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攻打伊拉克，進入終戰，相關的出版品也從點擴大成面，敘述海珊從一介平民竄升為伊拉克領導人的《一個人的抵抗》，擺在書店顯眼的平台上；不想從不斷變化的新聞事件中看到野蠻與荒誕，不想成為被主流媒體隱藏價值所俘虜的讀者，也可以在書店找到《遮蔽的伊斯蘭》、《新戰爭》、《戰之華──美國帝國主義大戰略》等書，從歷史、文化、宗教、種族等層面瞭解這場戰爭的源起。

華人世界也許正有不少人為香港巨星張國榮的殞落感傷，在為他哀悼之餘，不妨看看《難以承受的告別》、《晚安，憂鬱》、《與無常相處》等書，除了正視這個悲傷的結局外，也檢視一下自己或身旁的親朋好友是否也陷入同樣的困境；如果你還想瞭解人世間的生離死別，也可以閱讀關於「生死學」的書。

選擇一個最舒適的姿勢看書，或倚窗前或坐地上，享受一段知識的饗宴。台灣出版業具有「家數多、規模小」的特性，因此競爭激烈。

排名第二的出版大國

不管你因什麼情境、什麼理由，需要什麼書，只要走一趟書店，很快就可以找到符合需求的答案。書是可以帶我們到遠方的舟楫，也是個人進行心靈探索的最佳伴侶。生活在台灣的讀者，確實該感到幸福，因為攤開全世界的出版產業地圖，在平均人口與新書比例上，台灣是全世界排名第二的出版大國，只落在英國之後。

一般來說，經濟越繁榮，文明越先進的國家，每年出版的新書就越多。每年，法國與義大利有五萬種、日本有六萬種新書上架，人口二億多的美國一年出版八萬種新書；人口比台灣多兩倍的英國，一年出版的新書更高達十二萬種，出書量穩居世界第一。

新書量是一個社會的文化指標，但以台灣的市場規模來說，每年出版四萬種新書，究竟是文化奇蹟，還是社會災難？卻有各種不同的解讀。而在不景氣聲中，出版社起起落落，不斷洗牌，新書又為何不減反增？

根據國家圖書館國際標準書號中心統計，民國八十九年，台灣出版的新書有三萬八千多本；九十年突破四萬本，去年增加到四萬三千多本。

「每年四萬多種書，塞爆了書店，消耗了資源，珠玉、土石挾泥沙以俱下，讀者既無從全覽，社會也無從吸收；業界、讀者、社會、森林，簡直是四輸的局面，」持「災難理論」的貓頭鷹出版社副總編輯陳穎青，在個人電子報《出版業參考消息》中說。

「從今年台北國際書展就可以看出出版社的庫存壓力很大，大家都在清倉，有點扭曲書展的意義，」以專門出版自然圖鑑打響名號的大樹出版社總編輯張蕙芬說。

與過去相較，如今工商業發達，言論尺度放寬，外加出版成本低廉，今天出書的門檻很低，「新書確實太多了，任何人都可以出書。新書太多會造成自己出版的書自相殘殺，賣不好立刻下架，有些書的壽命甚至比一個月的雜誌還短，」時報文化出版公司總編輯林馨琴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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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苦多，辰光苦少

新書過多產生的排擠效應確實早已出現。「以前新書至少都有亮相機會。在書店放個三、兩周，銷路不好，才悉數退回，如今慘到根本見不了世面。這是一種供需失調，市場飽和且供過於求，」爾雅出版社負責人隱地在紀錄出版人心情的《二○○二隱地》一書中說。為此，去年出版二百五十多種書的時報文化，今年也將減少百分之二十的出書量。

問題是，如果因為社會無法消耗新書、書店無法容納所有書籍，就要求減少新書出版，真是明智之舉？

「出版量不是問題，重疊性太高才是問題，」天下文化行銷企劃部副理林彥傑說，以旅遊書來說，介紹日本東京的書多到難以計數，但讀者可能只會買一本。

不少人同意，當台灣的出版業越來越放眼全球後，新書只會越多，不會越少。因此，出版社該想的是，如何讓每一種書都找到想要讀的讀者。然而，讀者在哪裡？他們喜歡什麼？閱讀口味又如何？

三月底，圖書出版事業協會理事長林榮川在慶祝出版節的記者會上說，大陸熱造成讀書人口發生結構性變化，估計流向大陸的台商有五十萬人，這群青壯族正是閱讀的主力群，如果一年購書的預算是五千元，出版業就損失了二十五億元。

二○○一年七月「網路與書」雜誌發表「台灣都會區閱讀習慣調查報告」。調查顯示，在台北、台中和高雄三大都會區裡，一個月內一本書也不讀的人接近四成（百分之三十七•七）。讀書的人口中，平均每天閱讀的時間是一•九小時，少於每天看電視的二•八五小時。調查也指出，減少讀書時間的原因主要是「太忙了」（百分之六十四）。

但如果閱讀人口真的減少，為何市場一年還能養活四萬多本新書？因此有人並不同意閱讀人口減少的說法。

「國內受教育人口一直持續增加，買書人口並沒有減少，因為出版業的整體營業額並沒有大幅滑落，」常在網上與出版同好交換意見的遠流博識網顧問林皎宏說，讀者沒有流失，而是被稀釋了。以小說為例，以前沒有那麼多類型，現在有武俠、偵探、推理、奇幻等，不同類型的小說自然吸引了不同的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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繽紛多元的文學花園

有趣的是，當藝文人士三不五時抱怨「閱讀文學的人口減少了」，甚至傳出「文學已死」的悲觀論調時，「網路與書」的調查卻顯示，都會區讀者的閱讀範圍集中在文學（百分之十六）、休閒（百分之十五）、投資理財（百分之十三）、勵志與傳記（百分之十）、電腦資訊（百分之九•六）等五類。文學竟是受訪讀者的第一選擇。

「文學書還是最親近大眾，很多人在看，很多人在寫，只是現在分食者眾，每本書的銷量都變小了，」天下文化行銷企劃部副理林彥傑說。

走一趟書店，可以看到暢銷作家幾米、吳若權、吳淡如的新作，日本作家村上春樹的長篇小說《海邊的卡夫卡》和舊作《挪威的森林》一起擺在平台上；台灣知名作家的舊作也換了封面重新登場，林懷民的《蟬》、張大春的《四喜憂國》、朱天心的《古都》、白先勇的《孽子》等，文學書仍佔據書店相當空間。

在文學書籍風光一時的七十年代，爾雅、九歌等「文學五小」曾經集寵愛於一身，但隨著時代變遷，昔日的文學寵兒逐漸退潮，遭後浪追趕。

但今年年初金石堂書店公布去年十大出版新聞，其中一則「出版界重新洗牌，要角換跑道，新星竄起」，卻彷彿證實著文學的不敗地位。

仔細探究，去年原任貓頭鷹出版社發行人郭重興成立「共和國文化」，旗下有木馬、左岸、遠足、西遊記等出版社。作家兼資深出版人陳雨航從開疆闢土的「麥田」轉戰「一方」、詩人焦桐創立「二魚文化」、作家羅智成創立「閱讀地球」、初安民執掌「印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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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信讀者喚不回

這些深具文人性格的出版人，換了跑道後，不約而同地將出版主調定在文學上。例如，二魚文化開闢了「文學花園」系列，一口氣出版莊伯和《廁所曼陀羅》、大陸作家劉心武《藤蘿花餅》、陳玉慧在歐洲的旅行心情《巴伐利亞的藍光》等書。一方出版社的創業作是大陸女作家王安憶的《上種紅菱下種藕》，接著又推出邀請美國加州大學比較文學博士鄭樹森籌畫經年的「世紀文學」叢書，第一輯出版「百年女作家」吳爾芙的文集。

這些資深文人在景氣的谷底下海，不免讓人為他們的勇氣捏一把冷汗。深具詩人風格的羅智成在創業記者會上強調，「做出版是想在文化倒退的野蠻時代，找到一群可以互相取暖的愛書人。」他引用資深出版人、大塊文化發行人郝明義的話：「出版是累積的事業，某類書出版時間長久，自然會累積出一個社群。」

羅智成指出，女作家夏宇的現代詩集在書店一年賣出一萬本，給他很大啟示，讓他深信好書就能找到讀者。他相信出版人和愛書人可以超越業者和消費者的關係，成為一個有共同理想和喜好的文化社群。

文學書籍的出版在台灣有悠久歷史，而現在領域更寬闊，也造就了成熟的閱讀市場。

「成熟的市場，讀者是幸福的，因為選擇很多，」一方出版社發行人陳雨航說，類型的多元化也逐漸改變文學的定義，除了詩集、小說，還有運動文學、旅遊文學；世界那麼大、書那麼多，現在幾乎很難找到沒有人投入的新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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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越多，「中獎」機率越大？

不過，當社會越開放、教育更普及、書籍更多樣，也意味著出版市場競爭更激烈，業者不得不推陳出新，許多書也成了朝生暮死的「商品」。

近兩年由於景氣低迷，書店退書退得兇，但新書卻越出越多。有人形容出版業這種現象就像在買樂透，因為買樂透的人都知道，買越多張，中獎率越高，出版業硬著頭皮撐，也就是希望能撐到一本像《哈利波特》或《魔戒》那樣的狂銷書，一把就翻身。

台灣「家數多、規模不大」的出版特性，使得出版社必須靠多出書讓讀者知道他們的「存在」。激烈競爭之下，出版自然而然流於通俗化、泡沫化，一些名不見經傳的網路新人、明星，可能文筆平平、內容貧血，都能名列「作家」。

雖然出版人未必認同出書是「賭運氣」，但拚命出書的出版界心裡明白，再怎麼譁眾取寵，暢銷書依然是「可遇不可求」。

「做暢銷書是一將功成萬骨枯，」遠流博識網顧問林皎宏說，暢銷書無法預測、無法製造，沒有人敢說自己可以做暢銷書，能賣到二十萬本以上的書，一年可能不到十本。

「像哈利波特這樣打破出版史上紀錄的書，一世紀可能也只有一本，」天下文化行銷企劃部副理林彥傑分析，以去年十月他們大力促銷《楊振寧傳》，當時還邀請這位華裔諾貝爾獎得主回台慶祝八十歲壽誕，新聞並登上報紙頭版，但銷售狀況不如預期，只有一萬五千多本，這類深具理想性、以及科普書籍確實很難登上排行榜；而最近的暢銷書、由美國企業領導人與企管大師合著的《執行力》，除了內容點出目前政府或企業描述太多願景、缺乏行動力的現況外，出版社也投注很多資源促銷，譬如上電視台「打書」，並辦了四場演講，邀請學者和企業負責人座談，賣力打知名度的結果，三個月內賣了十萬本。

陽光燦爛，書市也搬到街頭，吸引過往人潮的注意。

只要長銷，不要滯銷

暢銷書一本難求，滯銷書又氾濫倉庫，對於出版界拚命出書造成的「惡果」，爾雅出版社負責人隱地就指出，出版品不暢銷就滯銷，就像社會上只有富人與窮人，總是不太正常。於是有一些出版社就精打細算，慢工出細活，努力於開發細水長流的「長銷」書。

今年二月的台北國際書展，主辦單位邀請來自歐美、日本的獨立出版社負責人，他們以自身經驗強調，規模小不是問題，小出版社有更多自主空間去出版自己喜歡且擅長經營的書，創意、專業、品質，才是致勝關鍵。

在台灣，小而美的出版社不少，「大樹」就是一個典型，大樹出版的書多半也都是長銷書。

一九九三年成立的大樹出版社，十年只出版了五十多本書，平均一年出書四到六本，相較於中、大型出版社一年出書幾百本，速度確實慢了些。大樹出版社總編輯張蕙芬表示，「大樹」的訴求很清楚──作為人與自然的橋樑，是讀者走向戶外的自然圖鑑，因此從企劃主題、尋找作者、實地拍攝採訪、繪圖編輯，製作一本書的時間長達一年以上。以《台灣賞蟹情報》來說，書中採用的照片超過一千張，每張都「去背」，用電腦修片，花費很大成本與心力。

如何打造暢銷書？出版業沒有一個準則。但很多人都同意，《哈利波特》能狂銷全世界，絕對是一個特例。

我很小，可是很成功

由於講究紙張、印刷品質，因此大樹的書價平均達六百元，是市面上一般書籍的兩倍，雖然讀者常跟他們反映「太貴了」，但大樹還是以每本書可以長時間使用和品質比較好，來說服讀者多花點書錢。果然，皇天不負苦心人，大樹出版的《台灣賞樹情報》自一九九四年上市以來，已賣了七萬本；一九九七年出版的《台灣野花365天》，上下兩冊一千三百元，賣了四萬本，都名列長銷書。

從市場反應來看，「大樹」的經驗是──經營自己擅長的路線。張蕙芬說，大樹的翻譯書與本土自然系列，原本維持各一半的比例，後來發現「翻譯書一上市就被淹沒在書海中，因為同類型的書太多，市場難消化，也很難凸顯特色，反而是最弱的一環。」因此從去年開始調整路線，專心製作本土系列的書系。

除了本土自然系列，在這行色匆匆、忙碌倉皇的時代，讓身心靈自在安頓的心理書籍也是個深具開發潛力的領域。

「不要看別人那麼大，小公司就是一塊磚一塊磚砌起來的，」心靈工坊總編輯王桂花說，像他們這樣的小出版社並不擅於經營暢銷書，以現有的編輯人力，一個月出兩本書，才能好好照顧書的品質。

出版業出書多又快，讀者來不及消化，書店通路則因買氣欠佳而不得不進行「清倉大拍賣」。

是文化、也是商品

事實上，以出版業營運績效來說，「舊書對年度營業額貢獻越大，出版社就越穩固，」林皎宏解釋，當書成為商品，就有折舊率的問題。假設一本書第一年賣十萬本，第二年賣一萬本，第三年賣一千本；跟一本書第一年賣一萬本，第二年賣八千本，第三年還賣七千本，兩者做比較，老闆會希望哪種書多一些？當然是第二種。因為如果每年新書折舊率都這麼低的話，出版社的營運壓力會比較小。

至於如何讓折舊率不要太高，就看編輯的用心與書的品質。一般來說，教科書折舊率最低，一代新人換舊人，年年都有「新讀者」，只要老師繼續採用，都可細水長流。相形之下，暢銷書往往折舊率高，尤其是炒新聞、弊案或明星的話題書，一衝可衝到十幾萬本，但新聞熱度一過，可能一千本都賣不出去。

時報文化出版公司總編輯林馨琴也認為，出版社要長長久久，「不能期待一位超級巨星，而是努力在每條路線經營出一、兩位明星。」新的一年，時報就希望能將舊書與新書的營業額比例，恢復到以往六比四的狀況。

台灣出版業具有「家數多、規模小」的特性，因此競爭激烈。

閱讀重「營養均衡」

身在資訊爆炸的時代，如今全世界一年的出書量相當於過去幾千年的累積，很難不讓人發出「世界苦大，辰光苦少」的浩嘆。

大塊文化發行人郝明義曾為文指出，據統計，從西漢到清末，大約兩千年間所出版的書種，現存十五萬到十八萬種；從一九一二年到一九四九年，四十年間出版的書種，在十萬種左右。今天，華文世界一年出版的中文書種，至少在十三萬種以上。一位華文世界讀者所要面對的一年新書量，遠遠超過過去數十年累積的出版品。

「如果閱讀是給大腦的飲食，」郝明義認為，我們的閱讀習慣應逐步從有沒有書讀（有沒有得吃）、讀得好不好（吃得好不好），發展到均衡閱讀的階段（吃得均衡營養）。

而他認為閱讀的營養均衡，就在四類書中。第一種閱讀在於知識的需求，就像主食，如教科書、財經企管、學習電腦、語言等類的書；第二種是思想的需求，就像可補充蛋白質的高營養飲食，如深度文學、哲學、歷史、科學等；第三種是參考的需求，好比是幫助消化的蔬菜水果，如詞典、百科全書、地圖等；第四種閱讀在於休閒需求，就像甜點、零食，如漫畫、寫真、旅遊、休閒小說之類的書。

郝明義指出，每個人都該思考自己的閱讀習慣是否顧及到每一種閱讀需求。然而，不論從出版書種或讀者的閱讀習慣觀察，台灣社會對知識及休閑的閱讀需求與供給，佔有較高比重；對思想及參考類的閱讀需求與供給上，比例明顯偏低。

郝明義以「急性胃炎」形容台灣目前的出版現況：出書量太大，讓讀者和書店吃撐了，產生嚴重消化不良。他認為，台灣出版業只是一個十歲大的孩子，若能從讀者、出版者和經銷者三個關鍵聯合起來，調整出有關出版和閱讀的方法，出版環境就可以進入良性循環。

選擇一個最舒適的姿勢看書，或倚窗前或坐地上，享受一段知識的饗宴。台灣出版業具有「家數多、規模小」的特性，因此競爭激烈。

與書相偕同行

如果你要去孤島，被限制只能選擇五本書，你會帶哪五本書？

這是美學學者蔣勳在大學時和朋友常聊的話，直到現在，他仍不時在思索。類似蔣勳經歷過「禁書」年代的人，當時會產生特別強的興趣去牯嶺街尋找禁書閱讀。現在，在浩瀚書海中，也許我們也可以試著自問：「當閱讀不能自由選擇時，究竟什麼是我們願意恆久閱讀的書？」畢竟，慌亂中很難找到閱讀的路徑，沈靜才能找到自己喜歡的書，從而深化閱讀的觸角。

景氣歹歹，造成退書率居高不下。但為何書退得越多，新書量卻不減反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