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場演唱，茁壯生根

晚間九點的舞台上，3個有些歲數的人正在放聲高歌，「紅紅青春燒呀燒！自己的歌唱呀唱！」地點是台北目前設備最好的live house「The Wall」，樂團的名稱叫做「搖滾東方」。這群中年人在17年前是「東方快車」合唱團的成員，曾經因這首名為〈紅紅青春〉的廣告歌而紅遍大街小巷。但在那個古早的1980年代末期，很多搖滾迷普遍質疑他們是「徒具樂團外表、缺乏現場功力的偶像團體」。

在當年，那樣的質疑無從檢驗，因為坊間既無常態性的表演場地，大型演唱會除了指標性的歌手如羅大佑外，則幾乎完全不存在，「東方快車」根本沒有機會證明實力。光陰如逝，只見如今年華不再的他們，在台上唱的異常賣力，彷彿直到現在，才有機會出一口氣。

老樂團努力緬懷青春的尾巴，新樂團則是前仆後繼，搶攻台灣各地的live house舞台。這些表演場地，提供了獨立樂團成長茁壯、培養樂迷的機會，並且是近年來「獨立音樂」與「樂團現象」崛起背後的重要因素。

台北縣貢寮海灘舉辦的「海洋音樂祭」是台灣目前觀眾人數最多的音樂祭，每年都有十多萬人爭相參加。圖為2004年萬頭鑽動的現場盛況。

現場魅力

文化評論人何東洪認為，台灣過去對於音樂市場的想像，常只侷限在專輯銷售量的單一指標上；2000年前後，現場演唱文化興起，才讓人們正視live house、音樂祭、樂器行、練團室、錄音室的重要性。「在國外，這些機制不但是音樂產業鏈的重要環節，更是音樂文化能否多樣化的關鍵。」

台灣過往的歌手養成過程，常是唱片公司發掘到「賣相良好」的新人後，便努力用廣告、MV，或花邊緋聞等宣傳手段，以期在最短時間內將歌手捧成唱片公司設定好的制式化明星，好在發片宣傳期內衝刺銷售量。但這對音樂文化來說，並非正常的「順序」。

在國外，歌手或樂團在被挖掘前，通常必須在live house等各類表演場地裡，經過長時間的琢磨鍛鍊，增強其演唱實力與表演台風後，才有闖出頭的機會。「live house與音樂祭的存在，就像是音樂文化的『根』，極其重要！」何東洪如此強調。

究竟是什麼樣的魅力，讓現在許多人對「聽現場」這檔事趨之若鶩？樂評人翁嘉銘認為如今科技進步，音樂的載體變多，但CD、mp3，與手機鈴聲等雖然方便，卻也都是冰冷的。他感性地說，「人們終究害怕寂寞，想在人群裡尋找溫暖，並體會那種流汗、激動的現場感，藉此確認自己在這世界上並不孤獨。」

mp3及音樂網站的盛行，讓唱片內容被快速大量地複製傳佈，買專輯的人越來越少。但在現場表演裡，每一次歌者的狀態、場地的氛圍，乃至觀眾的反應，都必然有所不同；每一個現場表演，因此都是無法被複製的「一次性經驗」，形成與聽唱片截然不同的「體驗式」聆聽文化。近年來，胡德夫、張懸，及蘇打綠三組音樂人，都是經歷了大量的現場表演，累積了無數觀眾後，才成功地從非主流「反攻」主流市場，而蔚為美談。

同樣地，如今方興未艾的live house與音樂祭風潮，也是在業者努力耕耘多年、聽眾越來越多後，才被主流媒體「後知後覺」地注意到。

音樂祭典

對許多未必去過live house的人而言，音樂祭是他們聆聽現場表演的重要管道。音樂祭一詞，來自英文的「music festival」，它的魅力在於奔放的節慶色彩，聽眾不需像欣賞室內表演那般正襟危坐，而能自由走動、隨性坐臥，充分體現音樂所蘊含的自由精神。西方最著名的音樂祭，包括1969年美國嬉皮反戰文化的搖滾盛會「Woodstock」，以及英國已有36年歷史、每年觀眾超過10萬人的「Glastonbury音樂祭」。

對樂迷而言，台灣目前也有4個主題迥異、風格不同、觀眾群也不盡重疊的音樂祭，從每年初春到盛秋接連舉辦，分別是「春天吶喊」、「海洋音樂祭」、「野台開唱」，及「流浪之歌音樂節」，被公認為台灣「4大音樂祭」。

1995年春天，Jimi與Wade兩個玩團的美國老外一時興起，在墾丁海灘以DIY方式舉辦「春天吶喊」，這個「同樂會」性質強烈的活動，原意是讓樂團界的友人們，能在大海與陽光的伴隨下放鬆心情、暢快表演。「春天吶喊」沒有政府財團贊助，主要收入來自一千多元上下的門票，因陋就簡下，器材與表演都不是最頂尖的，卻有著難以取代的隨性感。

十多年後，如今每年4月春假期間，墾丁街頭總塞滿一堆打著「春天吶喊」招牌的派對活動，並因層出不窮的藥物問題而頗受輿論責難。被喧賓奪主的正宗「春天吶喊」，雖飽受污名化之苦，但對許多音樂人來說，這個台灣最老牌的音樂祭仍是重要的年度盛事。

7月盛夏時分，台北縣貢寮海灘則有「海洋音樂祭」，這個自2000年開始舉辦的音樂祭，最早是由台北縣政府與獨立音樂廠牌「角頭音樂」共同發起，近年來規模與參加觀眾都不斷擴大，是台灣4大音樂祭中知名度最高的。

「海洋音樂祭」的主要內容，包括表演與競賽兩大部分。表演單元又分為應邀表演，專業度較高的大舞台，以及樂團自行報名參加的小舞台。小舞台的樂團雖然生澀、觀眾稀少，有時卻反倒能嗅出更新鮮生猛的樂團氣味，「蘇打綠」最早便是在小舞台表演時，被製作人林暐哲發掘的。

競賽類的「海洋獨立音樂大賞」，開放給華語地區的獨立樂團報名參加，首獎獎金新台幣20萬元，近年來吸引了無數樂團前仆後繼爭相競逐。如今已頗有知名度的樂團如Tizzy Bac、旺福、圖騰和歌手張懸等，都曾是海洋音樂祭的「畢業生」。

作為免費活動的「海洋音樂祭」，受到縣政府與商業財團的大幅補助，近年來參加觀眾暴增，但許多人前來只是為了湊熱鬧，音樂反倒成為配角，這也讓不少人怨嘆連連。2006年「海洋音樂祭」鬧出新人主政的縣政府與原承辦單位角頭音樂爭相主辦的雙胞案，更讓這個活動的未來蒙上陰影。

與「海洋音樂祭」相對的，則是7月底的「野台開唱」，主辦者為「閃靈」樂團團長Freddy所領導的音樂團隊「TRA」，最早始於1995年的北部大專院校音樂社團的搖滾活動，近年來不斷成長茁壯，如今這個為期3天、參與樂團逾百、觀眾人數上萬的售票活動，儼然成為每年度台灣樂團文化的總體檢，並且是目前台灣最專業的音樂祭。願意花費上千元進場的觀眾，多為耳朵挑剔的專業樂迷；甚至有遠從香港、日本等地慕名而來的朝聖者，已晉身為東亞最重要的音樂祭之一。

時序進入晚秋，10月初由「大大樹音樂圖像」所舉辦的「流浪之歌音樂節」，參與觀眾的年齡群普遍較高，活動也較為知性，主要以世界各地的民族音樂風格為主，輔以全球各地弱勢族群所面臨的重要議題如遷徙、土地、國界等，希冀讓音樂祭不只是聆聽音樂的場合，更能讓聽眾藉此反思世界上不同文化的人們所面臨的各種議題。

在這4大音樂祭的多年深耕下，音樂祭風潮已在台灣風行起來。近2年間，連主流唱片業者都搶搭這股列車，跟進舉辦「台客搖滾嘉年華」與「簡單生活節」，票房不惡。有些人因此將2006年稱為「音樂祭元年」，並認為台灣是華語世界音樂祭文化的領導者。

近年來live house場景的崛起，讓年輕樂團得到揮灑表演的舞台。圖為蘇打綠在The Wall舉辦的「爬牆」系列演唱會。

Live House文化

假如音樂祭像是推廣各國非主流電影的金馬國際影展，那麼平時進行扎根推廣的live house，就像是專門放映藝術電影的戲院了。這類空間，讓醉心於創作的音樂人，有平時能夠表演的空間，而不至於孤芳自賞、閉門造車，或只能把希望寄託在唱片公司的青睞上。

live house在文化意義上，不同於早年國人所熟悉的民歌西餐廳或pub。前者的重點在販售餐點，現場演唱只是聊備一格的附屬娛興；後者則是都市人喝酒聊天、抒發壓力的社交場所，音樂也不是重點。有別於此，live house的主體就是現場表演，要是抱持著交友聯誼或大快朵頤的預期心態造訪，肯定會大失所望。

目前在台北地區，有越來越多的表演場所以live house自居，主要集中在台大附近的公館區域，指標性的4家店是年輕樂團為主的「The Wall」、藝文圈人士愛造訪的「地下社會」、以民謠演出為主的「女巫店」，以及中生代音樂人時常表演的「河岸留言」。而全台各地，目前這類表演場地已有二十多家，成為許多創作藝人磨練膽識、訓練台風，增強表演經驗的基地。

live house雖然有如雨後春筍不斷出現，並成為許多樂迷鍾愛的場所，但在過時的法令規定下，這類藝文表演空間卻被執法單位劃歸為「餐飲店業」或「飲酒店業」，而飽受警方以臨檢特種行業的方式不斷騷擾。有鑑於此，近年來業者也集結起來，希望政府正視live house對音樂文化的正面貢獻，並希冀這種妾身不明的狀態能夠解決。

「野台音樂祭」已成為東亞地區舉足輕重的搖滾盛事。圖為2005年日本樂團The Back Horn的現場表演。

唱自己的歌

就像在金馬國際影展引起搶票風潮的藝術片，未必總會在商業院線票房長紅，熱鬧滾滾的免費音樂祭雖然開發了潛在觀眾，但這股熱潮並未完全轉嫁到每天都要開門營業、需自負盈虧的live house上。樂評人翁嘉銘便指出，政府單位應該減少舉辦免費音樂祭，「不要急著與民爭利，搶著收割；應該先讓民間業者把音樂祭與live house的商業市場開發出來，對音樂產業才有長遠的實質助益。」

2006年12月3日，主流唱片業者與統一企業合作、耗資3,000萬元在台北華山藝文特區舉辦「簡單生活節」，將流行音樂與中產階級追求的雅痞口味結合，結果湧進上萬人潮，票房收入可觀。但活動中將國外風行的「樂活」精神，簡化為刺激購物的消費美學，也遭致不少批評。

純屬巧合的是，同一個時間裡，一群年輕的樂團人卻以完全獨立自主的方式，跑到偏遠的金瓜石山上的廢棄銅加工廠裡，以七萬多元的經費舉辦了名為「山丘節」的免費音樂祭，形成另一種讓音樂回歸「簡單」的主張。

彷彿是冥冥之中的呼應，12月3日在台灣流行音樂史上，其實是個意義非凡的大日子。1976年的這一天，當時正在淡江大學唸書的學生歌手李雙澤，在學校的表演舞台上將象徵外來文化的可口可樂瓶當場摔碎，然後大聲呼籲「我們要唱自己的歌！」自此揭開了民歌運動的序幕。30年後的今天，生澀中帶著無畏神情的年輕歌手們，終於有機會在各式各樣的live house與音樂祭裡，自在地面對台下聽眾，努力唱出自己的歌，台灣的音樂花朵，也唯有在如此沃土下，才可能華美堅實、可長可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