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竟,這位以稿紙「維」持「生」命,現年四怳風釭滿u紙人兒」,如何讓兩岸的讀者深深走入其豐富的心靈世界?
被稱為是「最高規格」、「夢幻隊伍」的大陸作家訪問團在去年怳諰釧頩F台灣,隊伍成員包括《妻妾成群》的蘇童、《活著》的余華、《紅高梁家族》的莫言,還有大陸「大牆文學」代表人物從維熙、「朦朧詩」重要詩人舒婷等等。
其中以《長恨歌》長篇小說在台灣風靡一時的王安憶,更因為「海派」正宗傳人的封號,處處引來人們拿她與張愛玲比較。然而風格多變的王安憶對於這樣的封號不置可否,她笑著說:「這樣對書的銷路估計是有一些幫助的吧!」
文藝世家
一九五四年生的王安憶,剛過逝的母親茹志鵑是大陸六○年代著名的作家,父親王嘯平是一位導演,王安憶在周歲時隨著家人來到上海定居。由於家庭背景,她在三、四歲時就能背誦《長恨歌》、《琵琶行》等古典詩詞,比起在文革中成長的一輩,像是莫言在童年為了一本《封神演義》,必須替鄰家的孩子推上半天的磨,而阿城在改革開放以後才知道有張愛玲這一號人物,王安憶不僅家中有許多書,「很小的時候就習慣用書來催眠」,而且早在文革期間,她已經偷偷讀過台灣印刷、繁體字排版的張愛玲小說。
雖然生在文藝家庭,然而父親在一九五七年的反右運動中,被劃為右派而遭到開除黨籍、軍籍「雙開」處分,母親則在一九六六年開始的文化大革命裡,因為作品溫情浪漫而遭批判。在那樣一個不安定的時代,學人文社會是比較危險的,因此父母鼓勵她往科學、技術的道路發展。「要不是遇到文化大革命,我想我一定會上大學,或許成為一名科學家或是醫生,而不是小說家。」王安憶表示。
69屆初中生
在王安憶的第一部長篇小說《69屆初中生》一書中,她寫了一個生長在知識份子家庭的女孩子雯雯,原本應該得到很好的教育,卻在十年浩劫裡,成為一個知識貧乏、命運坎坷的庸常之輩。故事的尾聲裡,雯雯成為一個在生產組壓瓶蓋的女工。新婚夜裡,與丈夫有這麼一段對話:
「真的,我和你完全是誤會。假如不搞文化大革命,我一定能考取上海中學,不會到你們圓明中學來的。」
「這倒是。」
「假如沒有插隊落戶,你不去江西,我也不會和你通信的。反正,假如一切正常進行,我們是絕不會相遇的。」
「可是……怎麼才算是正常進行呢?為什麼這進行就不是正常呢?」
「文化大革命本不該發生。」
「可它終究發生了。」
「反正,我的丈夫不該是你。」
而現實中的王安憶,因為文化大革命,使得她的數學只學到四則運算,而物理、化學、生物等等,則是一無所知,「在我所有的知識中,超越了我所受的小學教育的,唯有文學了。」因此原本想要當科學家、醫生,後來想當名農人的王安憶,在農村那些艱苦無聊的日子裡,書和寫日記加倍與她親近著,成為生活的一部份。儘管明知沒地方發表,王安憶仍開始邁開她的寫作人生。
不論是王安憶或是雯雯,「文革,從根本上改變了我們這一代人的一生,」王安憶表示,小說的前半段寫的幾乎就是自己,不過雯雯的結局卻是她那個年代一般人的結局。也或許是經歷了這樣驚天動地的時代動亂,王安憶的小說中,經常有著一條命運的長河引導故事的發展。
沒有理想、缺乏信仰的一代
一九七○年,當時的大學生響應毛澤東的知青下鄉運動,個個像燕子一般奔赴農村,農村既艱苦又充滿神奇的色彩,讓剛滿怳遠釭漱安憶也打起背包前往安徽省五河縣農村插隊。
「當時是懵懵懂懂帶點年輕的浪漫情懷下鄉,然而到了農村的第一天,我就想回家了。」王安憶解釋,一來是從都市到農村,生活環境很不適應,而且她插隊的地方已經受商業氣息影響,農民是現實而非想像中的溫厚憨直。「未來也很茫茫一片,完全不知到那一天可以結束這樣的日子,或許一輩子就是當一名農人了,因此感到非常茫然,」王安憶回想年少時的經歷。
當時他們不過是一群孩子,學習才開始,卻立刻要進入另一種生活的狀態。這些在一九六九年上中學的孩子,初中、高中六年完全在文革中荒置,渴求知識的時候,文化知識被踐踏了;等到踏上社會,原本崇高的下鄉理想又變的荒謬可笑。
「6跟9的顛倒字型,象徵著我們顛三倒四的一代人,我們是沒有理想、沒有信仰的一代。」王安憶表示,《69屆初中生》裡說的就是這樣一群人。然而在《本次列車終站》中,王安憶則將更年長的「老三屆」知青的困境深刻描寫出來。
列車又將出站
老三屆在文革以前受到的教育已經足夠他們建立自己的理想,十年文革的動盪災難結束後,過去懷著一腔熱情理想下鄉的知青,發覺自己過去的艱苦歲月突然變得一文不值,失落、幻滅的痛苦可想而知。而想盡一切辦法回到都市的所謂知識青年,被耽誤的已經被耽誤了,他們沒有競爭的能力,又得重新面臨人生的選擇。
在一九八二年獲得大陸全國短篇小說獎的《本次列車終站》中,王安憶就是藉著這樣進退不得的悲劇來批判文革。故事描寫一對兄弟在中共「兩丁抽一」的原則下,弟弟自願下鄉插隊,讓體弱害羞的哥哥留在城裡。十年之後,當弟弟回到朝思暮想的上海時,卻發覺哥哥的房子有了妻兒,加上他就變得擁擠,而都市裡的冷漠和算計也令他感到失望。故事的結尾寫著「……該怎麼過下去,真該好好想一想。又一次列車即將出站,目的地在那裡?……也許永遠得不到安定感。」
「經歷政治的更迭,原有價值觀的破滅,找尋人生的定位是這些自幼政治至上的紅衛兵心中很大的議題。」以《文革後十年大陸文學之研究》為博士論文的文化大學講師宋如珊說。
對於經歷文革的青年,錦繡年華全部籠罩在時代的災難中,無異是中國人的一大悲劇。儘管王安憶只下鄉兩年,又經常可以回到上海老家,然而在這樣的時代下成長,加上她特別纖細敏感的個性,「越到中年的近十年,王安憶幾乎都在寫一種人生的『幻滅感』,」清華大學中文系教授呂正惠指出。
傷痕文學撲天蓋地
一九七二年,王安憶憑著從小消遣的手風琴考上了徐州地區文工團,並開始學習大提琴。在文工團悠閒的生活及狹小的生活圈子裡,王安憶又漸漸覺得苦悶了,於是她又開始寫作。「說來說去,我寫作的初衷只是為了找一條出路,或是衣食溫飽,或是精神心情,總是出路。」
在文工團的日子,王安憶不僅開始寫作,同時她也認識她的先生,文工團指揮李章,他為了成全妻子回到上海定居的心願,自願調到上海的音樂雜誌擔任編輯。對王安憶而言,她的寫作與人生,同時展開了新的天地。
一九七六年四人幫垮台,文革結束,接著在一九七八年底,中共召開十一屆三中全會,鄧小平重掌政權,大陸開始走向改革開放道路。作家們終於能揚棄政治的框框,開始寫「人的文學」,文學家不再是政治鬥爭的槍靶子,或是政治批判的工具,大陸「新時期文學」於是開始。
突破十年的緘默與苦難,人人都想訴苦,人人都想呼喊,各路英雄帶著文革浩劫的一身傷疤前來傾吐,「傷痕文學」成為第一波的文學主題,也開啟大陸一個很大的閱讀潮,文學創作呈現前所未有的榮景,像作家從維熙描寫文革時坐牢經驗的《大牆》,在當時增印了九十三萬份。「這時候的作品其實並不成熟,但是對社會影響最大,」現任大陸中國作協山東分會副主席的作家張煒表示。
雨!沙沙沙
在一片呼喊或批判的聲音中,當時二怳遠釭漱安憶發表了一部短篇小說《雨,沙沙沙》,小說以浪漫唯美的筆調,描述一位少女雯雯在雨中獨行,期待再一次碰到曾經偶遇的青年。「這樣以少女情懷為主題的作品,在過去並不見容於強調唯物主義的中共當局,這在仍具社會主義性格的新時期文學中可說首開風氣,」宋如珊表示。
對於王安憶而言,她覺得作家不一定要穿著一件社會學家的外衣,藉著小說來批判什麼。她向來關心的創作主題是「人」的自身,深刻地關懷及訴說一個人又一個人的故事;像是《流逝》、《阿蹺傳略》、《逐鹿中街》、《米尼》、《香港情和愛》等等,因此她替小說的命名是「心靈世界」。
在寫《雯雯系列》以後,王安憶也曾從主觀世界走到客觀世界,去寫眼前他人的故事,例如《本次列車終站》、《命運交響曲》、《小鮑莊》、《大劉莊》等等。
到小鮑莊尋根
訴足了苦,寫夠了傷痕。過去帶頭破除四舊的一代,在文化斷層之後,面對蜂擁而入的世界文化,及面對自我的不足,開始尋找中國文化的根。不論舊的文化、風俗、習慣都是說故事的好題材,最傳統的對他們反而是最新鮮的。小說創作上也出現許多刻畫風土民情、地方色彩的作品。例如汪曾祺的《大淖紀事》、古華的《芙蓉鎮》、賈平凹的《商州初錄》、莫言的《紅高梁家族》等等。
王安憶在這時候也拋出了一部《小鮑莊》,故事開頭從七天七夜的雨引來大洪水的宇宙洪荒開始,說著小鮑莊的祖先因為治水失敗,帶著贖罪的心情在此地落地生根。而這村子裡的人,也像是帶著罪一般,老的成了無後的老絕戶,男的娶了瘋婆子,年輕的找不到對象…,然而莊子裡出生了一個具有善良德行的孩子──澇渣。
又一場洪水來了,澇渣為了守護鄰居的老絕戶不幸溺斃,然而他的犧牲引來了社會的關注與歌頌,接著為他周圍的人都帶來了功利。表面上看起來,王安憶似乎也在地方風土中找到人性的溫厚。然而對於《小鮑莊》被歸入尋根文學,「我覺得滿委屈的,」王安憶表示她是在批判一個仁義的村莊最後被現實的利益所瓦解。
情慾作家?
一九八六年,她陸續發表俗稱三戀的三篇小說:《荒山之戀》、《小城之戀》、《錦繡谷之戀》。王安憶回到她主觀的世界,「我寫《三戀》可以追溯出我創作的初衷,以我的經歷、個性、素質,決定了寫外部社會不可能是我的第一主題,我的第一主題肯定是表現自我,」王安憶表示。
在《小城之戀》裡,王安憶特別淡化故事主角的背景及人世環境,並特意減少對白,藉著密不透風的感覺,描寫兩個精力旺盛、年少青春的次要演員,在練功的過程,憑著生命的本能感到性的存在與需求。然而在性的覺醒時,伴隨著的壓抑、恐懼與無知,又使他們倆相依而又互相折磨。包括之後同樣風格的《崗上的世紀》,兩個故事主角躲在空屋中七天七夜,兩人之間除了「性」別無其他。「我不僅挨了不少罵,當時人們還把我列為『性文學』作家,」王安憶一方面觸動了許多讀者,一方面又遭到相當大的質疑。在北京大學與人民大學的圖書館裡,《崗上的世紀》被借閱者偷偷撕去了很多頁。
相當熟悉王安憶作品的大陸復旦大學人文學院副院長陳思和曾指出:「王安憶不從道德去看『性』,而是從生命本體價值上去肯定『性』,使得性在中國文學中得到公平的評價。」
對於經過長期思想禁錮的大陸文學而言,開始時連愛情也只能寫成柏拉圖式的,至於性慾,通常是被借來諷刺其他。例如張賢亮的作品中也寫了諸多性慾,然而他卻是透過「性」,來反映政治的扭曲或表達社會問題。大陸文學批評家大多認為這樣比純粹寫性要有意義得多。
「滿奇怪的,在當時的社會,性似乎不能成為一種主題,好像這種題材很渺小,殺雞用了牛刀,」王安憶表示。事實上她認為:「一個嚴肅的、深度的作家,性這個問題是無法逃避的,」因為要真正的寫出人性就無法避開愛情,觸碰愛情題材就必定涉及性愛,如果寫人不寫性,是寫不到核心的。
海派傳人?
不過王安憶早已經不在意被歸為哪一派的作家,一時被貼上性文學作家的她,在《長恨歌》一書付梓之後,又被歸為「海派作家」了。
在三十萬字的《長恨歌》裡,王安憶藉著一個上海尋常的弄堂女兒王琦瑤,帶出四十年代到八十年代的上海。王安憶說起故事的來源:很多年前,她看過一則報導,說是上海發生一件很古怪的事情,一位當年的上海小姐被一個小流氓殺死了。
「像王琦瑤這樣的女子,在上海有千千百百,她們的鋒頭與墮落,不只代表了個人的際遇抉擇,也代表了這座城市對她們的恩義與辜負,」評論家王德威在評論中認為王安憶在《長恨歌》裡細寫了一位女子與一座城市的糾纏關係。寫的是上海女性,更是以女性來寫上海的滄桑史。
除了寫上海,究竟王安憶和張愛玲像在哪裡?王德威認為她們的相似處,是「兩人同樣擅長以工筆寫實的描繪,經營出一個最虛無的人生情境」。這也是王安憶認同的,她曾寫道:「張愛玲筆下的上海,是最容易打動人心的圖畫,但真懂得的其實不多。沒有多少人能從她所描寫的細節體會到這一座城市的虛無。正是因為她是臨著虛無之深淵,她才必須要緊緊地用手用身子去貼住這些具有美感的細節。」
張愛玲對人生的看法是虛無的,忙到頭來一場空,這也是王安憶深有同感的。然而王安憶認為她們作品的不同處在於,「張愛玲比我聰明,她有節制,知道生活是虛無的,就認了,就此打住。而我卻是知道人生是虛無的,依然要向它走去。」
小說中的王琦瑤在最後一部裡,儘管一輩子所託非人,她也不惜放手一搏,甚至捧出珍藏四十年的金飾盒來討好小情人。王安憶的王琦瑤闖不過情關,她的心思打算都透著世俗男女的謹慎卑微,不像張愛玲的白流蘇有著看穿一切的了然。
上海女子
生活中的王安憶,日子單純得不能再單純,平日就是寫作與閱讀。經常她也喜歡上市場買菜,與菜販子還價一番。「我一向對世態人情的細節很有興趣,我覺得在普通人的生活中有一種美感,那就是世俗。要是沒有世俗,就沒有小說,」王安憶表示。
有一陣子,她住在收留妓女的「勞動教育中心」。(大陸作家可以提出申請,對某些受刑人進行訪談)。在裡面的女孩子,必須穿著制服,不能化妝、燙髮,還要勞動。原本以為人到了這樣的境地應該是很絕望的,但是王安憶卻發現這些女孩子卻經常因為修眉毛、修指甲,而被管制人員申斥。「這樣細緻的行為,是很進入我的審美領域的。」後來王安憶以在勞教中心訪問的真實故事,寫出了《米尼》,訴說一個原本嚮往上大學的女孩子,如何一步步走到成為一個妓女的過程。
紀實與虛幻
喜歡上海也是一樣的道理,王安憶覺得上海的妙處在於她的「世俗」,這個城市比其他城市更為注意生活的細節,上海的女孩子,那怕作了母親或是老太太也都還打扮得怳壎鮮。對於穿著拖鞋上街的現代人,王安憶直說:「真是太粗魯了!」
在台北舉行的「兩岸作家展望二十一世紀中國文學研討會」裡,王安憶的論文〈接近世紀初〉裡,充滿著對現代化的質疑與不滿。包括已經玩到沒有聲音的音樂、白紙一張的圖畫、沒有故事的小說。
王安憶覺得現代社會的大眾化使得一切看起來現代,本質上卻變得粗糙。王安憶表示:「來台灣之前,父親還對我提起,過去一碗最簡單的陽春麵,用的是極好的高湯,麵下得爽口,蔥花也是極鮮的;那像現在,即使是海鮮麵材料都不新鮮了。」
兩年前,王安憶因身體不適停筆一年,安心的整理在復旦大學教小說課的文稿。這次見過王安憶的朋友都覺得過去出色亮眼、喜歡穿著靴子的王安憶,顯得有些憔悴黯淡。在台灣的參訪行程中,王安憶也不像其他作家那樣談笑風生,顯得有些冷漠不易親近。
「王安憶一直是一位深具理想主義的作家,就像《雨,沙沙沙》的雯雯那樣對愛情有著理想的堅持。現在商業化粗糙的社會不是她理想中的社會,然而如何走下去她也不知道,」文學批評家呂正惠認為。
文學人生,人生文學
曾經有人問過王安憶為何寫作?她說:「為了使生活更好!」至於為什麼生活?則是:「為了寫得更好!」對於王安憶而言,寫作與人生已成一體。
《憂傷的年代》一書中,她寫過去下鄉的中轉地──〈蚌埠〉,如何見證了她們還沒準備好的年少,就給推進人生之中;〈文工團〉,一個處境四處皆漏的文工團,如何磨滅了團員的青春年華;農村裡尊貴的〈姊妹們〉,如何在婚姻中變成一個個粗鄙的媳婦。
又如《紀實與虛構》一書中,王安憶追溯著母親的血緣,到了洪荒時代。小說創作不能說是王安憶的自傳,卻又交織著王安憶的人生故事;在創作的想像空間裡,她擴大了自我的生命,這個更大的生命又生出了更大的作品來。「不論真實或虛構,都是王安憶的一部份,」出版了一系列王安憶小說的麥田出版社總編輯陳雨航表示。
從大陸新時期文學的萌發、極盛到現在的衰退,王安憶一直創作不輟。面臨文學及生命的冬天,不知那個充滿理想的雯雯在春天來臨時,又將會是什麼模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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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作不斷的大陸作家王安憶,在台灣屢屢獲獎,擁有不少的「安憶迷」。(麥田出版社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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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稱為「最高規格」的大陸作家訪團來台參加文學研討會,成員包括大家耳熟能詳的蘇童、莫言、余華、舒婷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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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年少的王安憶與也是大陸知名女作家的母親茹志鵑合影。(麥田出版社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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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年代,大陸知識青年滿懷理想奔赴農村,改變了那一代的生命旅程,也造就了大陸的「知青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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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的華麗、上海的滄桑、上海的世俗,經常地出現在上海姑娘王安憶的筆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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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論是王安憶的論文〈接近世紀初〉,或在王安憶的臉上,都充滿著對現代社會的質疑。
上海的華麗、上海的滄桑、上海的世俗,經常地出現在上海姑娘王安憶的筆下。(邱瑞金)
不論是王安憶的論文〈接近世紀初〉,或在王安憶的臉上,都充滿著對現代社會的質疑。(邱瑞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