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不準的台北人

母親是印尼華僑，小時候陳又津就要面對別人提問，媽媽是哪裡人，然後她就要想出一個答案，回答變成一種習慣；後來，她可以編寫出無數的答案，母親忽然有三億化身，映照萬千，這或許是她開始寫小說的契機。

藉由書寫，陳又津（左4）始終想為新移民二代取得「發言權」，或者說讓他們「被看見」。 圖為陳又津與讀者分享創作經驗。（陳又津提供）

質疑歸類　只願如實呈現

「後來我就奪回話語權了，所以回答變成一種樂趣。」陳又津促狹一笑，關於身為新二代這件事，她更是輕鬆以待：「關於這個標籤，大家都說這群人好特別，但我真看不出哪裡特別，每個人本來就都不一樣，不管是我的身世也好，我喜歡的文類也好，有什麼好歸類的？應該說，歸類到底有什麼正向作用？」

有人問，《準台北人》到底是散文還是小說？她的答案亦復如是：「你怎麼看就怎麼是，作家頂多是作品的第一個經紀人，我沒有更高的位置，只能如實呈現我所看見的。」至於分類，她無奈地攤攤手，說：「那是研究生的工作，不是寫作者的工作啊！」

身為印尼華僑的媽媽（右），總能四兩撥千斤的化解種族間的尷尬，也是陳又津創作的契機之一。

沉默父親、勇敢媽咪、樂觀女兒

《準台北人》深刻書寫「新移民二代」身分以外的故事，榮民爸爸跟身為印尼華僑的媽媽在三重落腳，陳又津就是在測量這些步伐有多深，走得多遠。

父親太沉默了，或許就因為如此，才有了〈跨界通訊〉作品，文章中擬喻一個死去的父親忽然傳來消息，如數家常的說起「那個世界」，正如那個年代裡的男人，只能隔著遙遠的歲月傳話，也不知道別人聽清楚了沒有，只顧著自語。

相較於無言以對的父親，陳又津的母親有著強悍的生命力。她把自己的未來，都賭在一張機票上，在觀光簽證過期以前，想盡辦法把自己嫁了，好在台灣落地生根，輸贏不論，那勇氣就足以頂天立地的活著；每次遇到多事的鄰居補上一句：「她是印尼來的」，那語氣裡或多或少夾帶輕蔑，母親總是能妙語化解，讓對方當下一愣，甚至無話可說，再也不敢招惹「印尼來的」。

陳又津也有這樣舉重若輕的本領，她把悲哀、痛苦的議題，比如最邊緣的小人物、最巨大的死亡，都以幽默的筆法迴旋帶過，流暢輕巧卻步步到位。「生活絕不是整天愁眉苦臉的，人生苦短啊！你寫得那麼沉重悲哀，誰看？」她哈哈一笑，盡顯樂觀陽光的個性。

沉默爸爸、勇敢媽咪、樂觀女兒， 陳又津幼時與家人合影。（陳又津提供）

保留選擇的權利

她不諱言，這些年有幾次機會回印尼，其實更像回一個度假村：殷勤的母系親人、鄉下老宅與郊區購物中心，還有熟悉的客家聲腔，問她「看見了什麼？」，她笑了笑：「還真沒看見什麼！」。就跟你我記憶中的返鄉一樣，幾分新鮮、幾分尷尬，叫不完的叔伯阿姨與鄉村風光，就是沒那些大家以為的「二代血淚尋根記」。

當然，身為新二代，陳又津的書寫免不了會面對母國或家鄉，好在對她而言，這不過是轉身之間的事情，而非失根、迷途；她甚至拋出一個問題：什麼是新二代？「說不定根本沒有新二代啊！」她說。每個人都如此獨一無二，誰不是新的一代？那就邊走邊找吧，一邊漫遊，一邊尋找自己的座標。

陳又津在自己的文字裡悠然自得，更像散步、玩耍，所以顯得更有餘裕。她承認自己是幸運的，那些標籤不曾傷害她，但也許傷害過其他孩子，她也希望政府打造一個友善的環境，而非是血緣上的友善。

血緣上的強制友善，是因為你的身分，給予特別的優惠，反而令人沉重；而環境的友善，就像是菜單上並列四種語言，台灣人、印尼人、菲律賓人、柬埔寨人同時都看懂了，這過程不需要一點聲音，每個人自然能溫柔會心。

陳又津表示，新二代不是非要政府做些什麼，而是希望能保留選擇的權利，生命是溫熱的，不是一份專案，需要更多自由，去找尋自己的出口。

如果新二代的旅程還在繼續，那麼，「準」台北人會有「跨過去」的那一天嗎？「這可能是一場積分賽吧，永遠都在準備跨越，但愈是意識到自己在準備區，就會一直停留在那一區。」陳又津如是說。

少女繼續在城市漫遊，看似漫不經心，其實步步縝密。正如細川匯聚成河，每一個細碎的字句都指向情感記憶；亦如大橋連結台北與三重兩端，只要連上了，就能溝通。準確或者不準確無從定義，但至少願意傾聽，已經足夠。

陳又津開朗的性格與笑聲，更趨近於少年的爽朗明亮， 同時也反映在作品中。（陳又津提供）

少女陳又津在台北漫遊，橋的此端與彼端， 但不定義，只傾聽。

陳又津在自己的文字裡悠然自得，更像散步、玩耍， 所以顯得更有餘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