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近年經濟蓬勃發展,出口直線上升,至今累積了大約七五○億美元的外匯,而平均國民所得也提高到五千美元左右;由於國人傳統的儲蓄習慣,造成儲蓄資金急遽膨脹,而國內金融管道卻不暢通,導致游資流竄,各種不合法的地下金融活動伺機而起,造成金融市場的混亂,影響經濟發展的秩序。國內銀行業在公營壟斷,以及政府長期管制新銀行設立的情況下,養成保守心態,未能順應經濟環境的變化而調整經營策略,結果金融服務和社會需要脫節,甚至發生銀行拒收存款的怪現象,實在使人感慨繫之。銀行雖是營利事業,卻具有社會公益功能,所以其設立乃由政府特許,並嚴加監督,以維護社會大眾的經濟利益,銀行拒收存款乃違背了特許事業的公益精神。
提昇金融服務水準,已是社會迫切的需要,政府主管當局乃面臨著三個主要課題:一是開放新銀行設立;二是公有銀行移轉民營;三是准許銀行設立國外分行。
就開放新銀行設立而言,四十年來,政府核准了三十四家外國銀行在台設立分行,也核准了兩家僑資銀行的設立,可是卻嚴格管制國人新設銀行,這種「對外開放,對內關閉」的政策,於情、於理、於法均難自圓其說,政府沒有理由再繼續拒國人於門外。銀行法第八十八條和第九十八條規定,「國民銀行」供給地方發展及該地區國民短中期信用,這正是目前社會所急需的小型銀行;由於大銀行對中小企業之融資缺乏興趣,中小企業借款困難重重,加之國民所得提高,個人金融服務之需求日益殷切,小型銀行才可能心甘情願對中小企業和個人提供服務,開放國民銀行設立,正適合社會之需要,也符合民生主義的經濟政策,避免私有大銀行造成資本壟斷和財富集中。
同時,台灣已有十一家銀行列名世界五百家大銀行之內,對大企業提供金融服務綽綽有餘,而且大企業可發行證券,向貨幣市場或資本市場募集所需資金,其資金來源多元化,對銀行之依賴性相對降低,台灣沒有必要再增設大銀行。此外,從經營管理的立場而言,大銀行分行多,監督管理比較困難,容易滋生舞弊情事,小型銀行則單純多了。開放國民銀行利於國家社會,關鍵就在政府主管當局一念之間,實不宜再推拖。
有關將省政府所有的三家商業銀行(第一、彰化、華南)移轉民營的問題,已經討論了一、二十年,卻一直沒有動靜;從世界實行自由經濟制度的國家觀之,政府依政策需要經營特種銀行者有之,但鮮有由政府直接經營商業銀行的,省政府所有的銀行乃從日本人手中接收的現成產業,由於長期管制保護,銀行成為台灣的天之驕子,獲利豐厚,成為政府的重要財源,從現實利益的立場而言,政府當局一直避免處理移轉民營的問題,因利之所在,而忽略金融制度之健全發展,不是適當的施政之道。近日,李總統曾指示有關當局積極研究移轉民營,希望在不久的將來會有具體可行的結果公佈。
三家商業銀行規模都很大,移轉民營對金融市場必然會產生相當大的衝擊,自應妥善籌劃。為使金融市場能順利調節,三家銀行最好採分次移轉,並且預先公佈一份進度表,股票則採分批標售方式。移轉民營後,擔心的是「壟斷」和「舞弊」,所以在移轉之前,應先修訂有關法律和規定,以周全規範;首先,應禁止銀行持有其他銀行股份,以防止聯合壟斷或相互牽制,目前三家銀行相互持股,必須先行賣清;而政府在每家銀行應保留相當股份,在移轉初期保留三分之一,而後逐漸降低至百分之二十,其目的在利用政府參與經營,以維持移轉過程經營情況的穩定。但是,個人持股則應加限制,一個家庭(三等親內)之持股不宜超過全部股份的百分之十,以避免個人操縱銀行業務。
政府出售銀行股票之後,將獲得大筆資金,這筆資金不應該列入經常預算內,應該專款專用,從事公共建設,特別是教育建設,台灣省各地學校建設落後、設備不足,甚至逾齡教師無法辦理退休,這事關國家百年大計,有了資金應該優先用於教育投資。
金融國際化近來喊得很響亮,也是時代潮流所趨,二次大戰後,隨著國際投資和國際貿易的大量擴張,國際金融市場也蓬勃發展,各經濟先進國家的銀行紛紛到國外設分行,形成周密的國際金融網。我國過去採取嚴格的外匯管制,所以國內銀行未能積極參與國際金融活動,如今外匯管制放寬,國際貿易每年進出口高達八百多億美元,同時又累積了七百五十億美元的外匯,眼看著國外投資和國外放款又即將興起,而我國的銀行在國際金融市場,仍欠缺直接的管道和自己的據點,英雄無用武之地,卻拱手讓於外國銀行,不僅是銀行的損失,更是國家的損失。
所以,開放國內銀行到外國設分行,不僅是必然,其實是必須,政府主管當局宜加速行政作業,而銀行業更應加緊培植國際金融人才,積極爭取擠入國際金融市場的機會。當然,由於國際關係的特殊情況,銀行要到外國設分行,難免遇到一些困難,但是在互惠條件下,我國既然核准三十四家外國銀行在台設分行,則爭取一些對等回報是合理而可行的,我國的銀行在國際金融方面已落後很遠了,必須急起直追,迎頭趕上。
多年來,我國的金融政策奉行「以不變應萬變」之原則,如今時移勢轉,政府主管當局應該深入瞭解金融環境的變化,改變作風,在政策上靈活運用,適時調整。金融乃為經濟發展服務,不但要和經濟發展同步,甚且要走在前頭,發揮帶動經濟發展的作風,金融當局宜自勉之。
(作者現任政治大學銀行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