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土重遷、護守家園是不是中國社會的特性?中國文學史裡,人們記得的詩篇文章,不乏遠遊之作,但總是傷別離、嘆飄零的多。中國人是不是如今人所述,是個「不喜遊,不會遊」的民族?中國人對「遊」的想法是什麼?
南華管理學院校長龔鵬程表示,旅行遊歷,與定居鄉土是相對的觀念,若無鄉土,就無旅遊。遠古時代,人們逐水草而居,商代「居」民意識生,「行國」逐漸變成「居國」;到了春秋時孔子批評弟子「士而懷居,不足為士矣」,又告誡弟子「父母在不遠遊」,足見雖然當時還是個遊士遊居遊行的時代,但「居民」意識及定居的生活型態已經滋長。
龔校長指出,戰國時商鞅的農戰觀念,秦的編戶齊民制度,代表統治者及思想家對居民意識的嘉許。到了漢時宣揚「安土重遷」制度,發展精耕作業,人民不再游耕,成為土戶,當時《楚辭•遠遊》篇乃隨屈原的傳說塑造成失鄉流人的哀吟,「去國懷鄉」的士人形象及精神內涵,自此銘刻在漢以後知識份子的心中。
於是「遠遊,不再是像莊子《逍遙遊》裡上下與天地同流,或是理想的追尋,往適樂土,而是遭受打擊後被迫喪失鄉土,是遭受謫譴的『遷徙刑』,這時開始有鄉愁。」龔鵬程說。
唐詩宋詞中,最令人深刻的是懷鄉思歸,而非山水遊樂之作。唐柳宗元的《永州八記》被視為中國遊記文學的高峰,但是到晚明時已有人批評,柳宗元只是「借山水之丘壑,寫胸中塊壘奇倔之思,非遊之大觀。」
九死南荒吾不恨
龔鵬程認為,中國人真正懂得專心熱情的遊賞,要到晚明之後。明末出現許多有別於回歸田園詩的另外一端,像徐霞客、袁中道、王士性等人的遊歷,所表現的是不安土重遷,不以田園價值為歸向,不認為遊需歸返,也沒有鄉愁。這些遊子不嘆飄泊,傷身世,感棲遲,「遊記已從不得已的,感傷的狀態,轉變成對新世界的探索,也可以說從遊來體驗人生價值,變成遊本身就是價值。」龔鵬程說。
晚明時期,遊的正面價值形成。寫過《金栗園記》、《玉泉澗遊記》的袁中道就說,遊可以親近山水,滌浣俗腸,與良朋勝友會面。換句話說,「家居使人俗,使人孤陋、不閑,」龔鵬程說,「居人」所重視的求田問舍,夫妻情好,在遊人看來,都不是生活的必要,故索性賣掉田舍,蕩盡家資,泛家宅於舟中,一切只為「尋閑談之方丈,遠閨閣之佳人,寫山水之奇態」。
被作家余光中稱為「華夏山水第一知己」的徐霞客,更是「為遊而遊」的大家。他從二十二歲到五怳遠野h世,三十年間全在外頭遊歷。
為遊,原本公子哥兒的徐霞客放下身段,與僕人分負行李,步行於途,幾次絕糧乞食,歷盜遭劫,卻仍不改其志。他專挑艱難的路程走,像遊黃山,他寫那山「仰見群峰盤結,天都獨巍然上挺」,而且「級愈峻,雪愈深,其陰處凍雪成冰,堅滑不容著趾」,登山客只好「持杖鑿冰,得一孔置前趾,再鑿一孔,以移後趾」。為遊,他甚至可以「九死南荒吾不恨」。
徐霞客的遊蹤遍及華北、華東、東南沿海及雲貴高原等怳賑晼A為後世留下各地山川地貌、水文氣象等四十多萬字的自然觀察記錄。他的遊記不僅「文采高妙,還洋溢逸興豪情,」作家余光中形容。例如黃山高處常為雪困,有次長達三個月,徐霞客冒險攀爬,途中遇到一群勉強下山覓糧的僧侶,遊記寫著「松石交映間,冉冉僧一群從天而下……」「這樣的奇句,雖胡金銓的武俠片也不過如此了,」余光中指出。
這樣看來中國人不見得「不會遊」,到了明末更是漪歟盛哉,遊人多矣。但是從晚明以前的遊記看來,大多遊歷只在國內,描寫唐三藏到西天取經的《西遊記》遊歷雖遠達印度,但後代考證其地理多為虛構,而且龔鵬程認為,《西遊記》與中國古來求仙遠遊思想不可分。至於清道光李汝珍所著,假借故事主角唐秀才到海外尋訪百花仙子的《鏡花緣》,已經是以小說寓意,目的在嘲諷當道。
論起中國人真正到國外「旅遊」,對異國世界有具體的理解,還要到清代道光以後,也就是近兩百年的事。
率水之濱,莫非王土
清代以前,中國人的世界觀「為天朝型世界觀,」龔鵬程表示,中國雖不敢自號為天國,但天子坐明堂,率水之濱,莫非王土,其它的方國乃是夷狄戎蠻或「四裔」、「九服」、「殊方」、「異域」、「四荒」,從稱謂上就顯示他們的臣服、隸屬、邊緣、異常等性格。
龔鵬程指出,中國人看四方,從來都以「中土」的眼光視之,對其文化感到有趣,但看來並未引起很大的「文化震撼」。像張騫通西域所到如今被認為羅馬的「大秦」百姓,到中國人的筆下,變成了身高「長怳V」,「俗多奇幻,口中吐火,自縛自解,跳十二丸」等的奇人。龔鵬程認為,此多少是從「能歌舞,善技藝、會變魔術」的來華西人來推測大秦國的民俗。
明末三寶太監「下西洋」,也是從中國「居中」的地理觀來看待世界,所謂「西洋」指的是今日的印度洋。到清康雍乾前期,其時的中國仍居東亞世界中心,四方有琉球、日本、安南等國來貢,當時的中國人看西方當然還是「中土」觀念。曾撰修《明史•外國傳》的清人尤侗所寫的佛郎機(今葡萄牙),有「何事佛前交印去,訂婚來乞比丘尼」之詩。龔鵬程認為,尤侗或以佛郎機有個「佛」字,便以佛來形容天主,以僧來形容教士,讓證婚的人變成尼姑了。
由此也可以體會,當清道光年間,英國以鴉片戰爭強迫中國打開門戶,當時清朝官員乍見過去的「夷狄」來侵,不免也以大國天朝的觀念,對俘虜來的英軍詢問:「英吉利距離內地水程,及來華途中共經幾國?」、「英吉利所屬國共有若干?其最為強大不受該國統屬者共有若干?英吉利回疆有無旱路可通?與俄羅斯是否接壤?」對中國人來說,能夠以洋槍大砲打開中國門戶的國家,豈不是跟「中土」一樣,也該是個地廣人稠、資源豐富的大地嗎,豈知是個蕞爾小島?
「哈甫色維來意斯得」
從晚明到清末,受到西方人來叩關的影響,中國人絡繹出洋,向國外「取經」,但是往往觀者的眼光學養、人格心態,也決定了所見之處。
有看到異國文化,瞋目以為怪者。龔鵬程指出,像署名「局中門外漢」所寫的〈倫敦竹枝詞〉講到倫敦婦女的打扮「細腰突乳聳高臀,黑漆皮鞋八寸新。稱瞋……,縛腰如束筍,兩乳凸胸前,股後縛軟竹架,將後幅襯起高尺許,以為美觀」,看來很不能認同西人的審美觀。
又如講到男女交往「由來禮拜風俗,都到花園覓所歡」、「凡賣鮮花者皆絕代佳人,設店通衢,儘人調笑,日落閉肆後,相率不知之矣」。女教師「或早或晚,約定晷刻,並作諧笑,毫無顧忌」,顯然將所有人都疑心為妓女了。
談及在倫敦所見裸男裸女的雕刻藝術:「丹青萬幅掛琳瑯,山水樓台著色良,怪底畫工皆好色,美人偏不著衣裳,……」;又說「大博物館中有石雕人獸各像,人無論男女皆裸露,形體畢具,凹凸引現,真如生者。……畫工皆女子,攜畫具入院,靜對而摹之,日以百計,毫無羞澀之狀」。這樣的寫法,顯然旅者受到了很強的「文化震撼」?
但是同樣是文化震撼,也有人看到另一面。例如清秀才王韜光緒時出洋,他看到的西方女子是「名媛幼婦,即于初見之頃,亦不相避,食則並席,出則同車,……,然皆花妍其貌而玉潔其心,秉德懷貞,知書守禮」,「女子與男子同,幼而習誦,凡書畫、曆算、圖輿、山經、海志,靡不切究竊研,得其精理,中土須眉,有愧此裙釵多矣。」
清光緒以後,洋務運動抬頭,更多的讀書人開始走出國門,到歐美、日本去學習、訪問或工作。在當時國勢下,不少人跟國父孫中山先生一樣,一出洋「始見滄海之闊,輪舟之奇」。例如欽差大人郭嵩燾,在出使英國期間看到了倫敦的「巴力門」(國會parliament)「有維持國是之議」、「買阿爾」(mayor民選市長)治民有「順從民願之情」。而「中國秦漢以來二千年適得其反,故西洋稱中國為『哈甫色維來意斯得』(half-civilized 半開化)其視中國,亦猶三代盛時之視夷狄也」。
看到西方民主政制的好處,「天朝上國」的臣民郭嵩燾反過來全盤否定了老祖宗,但是對西方人視中國為「半開化」民族的說法,郭嵩燾的確也講了真話。旅行至此,已經不是如晚明風花雪月的純遊賞,而是帶著「富國強兵」嚴肅使命而去,旅行家的眼界看似開闊,但留下來亙古的問題則是,文化的交流如何能夠不受時空限制,平起平坐?
p.118
一代旅人徐霞客是為遊而遊的典型,他的遊蹤記錄,為後人留下豐富的地理記述。(取材自楊家駱主編《國學名著珍本彙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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鴉片戰爭之後,洋務大增,出洋機會也越來越多了。一些描繪歐美各國等的記遊書籍,逐漸出現。(翻拍自國家圖書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