的名字，但今後他看見鎘這個字，卻決計不會不識的。」

在報導台灣南部溪流受水銀汙染時，他為這些傍川而居的民眾嘆道：「汙染就是窮人的宿命、惡夢嗎？是不是有些人天生註定做公害的犧牲者呢？」

談及報導的主、客觀標準如何拿捏，楊憲宏率直地表示：「我不客觀。」他認為客觀是一種「境界」，而只有透過主觀，較能掌握對事件的穿透性。

他表示，從一開始選擇題目，客觀、主觀就很難畫分清楚，不如先選擇立場。而楊憲宏通常的選擇，是站在「弱者」一方，「因為強者已經有很多講話機會了」，他說。

當然，事先選擇立場，並不表示完全同意這一方的說法，必須不斷修正方向，不斷反省，希望最後能達到客觀的「境界」。

如果我們把新聞報導的客觀，定義成「讓每一方都有公平的機會說話」，楊憲宏認為這種客觀有時候脫不了「強權的邏輯」。

「我們知道大企業做了一件壞事，而仍然讓他有相同的版面講話」，他說，大企業已經「講」了那麼多年的話，而抗議的人可能這輩子只講過一次話，這叫公平嗎？

「作為一名新聞工作者，就常常處於這種矛盾中」，楊憲宏無奈地表示，「新聞工作最難的一點就是永遠面臨選擇題的考驗，而且每個選擇都『必須』是對的。」

一連串對自己、對新聞、對環境的種種問題，逼使他重新思考整個環境運動到底存著什麼樣的難題？

「……政府決心、能力有限，企業投機無誠意，民眾無聲無力，這是典型的第三世界國家問題。」他在「一個記者對環境生態的省思」媦g道：「這時候唯一的補救是，有沒足夠的知識分子，來刺激批判這個體系，讓政府、企業都飽受壓力，讓民眾有了遵循的管道，持續表達不滿之聲。」

所以，他也指出，當前社會環境運動所遭遇的最大瓶頸是：在各社會角落裡，都已經有為追求好環境而運動的聲音在成長，而過去幾年鼓吹環境意識的知識分子，卻還拿不出一套「再來怎麼辦？」的實際建議，能讓這些覺醒者有可追尋的途徑。

「怎樣在這些游離的知識力量，與民眾呼聲之間架接橋樑，為生態困境注入更具審視、針刺問題的腦力，才是現今最迫切的問題」，楊憲宏提出他的看法。

「受傷的土地」和「走過傷心地」，大約正可以代表作者透過對環境問題每一個切面的觀察，所提供的一份「腦力」。

楊憲宏同時強調，表面上這二本書談論的純粹是環境公害問題，實際上，根本還是在談文化問題。

「公元二千年我們要怎麼活？」這是每個人必須要問自己的問題。楊憲宏指出，今天的社會是一個逐漸下沉的庸俗體系，如果不去面對它，那麼十年、五十年後，生活在此的人面對的將是一個更艱難的局面。

臨到困境，我們不得不面對問題。而在面對問題的同時，楊憲宏在書中提醒道：環境、生態問題並不是那麼深奧，絕對不致深奧到一般人無法參與。因為環境、生態問題並不是只有技術觀點而已。

他說：「在這專業知識擴張速度驚人的時代，的確產生了許多只有專家才懂的學問，這也造成幾年來我們社會一再有『信任專家』的說法。

「這種信任專家的氣氛，過度擴張之後，一般人原來所擁有的判斷本能、考察能力，都因疏於使用、懶於運用而趨疲。」

所以他認為，現在不是信任專家的時代，而是「專家對抗專家的時代」，否則將無法有機會瞭解技術獨裁的本質。

為什麼不去親眼看看自己最關心的環境、生態地點呢？在選擇關心焦點時，為什麼不從自己每天的生活裡、身邊感受到的問題，去找尋呢？

關心生活環境，其實是不要什麼特別的資格。能夠竭自己能力去想、去看的人，便是「環境行動家」。

「這也是今天我們社會最缺乏的」，楊憲宏說。

金恆煒，浙江省瑞安縣人，輔仁大學歷史系畢業。曾任中國時報副刊主編，現任當代雜誌總編輯。由於環境生態問題與社會、經濟、文化皆有關，所以我們請到金恆煒先生來談他對這二本書的看法。

問：楊憲宏所著的「走過傷心地」曾獲吳三連報導文學獎，其中的文章也被坊間書籍列入年度文選，您認為他的文章得獎，意義何在？

答：我想得獎的意義，表示我們的社會對環境生態問題愈來愈重視。

但我個人認為，報導文學作為一種文類是不能成立的，幾乎沒有人能為報導文學下一個定義。一種文類如果沒有一個清楚的定義，絕對無法存在。

有人認為史記就是一種報導文學，但是史記有完整的體例，分為世家、本紀、列傳、書、表，屬於二十五史，漢書的體例就是沿襲史記。司馬遷確實到過各地考察地形，也引用別人的話，但這是歷史學家運用的基本方法，和記者採訪報導不同。因為歷史學家必須看過所有文獻，而所謂文，就是文字，獻就是遺老。史記媢B用嚴密的史學方法，微言大義都有詳細定位，所以它是報導文學的說法絕不能成立。

問：楊憲宏先生對報導文學也有意見，他在書中曾說：「我看過許多報導寫作者，他們選擇了社會幽怨的一面，努力一擊成名之後，問題仍是問題，所成就的只有他們自己的功名。」他曾經懷疑報導文學是否已成了文學工作者踏血前行的墊腳石？您的看法如何？

答：報導文學成為一種時髦名詞後，所有的人都認為自己的作品就是報導文學，在這種情形下，就變成一種風潮。

當然，風潮並不一定就是錯的，但是如果能跳出來，從不同的角度思考這種風潮。得出來的結果，和完全投入洪流，不自覺地被帶著走，就是二種不同的層次。

問：您覺得楊憲宏的這兩本書，最大的特色在那？

答：首先我想說明的是，基本上我認為台灣的新聞從業人員，專業理念都比較弱，沒有受過專業訓練。譬如跑電影、藝術新聞的記者沒有這方面的專業知識，同樣的，跑生態環境新聞的記者沒有受過專業訓練。而從楊憲宏的背景資料，我們可以看出他是少數受過專業訓練的專業記者，這二本書就是專業記者呈現出來的成果，我想這一點相當難能可貴。

一般報社的記者，只要文字好，不管學什麼，都可以跑電影、藝術新聞。從一無所知開始，靠著經驗累積成為這方面很重要的評斷人物，但是如果沒有受過專業訓練，寫出來的只是經驗、感想，能夠寫新聞，絕對沒有辦法寫評論。

以紐約時報的樂評家來說，他們是音樂家，都可上舞台表演，但是他們一旦進入音樂評論的行業，就放棄演奏，專心寫樂評，這樣的人才有資格寫評論。

我們知道西方很多新聞從業人員都有很高的學養，例如法國的雷蒙．阿宏（Raymond Aron），他是法蘭西學院的院士、巴黎大學教授，一般人都稱他為大學教授中的新聞記者。他能夠跟思想家作正面辯論，我們希望台灣的新聞記者能朝這方面努力。

我想楊憲宏有資格成為這樣的記者，一方面他有敏銳的新聞感；另一方面他受過嚴格的訓練。從他的文章中也可以看出他寫文章有相當技巧，能夠很快地掌握新聞事件的重心，抽絲剝繭地來看問題。

問：您談到楊憲宏寫作技巧問題，楊憲宏曾經承認他不「客觀」，事先就選擇立場，您認為會不會妨害對事件的判斷力？

答：我想新聞記者有很多種，有一種記者就是主觀的。我記得義大利有位女記者，活躍於國際新聞界，她能夠同時以義大利文、法文、英文採訪，她曾經說過，看她的訪問，就是看她的主觀。

主觀、客觀是很難分清楚的，報導呈現出來的也就是一個「選擇」問題。

我覺得有沒有立場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看問題是不是夠深刻、能不能把問題底層挖出來。

問：楊憲宏的文章中或多或少表現出他對台灣地區今天環境生態問題「悲觀」、「無力」的一面。請問你對這個問題是不是也那麼悲觀？

答：我住在這塊土地上，對此地的環境生態問題當然很關心。今天的問題也相當嚴重，而且並沒有能夠解決問題的專家。

以前我在做生態專輯時，就發現垃圾問題嚴重，但是找不到垃圾專家，這就很值得深思了。

我想我不像楊憲宏那麼悲觀，原因是大眾都已經察覺到環境是一個嚴重問題，例如杜邦事件，民眾自動站出來對抗，保衛自己的環境。

但社會上好像很容易把任何事件都變成fashion。基本上，我認為環境問題似乎已經變成時髦事件，很多人認為不談環境就不夠時髦。這可以從選舉時的政見、雜誌上的報導看出來。果真如此，可能我們並不是真的在面對環境問題，這是我比較擔心的一點。

問：楊憲宏在書中曾提到，他認為社會中，政府、企業、知識分子、民眾共組而成的體系，應該是互助互動的有機體，但是，有時反而成為互相抗阻的絆腳物，您覺得這些有機體是否都發揮了它們的功能？

答：楊憲宏認為當體系愈來愈不運轉時，就更需要知識分子的推動。我想知識分子在一個社會的重要性是不容忽視的，但是社會上有沒有知識分子的聲音，還是要看這社會。如果這個社會長時期不讓知識分子說話，有一天需要他們的聲音時，可能就像患了「失聲症」一樣，說不出話來了。

我們應該允許知識分子說錯話，讓他們有說話的習慣。我想由社會上這幾年的情形來看，是比較樂觀的，很多學者都已經公開站出來說話。贊不贊成他們的意見是一回事，但是願意出來說話的事實，可以看出知識分子的潛力。

當然，體系運不運轉，政府是一個很大的因素，但是民眾也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

所以最近社會上發生的很多事件，民眾走上街頭，其實我們應該視為平常，對社會安定並不會構成威脅。

民間的力量很重要，可以監督、刺激、甚至壓迫政府。傳播媒體也是一種重要的影響力，如果一個社會中的電影、藝術、文化都有聲音，那力量就很大。

這兩年新電影的發展就非常可喜，因為以前的電影並不好。我認為有什麼樣的人文環境就有怎樣的電影文化，但是如果有一個人能突破閉鎖的人文環境，那麼整個社會就能往前走。只要藝術、文化達到一定水準，別人就一定要重視，因為這是全人類文化的公器。

所以一本好的小說、一部好的電影，尤其是一部好電影，能突破語言障礙，就是最好的宣傳。所以民間的力量真是不可忽視。

問：你對楊憲宏的書有無任何批評的意見？

答：楊憲宏在書中也說過，環境生態問題並不是只有技術觀點。但是現在還沒有穿越技術層面，從一個較高層次來看問題。事實上生態問題和人文思想有千絲萬縷的關係，我們也期待有這樣的觀點出現，有人從事這方面的研究。

楊憲宏的書是公害現場的觀察筆記，所以還沒有深入至人文角度，如果要說他的書有何缺失，或許是要達到的目的尚未達到。

〔圖片說明〕

P.50

出版社：圓神出版社

出版時間：七十四年八月、七十六年元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