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台灣的經濟發展會呈現「奇蹟式的」成就，並成為開發中國家的「楷模」或「特例」？隨著台灣躋身新興工業國行列，有關她的成就也成為新興的熱門話題。七○年代以降，這方面的討論便紛紛湧現，惟各家所提出的解釋不一，分別代表著不同的立場與觀點，大致可區分為「文化論」、「制度論」與「世界體系論」等三個陣營。

文化論者著眼於觀念與價值的積極作用，企圖尋求文化因素與經濟成長間的關聯。所謂「東亞四小龍」的說法，將中、韓、港、新四個地區的發展成就，歸因於共享共通的儒家文化，便是典型的詮釋。Peter Berger的（世俗性：西方與東方）與（一個東亞發展的模型：戰後台灣經驗中的文化因素）兩文，提出「俗化的儒家倫理」概念，係此一論點最具代表性與影響力的著作。這個看法受到許多心理學家、觀念史家和社會學家的支持。他們強調儒家倫理的理性、實用與世俗性格，諸如勤儉、重視教育和家族群體性等美德，有利於企業精神的養成，是台灣現代化的重要成因。

制度論是另一種流行，且是主流的看法。成員以經濟學者居多，尚包括一些經建計畫官員與金融財政專家等「技術官僚」。Fei.Ranis 與 Kuo 合寫的《Growth withEquity: The Taiwan Case》，以及WalterGalenson 所編的《Economic Growthand Structural Change in Taiwan》兩書，可說是制度論的代表作，強調自由市場體制與政治的安排效果。以台灣的經驗為背景，他們肯定農工平衡發展、進口替代、出口拓展及各種實際策略，如勞力與資本密集的工業計畫、私人與國有企業的相輔相成、公共投資等。據此，他們認為台灣的經濟成就，係在自由經濟體制運作下，輔以政府明智的行政工程所獲致的結果。

不管是倚重文化或制度的因素，上述兩種看法都是承自現代化理論的主張，強調社會內在因素的效果。世界體系論反對此一看法，強調外部結構因素的影響，如國際分工處境、外貿結構特性，以及外資、外商與國家的角色。

對世界體系論者而言，台灣的發展經驗明顯地具有依賴的性格。從日據殖民的「古典依賴」，經由「美援依賴」階段，至今的「外資外貿依賴」時期，一再印證了這項事實。縱使如此，台灣並沒有陷入一般依賴國家所面臨的困境，如成長遲緩、分配不均、雙元脫節、排外情緒等。Barrett 與 Whyte（Dependency Theory and Taiwan: Analysis of a Deviant Case）一文，說明瞭台灣是依賴理論預測結果的特例。ThomasB. Gold 認為，這是台灣政府善用其與外商、本地商人的三角聯盟，在既存依賴關係中求得發展。這種情形正是他的博士論文題目所謂的「台灣的依賴發展」。

上述三種論點都企圖揭開台灣經濟成長的謎。他們首先肯定了台灣經驗的「結果」，然後以回溯的方法，進而尋求促成此一結果的「觸媒」。最後將兩者聯結，藉以建立因果推論的模型。然此種依循理論模型追溯成功因素的做法，縱可以掌握到台灣發展的片面經驗及其成功原因，卻無法釐清其整體面貌與內在危機。這乃是他們的方法限制與理論偏執所導致。

此外，不論是現代化論者或世界體系論者都患了範疇區分的謬誤。前者將發展原因區分為制度與文化的因素，不但易有倚重倚輕的偏執現象，且難以掌握經濟、政治、社會與文化區分的多樣性及其間交互作用的動態性。後者在反對前者只著重社會內部因素時，卻也有矯枉過正之嫌，過份強調外來因素而忽略了傳統因素的惰性與韌性。

欲超越上述的困境，可能的出路在於跳出理論模型，邁入歷史實體。做法上，首先得深切反省所引用理論的意識型態與神話，不能不加質疑的追求與應用。其次，更要進一步回歸日常生活世界，踏實且虛心地去釐清台灣經濟的基礎模式。學者應加緊研究、呈現成果，始能如台灣經驗般的受世人注目與敬重。台灣邁進已開發國家之林的事實，正是研究者再創另一種「台灣經驗」的挑戰與契機。

（作者現任東海大學社會學系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