諸神退位

諸神退位

伴隨「滾滾遼河」的暢銷和長銷，我也常常遭遇到被訪問的困境。為瞭解脫，我給自己立下了談話三原則：

一、談作品不談作者，即談書而不談我。

二、談書中工作故事，不談感情故事。

三、必須談及感情故事時，談其文學面而不談其歷史面。

我想：一個寫作者不同於演藝人員，只有再寫出作品以饗眾饜，個人的生活瑣事，無益於任何一方。至於時事月旦，總是話到舌邊，一因許多幼稚意見，人人得而非之，莫若藏拙；一因自以為是的主張，可能流毒社會，何如積德。

反省起來，我的書雖由「純文學」出版社出版，我自己卻不是「純文學」的人，所以並沒有在「純文學」園地裡再事耕耘。高中時期，我有一段讀書狂熱，正課外，一年中有讀百本「閒書」的記錄。最關心的是人的思想行為，投考醫大並不是想做一名醫生，主要的是想先從科學方面去瞭解「人」。

我生也晚，沒有機會接受中國傳統的經典教育。「九一八」後，在敵偽統治下，卻暗地裡讀了許多由津滬偷運來的五四以後的新文化刊物。那時沒有辨識力，任何主義思想，都曾使我頂禮膜拜——正所謂滿天星斗，俱是神仙。當時不願在敵人鐵蹄下受奴役的青年，都設法向關內奔逃：有的直奔重慶，有的轉向延安，有的在平津觀望。從表淺分析，我留在東北現地從事敵後抗戰工作，也是受五四革命精神的影響，而今從深檢討，似乎另有動原。

假若抗戰勝利，國家得機復員建設，人民可以安居樂業，我也許不會以海外流亡身，用「滾滾遼河」來記錄那一段將被歷史遺忘的鐵血生活。那「生活」被記錄了，問題卻留置下來——

「大局混沌，家鄉無事可為。淪陷期，我們堅持現地抗戰，落個土頭土腦；滿腔熱血，反遭奴化之譏。工作結束，勢應……研究研究：到底為什麼辛亥成功反遭軍閥割據，北伐完成引起強鄰入侵，抗戰勝利又有共黨叛亂？劫後餘生，遁跡江湖，亦應求個明白。」

這些話寫在「遼河」三十四章中，只是前後文間的一段小過門，對我自己卻是十五年來朝思暮索、倍受煎熬的負擔。以抗戰勝利為分水嶺，「滾滾遼河」前半部的工作故事為抵禦外侮，是民族生存問題；後半部的歷史背景是國內戰亂，是政治制度與經濟型態的鬥爭。結局，一個爭得民族生存而又推行民權、建設民生的政府，卻被一個「反民族反民主反民生」的叛亂集團所擊退。大多數助長叛亂的「前進分子」和心存觀望的善良同胞，也都自食了惡果。為什麼？我不是學院派人物，不能做學術性分析，只能用生活經驗做體驗性的探討。我認為主要原因，是大多數當代的中國知識分子，都失掉了中國文化意識。這個弊端，就要追究至今仍被多數人稱頌的「五四」。

我不是五四運動參與者，卻是五四精神受洗人。在我的經驗中，五四精神有三方面：在政治面上，是愛國精神；在社會面上，是改革精神；在文化面上，是否定精神。

其實愛國家愛民族，是中國文化固有傳統，光耀史冊的先烈先賢，都曾為它取義成仁，所以愛國精神並不是五四所開創所專有，也就不足以言功。否定傳統文化，打倒孔家店，使國人無安身立命之所，倒是五四的傑作。而今冷靜省察，五四時代所反對的「吃人禮教」，都是歷史遺留下來的政治垃圾和社會積垢，由於五四運動者的瘋狂大掃除，不但垃圾未清，反倒掘亂地基推翻建物，致使中國文化道斷，西方文化入主，也就是我所說「滿天星斗，俱是神仙」的那種狀態。其中因社會主義思想泛濫，致中共藉機興起專政、塗炭十億生靈；而政府區，迄今仍有變質的個人主義思想，致社會道德解體，憲政之治亦未能早日步入正軌。

在社會改革與救國方面，五四運動者曾正面提出「民主」與「科學」兩項主張，可惜科學建設在國家戰亂的環境中，不易生根；民主觀念在一切皆被否定的文化心態上，無法落盤。蓋政治建基於社會，社會建基於文化，即所謂國家之治亂繫於社會之隆汙，社會之隆汙繫於人心之振靡。文化意識乃人心主宰，文化意識混淆，人心必靡；人心靡，社會必汙；社會汙，國家必亂。此五四諸君子以愛國精神出發，而國家終未得救治之根本原因。試觀日本明治維新之成功，可知要求國家富強進步現代化，並不需打倒一切傳統。

我能用白話文寫些東西，自然是承文學革命之賜。但我也得感謝中學時的一位老夫子，強逼我背誦那卅篇古文觀止，使我尚有一點能力研讀四書五經和諸子百家。我曾仔細品嘗過當代人士的鴻文偉論，有的人似乎逢迎時尚，以經解經；有的人思想空虛，只能堆砌成語；有的人故做擁抱中國固有文化狀，但肯定的少批判的多，骨子裡仍迷執於進口的外貨。

中國文化，博大精深，從不同角度探討，自會有不同說解。我以瞎子摸象的感受，認為摸到了它的脊柱和中樞神經，似乎中國文化的核心思想是個「群」字，易傳和論語所闡揚的大道，便是「群體意識」。蓋包犧氏象天法地製做八卦時，每卦皆以三個符號代表天、人、地三才，即揭示了人與宇宙自然為一共命體；「兼三才而兩之」重為六爻時，更指明瞭人生事物彼此相關。所以在中國文化原始觀念中，不認為「人類」是孤離於「宇宙天地」外的一種生物，更不認為「個人」是存在於「人群社會」中絕對獨立的個體。當文王囚麥里衍八卦時，他所關懷的並不是其自身的不幸，乃是整體社群的安危休戚，這種關懷群體的「憂患意識」，正是「群體意識」的表現。

論語中所講的「仁」字，本有「道德性」與「社會性」兩種涵義。惜孟子偏向發展，只突出仁的道德性，成為東方最悠久最深奧的倫理道德學；荀子雖說出「人能群」而未肯定「仁亦群」，因而未能開發仁的社會性，產生媲美西方近代的法政社會學。這不僅使荀子在孔廟中失掉並列亞聖的尊位，也衍化了儒法思想的分庭與衝突。當代大儒錢穆先生，曾說中國民族性是「和合性」多於「分別性」一也就是群性強於個性，卻沒有說出中國人的群性所以多、所以強的根源。牟宗三先生關於中國文化的講述，似乎仍站在孟子心性的陰影中，認為從儒家內聖工夫中，只顯理性的作用表現，而無理性的架構表現，所以開不出對列格局的現代新外王。我嘗想，假如先賢們能從儒家原點處，同尊孟荀，綜合儒法，也許早就創建出中國式的君主立憲或名實相符的民主政治。

在大學的三綱領八條目中，明示了一個文化模式，那就是從個體人、家庭人、社會人、國家人、世界人，止於宇宙人的「群與倫邏輯架構」。一個文化模式的產生，常與形成它的時代背景有關。孔子從周制，周朝時代的人群結構，尚未分化出「社會」層界，所以大學的原型架構中，在個體人、家庭人與國家人、世界人之間，尚未列入社會層界的社會人。相對於個體人、家庭人、社會人、國家人，都是群體人。中庸裡所講的君子之道，就是群體人之道，且以做群體人為中國文化的取向和價值指標。

「群與倫邏輯架構」，不單是一座修己安人內聖外王的升降梯，也是一具談古論今，評鑑中外的大法器。把它豎立中堂，可將中國諸子百家和西方學說主義，定性定位，分類收容，各盡其用。在自然科學領域中，任何原理定律，都有其有效限度；在人文科學範圍內，各種主義學說，亦各有其「時中」功能。例如揚子為我主張和西方無政府主義，在個體層界內尚可自圓其說，亦有助於個人修養，若是越界施展宣揚，則生弊端。所以用這個架構來檢查今日社會文化的混亂現象時，即可診出問題所在而做對症治療。時人李國鼎先生的「第六倫」主張，實際就是這個體系中社會層界「社會人」的覺識與責任。中興大學陳國成教授，依生態學觀點所做的「第七倫」建議，也正是這個架構中宇宙層界「宇宙人」應有的反省與胸懷。復興文化必從根源處有總體觀與系統作業，不然，東修西補、零星增建，不顯績效；而一個政策性機構，卻致力於事務層次的工作，也有些捨本逐末。

我暫時把這個一得之愚，擬名為「群的文化觀」，說它是對中國傳統文化所持的一個反傳統觀點，對儒家主流思想所用的一個非主流說法。換句話說，也就是一個現代觀點和科學而邏輯的說法。因為它簡明落實易懂，人人都能應用，於是思想有定見，做人有標準，不再六神無主，聽命於人。

如上所述，中國文化有普遍永恆的妥當性，更有無限的包容性。我們要高舉我們的文化真君正告四方：「諸神退位，太公在此」，並以它萬古長春的生命力，重臨中土，使牛蛇鬼怪消聲歛跡，黑暗大地，再見光明。

（轉載自七十三年十二月卅一日聯合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