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貿出超,科技入超
楊世緘以「科技輸入」和「科技輸出」為指標來說明,例如一九七○年代是日本科技輸入的高峰,日本各大廠商卯足全力,從歐美國家大量引進最新的技術和專利授權。到了一九八○年代,日本的科技輸出、輸入指標達到均衡,表示跨進了「科技化國家」的門檻。不過十年,今天日本已是全球科技輸出的大國。
而台灣呢?「西元二千年底時,台灣才會達到科技輸入的高峰,」楊世緘評估,大約在二○一○年科技輸出入打平,台灣可以進入科技化國家之列。至於何時成為科技輸出國?目前只能用「言之過早」來形容。
創新、科技發展,不僅關係產業獲利,更是一國國力所繫,為了奮起直追,「創新」已成為國內這兩年來的最熱門話題。
「論產業活力、論創業精神、論員工素質,台灣絕不輸矽谷,」經過多年觀察,楊世緘的結論頗出人意表:「台灣和矽谷的最大差別在於大學!」
楊世緘解釋,任何人談起矽谷,都不能不提到史丹福、柏克萊、加州理工學院等大學,「學術和產業打成一片」,對矽谷科技的躍升有著舉足輕重的影響力。
為了移植矽谷經驗,行政院國科會在去年將新擬的「科技基本法」送入立法院審查。楊世緘剖析這部新修法案的重點,就是替學術研究鬆綁,讓學術儘量為產業所用。
譬如目前國內大學教授接受政府機關的委託做研究,研發出來的專利權百分之百歸於國家,然而國家不事營利,這些專利權多半就束之高閣,少人問津。但未來新法通過後,專利權最高可以百分之百歸於學校,學校又可將這項專利的獲利分為三份,一份留著發展校務,一份給負責研發的技術中心,另一份則歸於研發團隊──教授和學生,作為激勵。
不僅如此,在楊世緘的構想裡,未來教授和產業界的關係也可以列入考績,教授可以大大方方地替產業做研發,甚至自己「下海」去從事產業活動,兩、三年後依然可以再回到學術界,不必擔心就此丟了鐵飯碗。
「高科技比的是腦力,而最好的腦子終究是在學校裡,」學術鬆綁,再加上近年來教育改革的推動,楊世緘希望不久以後,台灣就會出現「小小史丹福、小小柏克萊」,把台灣和矽谷的差距大大拉近。
創新的奧秘
從學術鬆綁向前推,政大科技管理研究所所長吳思華也提出「以創新為核心的產業發展理念」。
「產業價值的創造,有許多環節,如果每一個環節都能拿來賣錢,自然會刺激大家努力創造。」吳思華舉例,譬如有人有滿腦子的有趣點子,想發明各式各樣的怪機器,可是從寫下構想、在實驗室裡做出產品雛形,到想辦法成立公司、採購設備、進行大量生產;接著產品上市,又要花更多精神去經營管理;最後要經營得當,才能賺到錢,否則所有的苦心都得付之東流。
「這樣冗長的過程,三、五年也看不到盡頭。許多人一想,算了吧,何必那麼辛苦?一個好點子可能就此埋沒,」吳思華指出。
然而在矽谷,最特殊也最吸引人的,就是這樣的流程可以打散:「今天沒錢沒關係,只要做出產品雛形,就可以賣給識貨的大廠、或是找到創投公司來投資,做進一步的設計量產。然後,老闆當煩了,或是同樣的產品做膩了,也儘可以見好就收,把公司賣掉後再去發展新點子、新產品,說不定兩年後又搞出一家公司。」
吳思華指出,這種運作在矽谷非常流暢,創投業者有著超靈敏的鼻子,可以挖掘任何新點子,不賺錢的公司也可以上市,企業間的購併更是稀鬆平常;大家一起向「錢」看的結果,反倒提供了「創新」的最佳動力。這兩年都利用春假到矽谷參觀的吳思華說,他在矽谷看過幾家做得很不錯的華裔小公司,當他詢問公司的下一步目標時,標準的答案竟是「談個好價錢,把公司賣掉!」
從觀念和制度改造
矽谷的創新,來自產業環境的活潑自由,也來自文化的多元開放。「只要是人才,矽谷都歡迎!」楊世緘以矽晶片IC 的謔稱「Indian-Chinese」為例,如果矽谷不夠包容開放,就不會吸引各族裔人才匯集此地;如果沒有各族裔共襄盛舉,矽谷也不成其為矽谷。近幾年矽谷更大幅提高科技人才的簽證名額,向全世界招手。這點對台灣來說,尤其值得深思。
而在一場座談會中,致力於推動頂尖華裔人才回國服務的中研院院長李遠哲則指出,整個生活品質,包括治安穩定、環境優美、文化活動豐富等,同樣是吸引人才、留住人才不可或缺的條件。
「矽谷贏,是贏在制度面,」工研院電子所所長胡正大表示,矽谷舉世無雙的創新活力,是植基於許多良好的制度和理念,別的國家很難學到真髓。即使如此,台灣還是要認真取經、加速改造,把目前「以投資為導向」、「一切以製造生產為重」的產業觀念扭轉為「以創新為導向」。
否則,「台商雖然可以利用矽谷的制度,去矽谷做研發、做創投,但對國家卻是危險的,」胡正大指出。
行銷、創新,這兩個台灣缺憾了的環節,要什麼時候才能補得起來?眼前矽谷景氣正好,命脈相連的台灣這廂也是接單不斷,這些缺憾一時似乎很遙遠。然而,唯有延伸自己的優勢,才能確保更穩健的明天。「台灣要有時間緊迫感,該做的事還很多,」胡正大的話,是期許,也是警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