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與愛——新竹少年觀護所

其實少年觀護所，是暫時「收容」（即收押）十八歲以下、涉嫌情節重大，如搶劫、傷害罪或吸毒、竊盜累犯等不宜交保，或在等待交保的青少年嫌犯。

國內目前有十三個少年觀護所，除四個為獨立設置外，其餘均附設於成人看守所內。他們在此等待法院調查或審理，因此停留時間短則數天、長不過數月，審理之後，案情輕者，或訓誡後交回給父母，日後定期做假日輔導；或交付保護管束；而情節重者，就進入感化院接受感化教育或移送少年監獄管訓。

由於這些青少年在觀護所，只是過渡性質，人來人往，流動性高，所內也很難設計有系統的輔導或技藝訓練課程，加上他們處於等待宣判的焦慮，情緒特別不穩定。

此外，觀護所裡留置的，很多都是第一次犯案被捕的小孩，恐懼和抗拒心理很強，往往深怕被所內的「老大」修理。「先下手為強」的心態，使每個人都像隻刺蝟，打架鬧事的場面一觸即發。孩子又不像大人，激動起來顧慮不到後果。觀護所規模小，收容的青少年多在一百人以內，經費、管理人力有限，稍一疏忽，極易發生事端，打起群架，因此一直是獄政上一個頭痛的問題。

宗道法師教唱梵歌、佛咒，以宗教力量化戾氣為祥和。（邱瑞金）

謝媽媽

近來新竹少年觀護所的情況卻有了改變，一股力量正在化解原來充滿其中的戾氣。

改變他們的，不是他們唱「小和尚」時，口中的釋迦牟尼或觀世音菩薩，而是謝媽媽——新竹地方法院法官謝啟大，及廿餘位義務幫忙的輔導老師。他們半年來努力軟化孩子們倔強的眼神，促使他們立下心願，改過遷善。

說起他們與謝啟大法官結緣的經過，倒得拜他們的好勇逞強之賜。

去年九月，所內發生一場打群架事件，當時謝啟大甫從民事法庭調到少年法庭兩個月，為了調查滋事原因，她生平第一次踏進少年觀護所。

她卻發現，雖然暴動頻仍和這些孩子有關，但觀護所的環境和管理也有可議之處。

「當時正值九月酷暑，一間二、三坪大的房間，擠七、八個身高一六○公分以上的大男孩，卻連遮陽的窗簾都沒有，孩子當然悶熱得心浮氣躁」，謝啟大回憶當時景象說。

而自早上八點半「開風」（離開房間）到下午五點「收風」（回到房間），其間都待在工房，做著枯燥乏味的手工，自然鬱積出一肚子恨意，隨時想找機會發洩，因此只要有一點小火花，瞬間就爆發打群架的場面。

過去獄政單位處理這類事件的方式，不外找出主要滋事者，施以懲罰訓誡。每個地方法院少年法庭的法官雖依規定要監督觀護所，但法官往往公務繁重，除非有事故發生，探視觀護所只是每月一次的例行工作。

平日嚴肅的所長在同樂會上一展歌喉。（邱瑞金）

眾裡尋師資

師範學校畢業、當過六年小學老師的謝啟大，依據經驗判斷，輔導教育的缺乏，是問題所在。於是她開始採取自己認為有必要的行動。

除了改善居住環境，為他們裝窗簾、鋪地板、粉刷牆壁外，還為他們申請了音響和購買錄音帶、書籍。謝啟大更大膽地嘗試突破所內被告頻頻流動的障礙，採用獨立的講座，讓孩子們以上課代替做工。

翻開課程表，內容琳琅滿目，從法律常識、生活美語、認識自我、哲學與人生講座到陶藝與美學、吉他彈唱、佛學講座、溝通技巧、生活與創業等課程外，連正統社交舞蹈都赫然在列。

為了找老師和安排這些課程，謝啟大花了不少心血。觀護所沒有這方面的經費，只能找義務師資。除了教授「法律常識」的法官陳明是謝啟大的同事，其餘原都是「素昧平生」，由朋友處打聽、介紹學有專長、又願意和這些犯罪青少年接觸的人。她更積極到各個義工活動場合，伺機尋找適當人選。

李芳櫻和彭金龍就是今年四月在新竹地方法院觀護人協會的一次活動上被謝啟大「眾裡尋他千百度」找到的。「後來才知道她一直在觀察我們，覺得我們很適合，就主動和我們聊天，趁機把觀護所的事情和她的計畫告訴我們」，苗栗榮譽觀護人協會秘書李芳櫻說。

教授「佛學講座」的宗道法師和「陶藝與美學」的陳萬和，則是謝啟大認為宗教和藝術的課程，對孩子有潛移默化之效，直接打電話邀請來的。他們和李芳櫻、彭金龍一樣，當下就被謝啟大談到觀護所那群孩子時熱切關愛的語氣感動，先後踏入這個重重警衛的天地，試圖走進孩子的心中。

新竹少年觀護所破天荒在中秋節舉辦同樂會，讓一時迷途，而不能回家的孩子也能過節。（邱瑞金）

青少年犯罪日益嚴重

青少年犯罪增加，是工商社會普遍面臨的問題。

根據法務部統計，去年台灣地區青少年犯罪總數約一萬八千人；也就是說，每隔不到半小時，就有一位十八歲以下的青少年犯案被查獲。而且，十四至十五歲未滿的少年犯罪量，已凌駕十六至十八歲未滿的少年之上而躍居第一，其中又多為在學學生。

這些資料透露了：犯罪人數增加、暴力傾向加重、犯罪年齡下降，是台灣地區近年來青少年犯罪問題的三大趨勢。

「越早進入司法程序的人，後來停留在監獄的時間越長」，國內多位防止犯罪專家均指出。這是說，越年輕時曾經被捕入獄的人，將來成為累犯或重刑犯的機會越大，因為在這裡面不但能學得更「專業」的犯罪技巧，出去後也常因被「標籤」為壞人後，難走回頭路。

少年感化院就被認為是將少年犯「培養」為成人犯的一大溫床。根據法務部的資料，去年最高法院判處的六十八名死刑犯中，大多有被送感化教育的前科。

一張皈依證、幾幀佛像、念珠，觀護所的孩子就在獄舍內佈置出一間小佛堂。（邱瑞金）

他們需要什麼？

「青少年犯罪問題已不容忽視」，謝啟大認為，青少年初次犯法被捕時，通常恐懼和悔過心較強，較肯聽從教導，這時給予他們在人格成長過程中最需要的關懷和開導，最能引導他們走回正途。

護士出身的李芳櫻也有同感。她以受心理學和精神醫學訓練的心得，負責「自我認識」和「溝通技巧」兩門課。第一天上課她帶了一大束鮮花，開場便說，「記住，我是第一個送花給你們的女孩！」出人意表的一舉，擄獲這些大男孩的心。

她指出，犯罪的青少年常拙於表達情感而擅於胡思亂想，他們被捕後會「一直想問題」，想自己作案經過，想父母、家人和朋友，很希望有人來探視他們，如果這時沒有人關心他們，引導他們正確思考，教他們表達、渲洩情緒，極易在人格成長上留下一個打不開的死結。

因此她利用各種方法，鼓勵他們表達自己的心事，例如用寫歌詞來表達感情。正反雙方的辯論賽更是引導他們放言所知、所感，及釐清困惑和價值觀的有效方式。

她舉辦過幾場辯論賽，孩子反應都相當熱烈，其中令她印象最深刻的是討論「吸食安非他命應否負刑責」問題。會中正、反兩方都由吸食過安非他命的青少年擔任，結果正方說出不少吸食安非他命會造成的負面影響，如「脫陽」（指性無能）、食慾不振、便秘、過敏造成全身紅疹及皮膚潰爛等，讓台下其他青少年聽得目瞪口呆。

今年中秋節，孩子們帶著家人、朋友會客送來的食品飲料開同樂會。（邱瑞金）

渴望羽化成蝶

負責「哲學與人生講座」的竹南高中教師彭金龍，曾在國中從事訓導工作，他指出這些問題青少年自我肯定的程度非常低，因為在現今學校以智育成績為唯一衡量學生標準的情況下，一些達不到要求的孩子，在學校無法獲得成就感，轉而用其他離經叛道的方式滿足自我。

彭金龍說，他們需要的是培養對自我的肯定及正確的價值觀，因此，當這位看來有點嚴肅的老師在課堂上和孩子們大談對異性的興趣是人之常情，及同性戀、避孕方式等時，著實把他們嚇了一跳。

文化大學美術系畢業的陳萬和，常常帶一些製作精美的幻燈片和錄影帶給孩子欣賞。有一次看完毛毛蟲變成蝴蝶的節目後，陳萬和讓孩子們自由發表感想。結果他們都將自己投影成那隻醜陋的毛毛蟲，渴望化成美麗蝴蝶的心情表露無遺。

陳萬和也發覺這些孩子表面上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樣子，其實內心積壓了不少挫折、憤怒等情緒。他常在孩子們看影片時，偷偷觀察他們，「當他們看到一些感性的畫面時，不少人眼眶發紅。」因此他也利用陶藝製作課，讓孩子藉著煉土時用力捶打陶土，來發洩情緒。

等待審判者的「定心丸」

法官陳明的「法律常識」課則是所內許多等待審判的孩子的一顆「定心丸」。

「國內青少年法律常識普遍不足」，陳明說，很多人犯案時根本不知道會觸犯法律，或是會遭致怎樣的懲罰，因此不少小孩在被人利用的情況下誤觸法網，其中不乏結夥搶劫、重大傷害等罪行。所以，他每次上課的第一件事是幫孩子們解讀法律判決書，藉此增加他們的法律常識及收警惕之效。

陳明也針對孩子們的個案和疑問，一一解釋所犯法條、可能刑責、處理流程等。「他們了解自己的案情及應爭取的權利後，比較能安心等待審理判決」，陳明說。孩子們往往還把這些內容轉述給焦急的父母，讓他們較放心，也可避免被「司法黃牛」訛騙。

謝啟大本身雖然信奉基督教，但是桃、竹、苗地區主要為台灣省及客家籍人士，傳統上大多信奉道教及佛教，因此她設計了「佛學講座」課。

最受孩子們歡迎的宗道法師是台北三峽鎮普賢寺的住持，負責每星期四下午的課，「小和尚」就是他教孩子們唱的。走進觀護所，處處可見他的影響力：幾乎每個房間裡，都有個孩子們自己佈置的克難佛堂，用裝飲料的紙箱黏在牆上，供奉他們的皈依證和念珠。

宗教力量大

「師父說販毒、吸毒都犯佛家五誡，我出去以後絕不再犯」，一位因販賣安非他命被捕的少年，舉著皈依證和佛珠信誓旦旦地說：「出家人不打誑語，說謊也犯誡，將來要下地獄的。」

當法師上課時問道：「有誰將來想剃度做和尚？」一位年方十二歲，已是竊盜累犯、第三度進觀護所的孩子毅然舉手。個子矮小，一雙大眼睛黑白分明的他，在年幼時媽媽就離家出走，爸爸在山裡開卡車，常常幾個月才回家一次，他和弟弟從小乏人關照。兩個多月前他偷了鄰居八千元被捕，本來早就可以責付交保，但爸爸迄今未來接他。只見他在筆記本上寫著：「我要跟師父去當和尚，我不要再做壞事了。」語雖稚氣，師父在他心中的份量可見一斑。

宗道法師的魅力，在於他上課時絲毫不避諱談俗家往事，還屢以自己荒唐少年的「過來人」經驗，教他們克制慾望，避免重蹈覆轍，因此，這個風趣幽默的大和尚，成為許多孩子想仿效的對象。

「說穿了，他們需要的只是被人關懷和接納的感覺」，謝啟大自己則常常犧牲假日和休息時間，到所裡找小孩聊天，了解他們的問題。

「起初所長大概怕我會被他們『挾持』或出事，每次都陪著我，管理員也在旁邊小心戒備」，謝啟大說，現在管理人員已放心她任意進出。而只要她一踏進觀護所，一聲聲「謝媽媽」便由長廊盡頭傳來。

只是這種改變，也有些管理人員不以為然：觀護所原是懲戒管束之地，如此一來反倒成了青少年娛樂營，豈不功能盡失？而且孩子只上課不做工，使新竹少年觀護所的「作業」成績敬陪末座，也讓所方面上無光。

伸出溫暖的手

所幸，謝啟大和老師們鍥而不捨、堅持授課，已使管理人員態度逐漸改變。今年中秋節，所方破天荒地為孩子舉辦同樂會，所長還當場獻唱了一曲，和孩子拉近不少距離。

孩子本身的改變也改變了管理人員的看法。與他們朝夕相處的管理員洪銘枝表示，近半年來已未曾發生打群架的場面。「孩子們臉上的線條柔和不少」，他說，「有時候夜晚『收風』時間，還聽見有人在房內念佛咒，我的神經也不像以前繃得那麼緊。」

緊鄰新竹少年觀護所的新竹少年監獄教誨師楊定衛也察覺到，經過「隔壁」送來的孩子「氣質比較特殊；比較會想，對自己的未來較有打算。」

面對來自孩子們的回饋和各方的肯定，謝啟大欣慰之餘，仍不免心懷憂慮：這些做法並不在正常的獄政體制內，日後若她職務調動，新竹觀護所是否還能維持現況，「誰也不知道」。

就算謝啟大一直留在新竹少年法庭，防止青少年犯罪問題牽涉之廣，也遠非一個法官與廿餘位義工所能解決。謝啟大指出：「往往孩子在觀護所裡剛有點起色、想改好，出去後，以前的幫派又找上他，給他一隻槍當保鑣，一個月五、六萬元，還跟著吃香喝辣，在又缺乏關心、輔導的情況下，叫他怎麼經得起誘惑？」

儘管如此，這群人仍衷心願意為迷途青少年伸出溫暖的手。他們有個共同的信念：「多付出一些關心，多動員一點社會資源，就能讓許多人有比較光明、坦順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