見人所未見．言人所未言——真情至性的經濟學家王作榮

「使國家現代化，是我這一生最關切的問題。」王作榮說。

這個心願植根極早。

王作榮出身湖北一富裕的農家，小時候生活安定，但他的鄰居和親友有的很窮，雖然終年辛勞，常難得一飽，甚至挨不過嚴冬。民國廿年的一次大水和瘟疫之後，他的玩伴幾乎沒剩幾人。對於這樣的遭遇，他起初依隨家人戚族的看法，歸之於命運的安排。

年紀稍長，他接觸到現代知識，逐漸明白過去農村的情形是可以靠人力改善的。耕作方面，運用選種、施肥、防蟲害等技巧，農產便能增加；防洪排水方面，可運用農村剩餘勞力，從事合理的疏濬築堰工作；道路、運輸工具稍加整治，收益便能增加；引入疫苗、消炎片、奎寧丸，便可挽救無數生命……。

以報國救國為己任

這些點點滴滴的知識，喚醒他胸中的熱忱，使他有心致力於促使國家現代化。

王作榮回憶當時在大學裡，所有青年學生，不管出身背景、成績好壞，幾乎人人都把救國、強國當作自己的責任。一方面由於國家積弱已久，整個大環境洋溢著奮發圖強的氣氛；另一方面是傳統讀書人「知識報國」的陶冶極深，使得知識分子無不亟亟於解救危亡。

大陸淪陷之後，他更覺得存亡絕續就在臺灣一島之建設。貢獻己力促進臺灣之現代化，便成為他終生不渝的目標。

跟隨尹先生工作，學到很多，做了更多

民國42∼52年，王作榮在當時主掌臺灣經濟政策的尹仲容先生手下做事，他說：「雖然當時我的職位並不高，但做的事實在不少，如今想來，尤覺這十年是我事業生命的頂峰。」

他在一篇紀念尹仲容的文章中寫道：「尹先生自1948年春來臺，參與本地經濟的重建與發展工作，至1963年初逝世，歷時15年；其間除2年停職外，尹先生實際掌握策畫及指揮臺灣經濟發展工作共13年。他在堅強有力的支持之下，以無比的智慧、耐力與信心，將臺灣從一個貧窮、落後與破碎的經濟，引導走上了經濟奇蹟之路。……」

而王作榮和其他同仁，則是在幕後為尹仲容獻策的幕僚。他形容這段跟隨尹先生工作的日子，就工作負擔和壓力而言，是「苦不堪言」。

因為尹先生不僅積極、負責、企圖心強、對績效要求高，而且對國內外事務的關注範圍極廣，從政治、經濟、文化、軍事，到人口、教育……，甚至書報雜誌上刊載的任何消息，他都有興趣要知道詳情，常交下題目，要僚屬在一、兩天內完成一篇簡報。

「我們在拿到一個從未接觸過的題目時，沒有人會想到對尹先生說：我學的不是這個，所以不內行。我們都是硬起頭皮迎上前去，務求在短時間內完成任務。因此心裡經常都很緊張，深怕這次被考倒了。於是大家分頭到處蒐集資料，互相討論，想辦法整理出有系統的內容，還要做出言之有物的析論或建議，我們每天都戰戰兢兢的。」王作榮對當時拚命苦幹的情形記憶猶新。

始終慶幸有此管道發揮和貢獻

「還好我大學時不太用功，愛看雜書，文學、歷史、政治、哲學、軍事、傳記……，都隨手拿起就看，雖不是很有系統地研讀，但涉獵的確滿廣。到了這個時候，它們都發揮了功用，常常在壓力臨迫下，突然靈光一現，過去讀過的各類知識串連起來了，使我觸類旁通，對新問題也有了自己的看法。」王作榮說。

那段時間，他不斷地讀、寫、思考、討論……，一天工作十幾小時是常事，「記得當時我們是在總統府旁的聯合大樓上班，每年國慶日時都有熱鬧、歡樂的慶祝活動，我卻總是待在辦公室堨[班、伏案疾書。心裡好想也出去看看，但都因職責在身而不可得。十年下來，雖然有著地利之便，但真的沒看過一次熱鬧……。」他回憶說。

這樣忙碌、緊張的工作，如今想起來，可有些許抱怨？

「不，沒有，一點都沒有。不但沒有任何抱怨，而且充滿了感謝。那段時間中，尹先生給我的壓力讓我用功、奮發，訓練我觀察、研究、分析、歸納和表達的能力。因為他很忙，沒有時間聽、看長篇大論，我們都得學會以三、五百字說出或寫出事情重點。這是一段紮實又有用的磨練。以後我離開政府機關後，在教書之外，還能寫寫文章，都歸功於這段時間培養出來的能力。」他說。

其實尹先生是個嚴肅的人，他與王作榮既無私交，平時也沒有稱讚過王的賣力工作，但王始終懷念他、感謝他：「因為他是個極愛國、極廉潔、極公正、極有擔當……的好長官。他雖然沒有稱讚過我，但也沒有罵過我。我們彼此合作久了，自然也產生一種默契；一份報告或建議案，是否高明，是否令他滿意，看看他的表情，也就心領神會了。最最重要的是，透過這個管道，我的所學所長、抱負熱忱，均有了發揮、貢獻的機會，心中的價值感是難以言宣的。」王作榮說。

王在當年做成的種種建議案，有的立刻被採行，就此成為政策，自然會讓人十分滿足；但也難免有些被擱置，不知王教授當年的心態如何？

「很瞭解，很坦然。我們盡心盡力提出的東西，如果未被接納採用，可以想見是有別的考慮衡量，譬如政治情勢、國際關係、環境條件……，這些就不是我們作幕僚者所能置喙的了。當時我們從未期望尹先生給我們解釋一下，我們都不願給他任何壓力，只是埋頭做好該做的事。」王作榮至今仍有「衣帶漸寬終不悔」的心情。

有人認為，尹仲容之器重王作榮，有如伯樂之賞識千里馬；而王作榮之忠於尹仲容，更有「士為知己者死」的情操。在這段為尹仲容服務的時間裡，王作榮不計名利，默默工作。他從未用真名發表文章，以避免與主管爭搶風采；他不出席會議，不參加討論，他站在幕後，享受被識者欣賞的喜悅。

尹先生過世後，他的工作遭到一些挫折與阻力，他在民國53年發表的「臺灣經濟發展之路」前言中說：「這是一個對傳統、權威和落後挑戰的工作，我的作為容易使人嫉視；而我個人也終日在焦急、失望、憤激和疲倦中過活，超過了身心兩方面的負擔。」

念茲在茲，離不開自己的國家

心灰意懶之下，他決定到聯合國設在泰國的亞洲暨遠東經濟委員會的工業研究組擔任組長，準備在海外工作和發展。然而，「我是一個讀中國書讀到迂腐不化程度、極端內向、而又情感脆弱的人。雖然去國，但一出國門，眷懷家邦之情便油然而生，見到有地方升國旗便熱淚盈眶，見到臺灣來的人便依依不捨。……」結果當他得到聯合國終身職時，卻因對國內種種念茲在茲，終又回到臺灣。

他當時有個抱負，就是：「如要使國家快速現代化，必須建立一套現代化的典章制度。我一直在注意這方面的問題，也蒐集了不少資料；又想到日本的現代化十分成功，最好能去日本作研究，深入瞭解他們在重建法令規章時所作的努力。這樣幾相參照，再衡量國內情形，則可重訂一套典章制度。……這個計畫，可惜後來因種種阻礙，也沒能成功。」

以現代經濟帶動國家現代化

於是他開始在報刊上發表文章，期望以多方闡述來建立大家現代化的觀念。

他的中心思想是：我們必須建設現代經濟，以帶動國家現代化。欲達此目標，同時需要破除傳統農業社會所形成的過時觀念和制度，重新培養現代社會的新觀念和新作法。佈置一個全新環境，才能完成全面現代化。

王作榮表示，他這整套觀念在民國四十年代便已成形，以後的論述，都是再就其中各點做更詳細深入的解說或發揮。

在本行經濟方面，王作榮一向主張重工業是現代經濟的核心，如果我們想迎頭趕上西方國家，及早建立重工業應是重點工作。

重工業是現代經濟的核心

他解釋重工業的重要性：

第一，重工業的建立，需要現代化的生產技術、設備、管理、儲藏、運銷……，因此可使我們的經營方式現代化。

第二，鋼鐵、機械、重化學、汽車、造船等重工業，一方面需要其他工業供給原料、零件；另方面其產品可能又成為其他工業的原料或零件，因此是一項引發無數其他工業發展的關鍵性工業。

第三，工業高度發展，需要非工業的因素配合，因此行政、農業、貿易、金融、交通、教育、科學研究等各方面，都會受到工業的刺激，往更合理有效的路上發展。

第四，現代的社會組織、社會關係、生活方式，都受工業發展的影響。愈是高度發展的工業社會，就愈注重團體利益、配合協調、組織紀律，及講求工作效率，於是也就愈現代化。

在改善民生、安定經濟的前提下，我們選擇先發展輕工業

民國59年他在「工業發展路線」一文中，回顧臺灣經濟的成長過程。

他認為，我們採取了「穩而慢」的路線，也就是因應國內當時的需要發展工業。國內若對某種產品有大量需要，但要從國外進口，則設法在國內設廠製造，以代替進口品。

然而所選擇發展的進口代替工業，絕大多數是技術簡單、投資少的輕工業或零件裝配業。雖然它們漸能從替代進口發展至外銷，對我們國民所得、生活水準的提高有很大助益，但王作榮認為：「這些工業，任何一個國家，只要社會比較安定，政治比較清明，不貪汙得離譜，人民不太愚笨懶惰，十年之內，即可趕上而有餘。」

他明白，我們的政策重視「在安定中求進步」，有其背景。最主要的原因是從抗戰起的廿年間，國家飽受通貨膨脹之苦，大家不願再冒物價波動的風險去求快速成長。其次，傳統保守社會對創新作為不太鼓勵，萬一失敗，更會遭致無數的批評（然而嘗試新事，一開始難免會有些失誤）。在此壓力之下，只有守成了。

求好心切的工作榮，以日本為例，說明走冒些險的路線也是可以成功的。日本明治維新起於1868年，到1894年不過26年光景，一戰而勝中國；到了1903年，也不過35年時間，再戰而勝俄國。

有心圖強，無事不能成

「一個國家如果奮發圖強，要從古老落後的社會轉變為現代社會，不必太多時間，二、三十年就夠了。」王作榮認為，「因為他們有成為世界強國的強烈願望，並以其作為全國的目標……，不計代價以求實現。」

他把經濟發展比之為行駛的船，「一流的舵手，不是不讓船行駛，也不是讓船慢慢行駛，更不是不顧一切地向前衝，以至於翻覆；而是估計情勢，在顛簸而不至於翻覆的範圍內，全速行駛。這需要舵手的智慧、經驗、決斷與勇氣，更需要同舟者的沉毅與合作。」

我國近十年認真考慮發展重工業，他認為這是「順水行舟」——應情勢所需而走上這條路。但比起自己設定目標，及早籌畫發展，已差了一截。

千鈞的筆勢，澎湃的氣魄，很快便把讀者的心給抓住了，這是王作榮執筆為文的一大特色。

他自己分析：「為求引起政府及社會的注意，俾能及時採取行動，我在文章中慷慨陳詞，反覆譬解，並不免一再使用重疊的字句與高度刺激性的語氣。時間一久，便形成我文章的風格。」

措詞強烈，旨在引起重視

目前他為三家報紙寫社論：中國時報、工商時報和臺灣日報，仍然維持立場堅定、語氣分明的一貫作風。這或許是有時他的文章會引起別人為文與之辯論的原因。

他說：「我不喜歡從事文字上的辯論，或用文字去挑撥別人。但是我堅持有申述自己意見的自由。我是學經濟的，也從事過有關經濟事務的工作，對國家社會的關懷熱情始終未減，多方涉獵思考的習慣也始終未變，因此我認為自己有義務、也有權利把見解說出來。那些文字是深思熟慮後的產物，絕非標新立異或意氣之爭；因此，我盡過心、說過話，也就算了，別人如何感受，則非我所能過問。」

熟知靜態的經濟理論，掌握動態的經濟發展，從縱的歷史中取教訓，從橫的先進國家取經驗，是王作榮寫文章運用的法則。

他從中央大學經濟系畢業後，曾留學美國華盛頓州立大學，得到經濟學碩士。民國四十六年又至美國范登堡大學，攻讀經濟發展學碩士。對經濟理論的研讀，不可謂之不多。然而他對理論、學說，卻有獨特的看法。

「一個無論如何偉大的理論，都會受到時空的限制。其最大的價值，在於適用這一經濟學家當時所處的環境。空間愈擴大，時間愈長久，其價值也會愈小。」他又說：「經濟學說應用到經濟現實上，既複雜又危險。我國有句名言『盡信書不如無書』，可謂道盡其中的無奈。」

視環境活用經濟理論

但這並不表示經濟學說沒有用，他覺得應該衡諸現實情況，綜合運用各家學說，以提出對策，不可墨守一家之言。他特別強調，不同的環境、不同的狀況，就需要不同的理論來詮釋或解決當前問題。

過去，他曾沉重地說：「落後國家各有獨特的環境，也有其獨特的目標與需要……，如要決定經濟發展政策，乃是他們本身的事；進步國家的專家不能越俎代庖，只能提供技術協助。」他曾以印度做例子，說：「印度曾集中世界第一流的經濟發展專家，設計了一套第一流的經濟發展計畫，結果遭遇了第一流的失敗。」

「當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遭遇困難時，這些經濟發展專家可以舉出一千個理由，證明其政策不合學理；當這個國家克服困難而成功時，他們又可找出一千個合於學理的原因來。」

他如果看到國內政策有套用其他環境適用的經濟理論之嫌時，就會忍不住大聲疾呼：看清我們的情況，採取適合我們的措施。

譬如，在世界性物價波動的情形下，我國是以進出口貿易為重心的經濟，原料進口價格上漲，自然影響到國內物價。此時若以提高利率、緊縮貨幣的方式，來維持物價穩定，王作榮認為這就不對了。他說，國內物價波動是國外引發的，我們想從國內著手控制，不大可能，反而會因貸款利率高、出口成本增加，而使產品賣不出去，減低了投資意願，使成長停滯。

必須有適宜的管制和干預

對於政府應否干預經濟活動，王作榮認為，在複雜的現代經濟中，純靠市場機能那隻「看不見的手」，恐怕難以達到最公平、最適當的資源利用。這種自由放任的主張，就像「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剖鬥折衡，而民不爭」的無政府思想一樣。雖然總有人提倡政府規模愈小愈好、管事愈少愈好，然而事實上，政府的規模愈來愈大，承擔責任愈來愈多。因為這是人類生活需要所造成的演進，誰也阻止不了。

他相信，只有當政府那隻「看得見的手」和另一隻「看不見的手」，共同操作、互助合作時，現代經濟才能得到最佳的發展。

就國內情況來說，王作榮覺得，政府對一般經濟活動的管制與干預，在某些民間企業活動方面，是插手太多，如：設廠、買賣原料及產品、進出口價格、進出口地區等。本來市場機能可以輕易完成自動調節，我們卻往往以公務機關去執行，結果常吃力而不討好，有時還造成一些難以估計的無形損失。

另一方面，對於維護及誘導市場機能從事有效、正常的操作，以符合大眾利益，所必須建立的制度、法規、政策，政府卻做得還不夠。

他說，目前高級決策單位大半都知道問題何在；但是想認真做事的首長常遭到很大阻力，他們費盡力量推動，效果卻不彰。原因是整個行政機構就像一部緩緩運作的機器，如果某一部分特別有效率，而其他部分很慢或還沒開動，結果一定會卡在某個地方動彈不得。

行政革新從整頓稅務做起

所以，在王作榮使國家現代化的整套構想中，行政革新佔了一個重要角色。

他主張先從稅務、司法、警察人員開始革新，再及於整個公務人員系統。之所以第一個想整頓稅務，是因政府推動革新、發展建設、進用優秀人員、發展對外關係……，在在需要錢；而錢從何來？可以從整頓稅務中加強稽徵、增加國庫收入。他做了如下明快大膽的建議：

首先，由最高當局授權財政部長在兩年內，完成稅務行政的革新，所有政府單位均全力配合。

第二，稅務官在退休前為永久職，待遇要大幅度提高，並按職別供給宿舍。

第三，稅務官於授階時宣誓效忠其職，如有貪瀆，須接受重刑處分，並得沒收全部財產。稅務官要詳報本人、配偶、直系親屬及近親之資料，以及本人與配偶之財產，如有虛報，則取消資格。

第四，如有人守法守分但缺乏能力，可提早予以退休安置。

建立「輕稅重罰」制

全面檢討稅制是他主張應並行的另一項工作。

停徵重覆、苛細的稅捐，降低稅率，減輕合法納稅者的負擔；同時對逃漏稅予以嚴懲，也就是要建立「輕稅重罰」的制度。

若對課徵情形不滿，納稅人可依法申請救濟，但不能向稅務人員的職權挑戰，否則要嚴罰；稅務人員若在課徵時犯重大過失，亦將重罰。目的在建立政府的威信和稅務人員的尊嚴。

這些改革建議，王作榮自己也稱之為「不可思議」的辦法。然而他說：「如果因循舊況，我們會有更好的發展嗎？如果不想這樣，有更好的辦法嗎？假如沒有，那麼請思議一下這不可思議的意見。」

凡是不合理、有礙現代化的事，王作榮都不斷提出批評和建議，希望加以改善。教育也是其中的一項。

培養健康、守法、合群的國民

關於國民教育，顧名思義，目的是培養健全的國民。何謂健全？王作榮認為，第一身體要好，所以要注重體育。第二，要讓他們懂得如何在現代社會中生活，也就是要學會守法、合群、合作、服從。

至於智育，「目前的教育，好像希望每個人都做學者。」他說，其實最重要的是應把國文、數學兩科基本訓練教好——學好國文，可有較好的溝通能力，以瞭解別人、也使別人瞭解自己；把數學的基本觀念弄通，則可鍛鍊良好的思考、推理與邏輯能力。

「我們對學生的要求太高，希望他們不是聖賢就是烈士，太不切實際了。」王作榮認為：「國民教育應該教人如何做一個規規矩矩的國民，如何守法，如何應對進退，如何表達心中的意念，如何與人共處，再加上養成思考的習慣，也就夠了。」

教育制度有「求安定不求發展」之虞

他又說：「過去卅多年，受教育的人數大量增加，但並不表示教育的品質有同比例的進步。無論在文化與知識的領域，或科技與經濟的領域，我們的教育並沒有開展出一個良好的新局面或新氣象。」

其原因是：「我們所採行的教育政策與制度，基本的出發點在於求安定，而不在求發展。」

為求安定，大專院校的增設、招生人數、系所調整、課程、學分、學費、老師人數、聘任期……等，無一不需教育部核准，或向它報備。他半開玩笑地說：「儘管我們有專科以上的學校105所，但實際上恐怕只有一所，就是國立教育部大學。」

「在這樣的集中管理下，想在各大學製造風氣、革新事務、發揮知識分子以知識權力領導社會的力量，甚難辦到。」他又正色以道。

「均貧」「均富」有所不同

社會福利與均富政策，是現代化社會不可缺少的制度。

王作榮說，把貧富差距縮至最小程度，並不是均富的真義，這反而會造成落後、貧窮、呆滯的社會，是「均貧」而非「均富」。

他認為：「應首先確定一個社會中，什麼是最起碼的生活需要，滿足此需要即是公共或政府的責任，也就是社會福利措施的最上限。超過這一點，則聽由人民各憑努力與才智去追求財富，個人所能追求到的最高點和這一點的差距（即貧富差距）有多大，則在所不問。……不過，一個社會最起碼的生活水準，隨社會的富裕程度而不同。」

大企業的存在，從這個觀點來看，只要沒有惡性兼併，它們累積財富的效果佳，更能增加社會的富裕程度，是件好事。「大企業的發展，絕大部分原因是經濟發展的自然趨勢，勉強去阻止，會阻礙經濟進步。唯一的一條路，是建立完善的制度來管理，使其充分發揮優點。」

主動改造文化方能促進國家現代化

他說，我國傳統的農業社會文化，和現在大家追求的高度工業化社會生活，不論在思想觀念、行為準則、生活方式、社會組織各方面，都有不配合的地方。我們必須拋棄其中不再適用的部分，並補充進去現代化所需要的部分。

然而我們一直不曾積極從事改造文化的工作，以至於腳步嫌緩，適應過程中因此會有青黃不接的現象。

他認為，這必須靠政治領袖的行動和知識分子的努力，用心觀察、探討，提出一套新的文化觀點，並以文字、言論及教育，對社會大眾作廣泛深入的持久宣揚。

以「家」為中心的傳統觀念有待突破

在另一次演講中，王作榮分析了傳統上以家為社會單位和生活重心，所建立起的文化特色，對今天的社會造成什麼樣的損害：

一、個人的行為準則、道德規範，以維持「家」的秩序、存在為主，忽略了家以外社會組織的規範。

二、過去共同生產、持有、享受的「家庭」中，分不清個人的貢獻與報酬、權利與義務之關係。

三、待人處事，偏重倫理、血緣、親情、人性，忽視法律、制度、契約、公平。

四、以「家」為生產中心，物質生活貧乏、效率低，於是鼓勵節儉、安貧、忍讓，鄙視對財富、物質的追求。

這些都是舊文化中影響國家走向現代化的因素，他提醒大家注意，並希望大家都能有心改進。

至今衝勁不減當年

對錯誤不斷撻伐，不達目標絕不停止批評的王作榮，今年六十五歲，剛從臺大經濟系退休。

「直到現在，我仍然有著一股狂熱，有強烈的參與國家社會的慾望。」他說：「雖然我實際參與建設工作的時間不長，但是幾十年來，憑著筆桿，表達我認為正確的觀念，給社會一些影響，我也覺得心安理得，深感這輩子沒有白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