驀然回首談挑戰

社會學者蕭新煌形容東方發展成現代社會的過程，像沖泡「三合一」的咖啡包。

因為東方轉型與發展的時間短，成就與挫折同時湧到；不似西方資本主義歷經一、二百年的發展，先享受了成果，問題才慢慢發生，像煮咖啡，有很清楚的沖泡過程。

腳步愈大、成長愈快的東方國家，面臨的挑戰因而也愈大；成就與問題就好比速泡咖啡包中的糖、奶精和咖啡，甜的苦的混在一起，分也分不開，開水又急又快地沖下，聞到香味時，也燙了手。

中華民國正是亞洲發展最快的國家之一。

環境汙染是成長太快，帶來的問題之一，圖為在屏東沿海養殖，造成地層下陷，而遭取締的業者。（鄭元慶）

成為典範之後……

卅多年來，中華民國在一個面積只有三萬六千平方公里、資源又不豐的島上，勤奮努力的結果，贏得了「開發中國家典範」的美譽。國民所得在今年底將達五千美元，擁有的外匯存底超過六百億美元、排名世界第二。一位韓國商人說出他對中華民國的印象：「你們很有錢。」

除了經濟上的成就，社會方面，我們有「勞動基準法」保障勞工權益，有僅次於日本、全世界倒數第二的貧富差距率；政治上，七月十五日政府宣佈解嚴，也即將開放國民到大陸探親；文化建設來說，各縣市文化中心早已次第落成，國家劇院與音樂廳也在今年十月啟用；教育上，九年國教行之有年，優秀的「腦力」更是吸引高科技來投資的要件……。

在與西方文化接觸時，我們如何調適與取捨？（鄭元慶）

挑戰接踵而至

但國內的批評、檢討聲不絕於耳，焦躁、不滿的情緒也隨處可見。當年放著鞭炮歡迎工業界去設廠的人，如今舉起標語，抗議工廠廢水帶來的汙染；美崙美奐的文化中心難有水準相當的表演活動相匹配；每回民意代表選舉都進行得轟轟烈烈，大多數選民卻不知道民代究竟為他們做了什麼……。

「主要原因是台灣變得太快了，成長得太快了」，一位社會學家說：「所以我們不但有如何再經濟成長、厲行民主，以列入先進之林的開發中國家挑戰；也面臨防治汙染等已開發國家的難題。」

難題之一，是怎樣在民主根基不夠厚實的土地上，植出真正民主的花朵；如何避免「泛政治」就是一大挑戰。

根據立法委員趙少康（圖中著西裝者）所做的調查，有百分之六十的人，不知道他們選出的民意代表平時為他們做些什麼事。

要民主，也要法治

「民主的另一面，就是法治；」台灣大學法律系一位教授說：「政府必須先守法；民眾不守法就該取締，以維持法律尊嚴；不要以政治理由干擾、傷害法律。」

例如，「民進黨」在街頭遊行抗議，政府擔心引起激烈的衝突，曾規定前去維持治安的警察「打不還手，罵不還口」；一般民眾走上街頭，表達意見時，政府也多採容忍的態度。但「這種行為往往有『示範作用』」，中央研究院民族所研究員瞿海源說。

有些民眾於是產生錯覺，以為只要遊行示威，政府就「怕」了，權益受損不透過正常的訴願、陳情管道，反而熱中街頭抗議，甚或以此要求不合法的權利。此外，警察取締違法行為，也有群眾不服從。

最近高屏地區沿海養殖業漁民違法挖建魚塭，造成地層下陷，危害當地居民生命安全，警察依法前去取締、拆除，漁民卻與之僵持，有位女警還被推入魚塭。

「政治是意識之爭，在我國民主架構未臻成熟之前，政府對不同政治主張的人採寬容態度；但這只是過渡階段的做法，也不應適用一般違法行為」，一位政治學者指出：「今天被談論最多的公權力喪失、法治不被尊重等問題，這種把什麼事都當政治事件處理的『泛政治』態度必須負一部分責任。」

歷史感薄弱，使年輕的一代有如站在徬徨的十字路口。

不自覺的落差

急速變遷帶來的的另一個問題是，雖然大家穿起西裝、也習慣吃西餐、用現代科技設備，卻仍有不少想法和觀念，無法像「硬體」及時轉換。台灣大學心理系教授楊國樞將這種現象稱為「文化落差」。

例如在以現代企管理念經營的公司裡，一切要算成本、講效率，對表現不佳的員工，老闆應可採取「美國式管理」——解雇；但中國傳統農業社會的雇傭關係，長工是「終身職」，除非犯了大錯，否則主人不會輕易將他辭退。

傳統文化的背景、外來文化的衝擊，在未能發展出一套成熟的「中國式管理」前，職員被辭退時，往往心存憤恨，甚至還發生向雇主尋仇的事。

中央研究院資訊科學研究所所長李家同舉的例子，也足以說明這種落差現象。

國內的大學教職常被視為「鐵飯碗」，因為無論教學、研究成績如何，也不用擔心第二年接不到聘書。「去年諾貝爾物理獎得主李遠哲回國時，大家都說加大柏克萊分校對他多好，給他最優渥的環境與支持；卻沒有人提到柏克萊開除過多少教授」，李家同說，那是美國大學敦促教授進步、提高學校學術水準的方法。

多舉辦大家都可以參與的藝術活動，在活動中發抒情感，完成自我，社會也將更詳和。（鄭元慶）

府會一家？

「文化落差」現象也常出現在人們不知不覺中。來自西方的民主政治，以民意機構和行政單位相制衡，國內卻不時有人以「家和萬事興」的古訓來看這兩個單位。常有傳播媒體形容議會與政府間關係融洽是「府會一家」；若以民主政治的眼光來看，府會本不能，也不應是「一家」。

除心理、觀念上的「文化落差」，文化本身也有「文化落差」；在與西方文化接觸時，有不知如何調合與取捨的困擾。

例如建築界一方面引進國內並無背景的西方建築，野心勃勃地設計出東西合併的建築物，卻往往因對東、西兩方的瞭解都不夠，未見其利，反見處處敗筆。

放慢成長腳步，扎穩根基，才能更上層樓。（鄭元慶）

歷史感薄弱

許多中國有名的建築，如蘇州庭園，在台灣生長的一代往往只有從書本中得到概念；「加上大陸資訊來源有限，也使我們離中國更遠，沒有自己的東西，在面對日本、歐美等文化時就缺乏自信，想不接受都難」，美國夏威夷大學博士黃瑞祥說。

與大陸隔離是一件無奈的事；「但我們雖身在台灣，過去台灣本身的文化也未受重視；加上從小只被教了一個廣泛、抽象的大陸概念」，蕭新煌形容在台灣出生的一代，過去接受的幾乎只是一個「華僑文化」。

「台灣出生的一代由於歷史的斷層，精神找不到根！」美國世界日報總社副社長張作錦在一篇名為「為方勵之『坐監惜別』」的文章中，稱此為「沒有歷史感的一代」。

沒有歷史感，缺乏對所做所為在時間、空間上所佔意義的體認，變得視野狹隘，只追求立即的成果。工商界如此，連最應超乎現實、功利的學術研究也偏重實用性。

缺乏良好的「研究社區」

在中國時報舉辦的一次「認識學術研究的價值」座談會中，多位學者就提到，非任務導向的研究，成果固然不是一時可見，卻是國力的儲存庫。

像今天社會變遷如此快，亟需大量的學術研究做為決策的參考，但過去我們忙著發展經濟與科技，社會科學未受到鼓勵，一直「沒有形成良好的『研究社區』」，瞿海源說。行政院研究考核委員會主任委員魏鏞也曾說過，若把台灣的行為科學研究比做一張地圖，有很多領域都是空白的。

例如，今天街頭的社會運動頻繁，但有關的研究極少。

於是當有事情發生，只好用西方的架構來分析，這也成為瞿海源筆下，「社會噪音」——對解決問題沒有幫助，不過多提出了一個讓大眾迷惑的意見——形成的原因之一。

風一吹，就感冒

如果把自然科學的研究也比做一張地圖，佔經濟總產值比例逐漸降低的農業，也是空白較多的部分。

而且，「過去農業的研究偏重水稻，其它農產品的研究非常少」，台灣大學農業推廣系教授江榮吉頗為無奈地提到，這也是農政單位鼓勵民間轉作，卻總是效果不彰的主因之一——沒有品質高、產量豐、抗病性強的種子，沒有耕作技術可傳遞、沒有農機可使用；農民投入的心力要比種水稻多，獲利卻減少，自然不願轉作。

被視為全世界最有活力的我國中小企業，也面臨根基不夠紮實的挑戰。中央大學產業經濟研究所教授朱雲鵬認為，中小企業只想到快接訂單、快埋頭做、快賺錢、快接第二批訂單……；而沒有投入研究，開發出自己獨特的產品，因此當工資比我們便宜的印尼、泰國、大陸發展相同的產業、當新台幣升值、當經濟一不景氣……，就承受不了。「風一吹，就感冒」，他形容。

民主的體質也有待加強。例如，鼓勵民眾透過社團，進行小型的民主活動；或像美國一樣，從小學開始，選舉班長就按登記競選、發表意見等程序進行，從小培養民主的素養——不只會投票，更重要的是尊重少數、服從多數的民主精神。

立法委員趙少康做過的一項調查也發現，百分之六十以上的選民，不知道他們選出來的民意代表，平時在為他們做些什麼事，在議會中說些什麼話；相對的，民意代表也以關說、陳情等與選民最直接面對的方法爭取選票。

誰是牟宗三？

沒有長遠眼光、追求短期利益帶來的具體影響，是現實功利思想瀰漫。名利幾乎成為人們追逐的唯一目標，也是一個人成敗的指標。

淡江大學中文系系主任龔鵬程曾為文感嘆，他有位朋友某次在車上遇見一位大學中文系教授，當他對這位教授提到哲學大師牟宗三時，這位教授卻問「牟宗三是誰？」；社會上只一窩蜂要以王永慶為楷模。

但在名、利的角逐賽中，追求不到的永遠是多數。未能功成名就的往往不知如何肯定自己，變得焦躁、不滿足；即使物質生活不斷改善，但人類慾望無窮，永遠比上不足。

「生命最大的危機，莫過於賺了很多錢，卻不開心」，台大中文系教授柯慶明一矢中的。

名利二字，無論在任何時代、任何國家、任何社會都有人追逐，重要的是除此之外，還應有其他判斷價值的標準、肯定存在的信念。遠見雜誌總編輯王力行舉她在日本汽車廠見到的裝配員為例，他們每天重複相同的動作，卻能心平氣和、面帶笑容、不覺枯躁，因為他們肯定：坐車人的生命安危在我手裡。

藝術文化，是另一個精神寄託。

富之後，如何好禮？

政府在經濟建設有成之後，已開始加強文化建設，希望成就一個富而好禮的社會。因此文建會在民國七十年成立，各縣市文化中心從民國七十年起陸續落成，國家劇院與音樂廳也開幕在即；「從無到有，已很不錯」，國家劇院秘書兼研究員侯啟平說。

但當硬體——落成之時，也同時發現軟體不夠豐富——藝術管理人才和藝術表演團體的缺乏。而當民間藝術中心，不斷從國外請來芭蕾舞團、交響樂團……時，觀眾也總是那固定的少數人。

「欣賞精緻藝術的能力，需要長時間培養，至於去參與更不是人人都有足夠條件；我們對藝術的界定應更加寬廣，芭蕾舞是藝術，民間子弟戲是藝術，年輕人跳Disco，肢體有動感、活力，也是藝術」，柯慶明說。

他強調：「藝術是要讓人去親近、參與的，不只是去看畫，然後稱讚它偉大，而是自己拿起筆來畫，塗鴨也罷，重要的是在過程中，畫者覺得完成了自我，發抒了情感，平靜了心靈。」

歷史的分水嶺

人類的一切努力，都是為了使人活得更好、更愉快、更有尊嚴——所以要民主，就是讓眾人之事的處理符合多數人的意願；所以要有醫療，是讓人少受病苦；所以要有藝術，是讓人得到恬靜安詳……。

當人們吃不飽、穿不暖的時候，吃飽穿暖、生存下去，是第一要務；而當物質富裕之後，再回頭審視發展過程所付的代價，和未來要走的路，當有不同感受。

於是，行政院俞國華院長說：「寧可經濟成長減緩，也要維護環境、生態。」

於是，政府宣佈解嚴、開放新黨成立，也將准許民眾赴大陸探親、新報紙創刊。

於是，台南首席檢察官翟宗泉高聲疾呼要維護公權力。

於是，許多事被提出來討論——也有賴教育和經濟的發展，培養了具相當知識水準的中產階級，和勇於發言的學者、專家——好像問題多了，事實上是開始談了，開始有餘力顧及了，也開始設法解決了。

中華民國正站在歷史的分水嶺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