廿年前,十來歲的中學生為了貼補家用,不得不輟學工作的情形相當普遍;「失學少年的悲歌」曾經是台灣經濟蓬勃發展中的一曲哀怨小調。
時隔廿年,為錢失學的少年已極少見,但卻多出了許多不在學又無業的青少年。他們從何處來,又將往何處去?
午後二時,走過台北街頭,任誰也不免訝異——除了牽著小孩的家庭主婦外,青年男子、少男少女……,眼下萬頭攢動的逛街人潮,每張臉上都是一派悠閒。
這個時間,難道他們都不用上班、上學?

閒置青少年知多少?
行政院主計處公佈的一項數字,或許可以提供一點線索:根據民國七十九年十月的調查,台灣地區十五至廿四歲的青少年人口中,未升學亦未就業的「閒置」人口,共計有五十一萬七千人,比上兩次(七十六、七十七年)的調查,各多出了五萬六千人和八萬五千人!
這個數字驚人吧?在一個講究「少小不努力,老大徒傷悲」的社會中,竟有這麼多人「遊手好閒」,既不事生產,也不求「長進」。這難道也是我們社會生病的表徵?
好在,細細分析數字,實情似乎不如想像中嚴重。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人力規劃處處長張丕繼指出,在這五十一萬餘人中,約有百分之四十、將近廿一萬人有升學目標,他們或是在家自習、或是在補習班惡補,用功拚鬥的程度並不亞於在正規教育體系中就學的學生,理應扣除在「閒置人口」的範圍外。
至於剩下的卅萬人中,又有十三萬六千人是屬於廿至廿四歲、以「料理家務」為由而未升學、未就業的女性。儘管現代女性已經有愈來愈晚婚的傾向,但若對照過去十年(民國六十八至七十七年)間,台灣已婚女性的初婚年齡平均為廿一.三歲,「這批女性中大部分可能已婚或論及婚嫁,她們往往會有『反正生了小孩也是要辭掉工作,乾脆就留在家裡』的傳統想法」,張丕繼指出,因此這種「閒置」,也可以算是合理的。
準備升學和料理家務之外,再扣除正在找工作及準備就業考試、正接受職業訓練、等待服役,以及有健康問題和殘障者,真正沒有「正當理由」的閒置青少年不過四萬三千人,其中男性佔兩萬三千人,女性也不少,佔兩萬人。
話說回來,不管閒置的原因為何,未升學、未就業的五十一萬七千人,足足佔了台灣地區近三百卅萬青少年人口的百分之十五,尤其近三年更有快速升高的現象,實在不能等閒視之。
究竟,這些青少年為什麼找不到「歸屬」呢?

天真好奇的幼稚生們,可了解方帽和黑袍代表的意義?(邱瑞金)
萬事莫如升學急
「以數據分析,最主要的原因當然是國民所得增加後,願意完成學業後就早早進入就業市場的人愈來愈少,絕大多數的人都還想再升學」,教育部技職司副司長彭火炎一語道出。
在七十九年十月的同一項調查中,國中、高中有志升學的比例固然高達百分之九十以上,問題是,為就業做準備的高職、專科,加上原本為大多數人「最後學歷」的大學,也分別有百分之六十五、五十一及六十二的學生,希望畢業後「繼續升學」!
這麼多人想升學,錄取名額卻有限,許多人在補習班裡幾番進出,苦熬兩、三年,也就不足為奇。更進一步來說,「現在的學生不僅都想升學、而且還都要升好學校」,彭火炎指出。
以國中畢業生為例,別看升學競爭激烈,其實以整個台灣地區而言,目前的教育資源已經相當豐富,高中、高職、五專、延教班……等等就學管道,足可容納全體國中畢業生還有餘。即使如此,在這次調查中,十五歲至十七歲、以「補習」為由而未升學、未就業的「國四英雄」,仍有四萬人。
「只能這樣說,就算每個蘿蔔都能找到一個坑,卻未必待得適合、待得快樂,他們還嚮往更大的坑」,師大心理輔導系教授金樹仁形容。

號稱台北市人口密度最高的補習街上,摩肩接踵,盡是一張張年輕臉孔,短短一年相聚,隨後各奔前程。
不升學就「放牛」去?!
國中、高職生為了更好的明天,而在升學與就業的夾縫中徘徊;連好不容易擠進窄門的大專生也有超過半數想「升學」。推究原因,無疑是傳統「文憑掛帥」、士大夫至上的觀念在作祟。
政大經濟系副教授黃仁德指出,台灣是全世界博士比例最高的地區之一,而放眼國內,政府首長、社會上的意見領袖,以及新生代企業家,多有顯赫的學歷為「靠山」;這種情形下,再怎麼勸年輕人「行行出狀元」、「學歷不等於能力」等等都沒有用。
此外,目前的教育及社會資源的確集中在有能力「升好學、就好業」的青少年身上。若是不幸淪落國中後段班,或是私立的、良莠不齊的高職、專科,或是不起眼的小工廠中,那就只好飽嘗被忽略輕視的「放牛」之苦。這些孩子自尊心、自信心低落,只有遷怒於自己容身的「坑」——「這才不是我想要的!」
有這種自怨自艾的心理,再要求他們「定」下來安身立命,自然是難上加難。私立學校的輟學、退學比例,以及小型企業的員工流動率都比較高,正是這種心態的反映。

公立技職學校的學生,平均每人使用的教育資源是普遍高中生的一.八倍,能夠習得一技之長、學以致用,才算不負眾望。(邱瑞金)
「吃不了苦」的新生代?
造成青少年「定」不下來的另一個原因,是親子間的金錢關係。
「國外父母視十八歲以上的子女為成人,很少會為他們負擔生活費用」,黃仁德指出,但在台灣,不少父母心疼孩子「做事做得這麼受累受氣的,一個月也賺不了幾個錢,乾脆辭職算啦!」尤其以女孩子來說,這種「給爸媽多養幾年也沒關係」的「奢侈性失業」比比皆是。
這樣的經濟依靠,雖然可以避免掉許多國外閒置青少年,因為缺錢而犯下的竊盜、賣淫等罪行,但也間接助長了閒置風氣。這次調查中,扣除了準備升學及正在找工作或接受職訓的青少年,在餘下的廿三萬餘名所謂「未在學、未就業,且無升學與工作目標者」中,有十八萬三千人大大方方地表明自己「不想工作」,多半便是這種情形。
除了學校、家庭之外,社會因素對青少年的影響也不可忽視。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職業訓練局就業輔導組蕭建勳組長指出,這幾年來台灣急速富裕,金錢遊戲狂潮多少腐蝕了人們的工作意願。好逸惡勞、妄想一夜致富的心態遍及整個社會,當然沒有判斷能力的青少年更易「有樣學樣」。
正像日本青少年對求職有著危險的、髒亂的、工時太長太累的三個「戒條」,而目前在台灣,還要加上職務名稱不好聽的,通通都是青少年的「拒絕往來戶」。學校佈告欄媔K滿的工廠求才廣告無人問津,學生們寧可自己去找工作。

別小看「黑手」,修車可是門大學問,絲毫馬虎不得。圖為大安高工上課情形。
服務業掛帥
什麼樣的工作才能吸引青少年?當然是服務業。「服務業接觸的對象是人,工作性質輕鬆活潑,又可以打扮得光光鮮鮮的,相較之下,整天與機械為伍,單調、髒亂的製造業,即使報酬不錯,也留不住青少年」,北市大安高工校長楊金聲表示。
以統計數字來說,從民國七十五年的百分之卅七、民國七十七年的百分之四十三,一直到民國七十九年的百分之五十二,從事服務業的青少年佔在職青少年的比例節節上揚,正反應出這種趨勢。
青少年就業觀念的偏差,是社會大染缸中必然的產物,而媒體上的各種聲光誘惑,更促使青少年舉棋不定。若是把持不住而走上歧路,譬如女孩去風月場所上班,或是男孩去遊樂場所當保鑣等,那麼接觸藥物、毒品、黑社會……等的機率就會大大提高,正像青少年犯罪實況紀錄的小說「少年阿辛」中的情節般,許多原本只是在單純擺盪的青少年,從閒置到迷失,最後竟然懵懵懂懂地犯下罪行。這是青少年閒置的最壞惡果,也是許多社會輔導工作者最沈痛的夢魘。

打扮整齊、工作輕鬆的服務業,自七十九年起,已逐漸超過製造業,成為過半數在職青少年的就業選擇。(邱瑞金)
遊盪?安定?
要防止這種惡果發生,東吳大學社會系教授楊孝濚,除了導正社會風氣,以及學校、家庭、職訓、警政等單位的密切合作外,青少年社會福利法的確實執行也不可忽略:「像是法中規定不准十八歲以下的青少年進入遊樂場所、買煙酒、看成人電影等,都是保護青少年免受社會染缸汙染的措施,這是整個社會的責任,不能放鬆」,楊孝擃出。
當然,走過青澀歲月的人,都能體會青春期那種不時浮起的彷徨、躁動、叛逆的心情:「這段年齡的孩子,本來就定性不夠」,北市和平國中輔導主任陳美智指出。好在長期失學並失業的人究竟只佔極少數,最常見的還是從一個學校中輟、轉到另一個學校,或是從一個工作辭職、轉到另一個工作的空檔期所謂的「摩擦性失業(失學)」。
「成年人通常有家計負擔,即使對工作不滿,多半也採取『騎驢找馬』的方式,等找到了另一匹馬才敢換下驢來;青少年卻不考慮那麼多,總是把事情想的太容易」,黃仁德指出。
例子不勝枚舉:一位高雄某商工畢業,隻身來台北闖天下的馬姓女孩,在短短二年中換了四、五個工作,雖然窮起來連買份報紙看求職廣告都要仔細盤算,但率性起來,一份一萬六、七千元的工作還是可以因為各種理由說辭就辭、毫不眷顧。
十七歲的王姓女孩,從藝校音樂科輟學,賦閒在家半年後,央請媽媽印了盒漂亮的「個人工作室」名片,卻對找學生並不積極,下學期又準備轉入另一所職業學校音樂班就讀。對於自己這一串休學、輟學、轉學的歷程,她的反應相當漠然——反正在家裡彈彈琴、看看書,日子也過得挺愜意。
當然,有些青少年排斥「定」下來,正是看到太多成年人被梆死在一個框框裡,逐漸喪失了自我,因此他們心生抗拒。曾經閒置,目前在電腦公司當門市小姐的江姓女孩,就形容自己在家遊盪的日子充滿了創意和活力,反倒現在每天一睜開眼就感到一陣不知所為何來的茫然和疲憊:「又是一個無趣的工作天,唉!」

精力充沛的青少年,需要有正當的休閒活動讓他們盡情發洩。(邱瑞金)
一個蘿蔔一個坑?
青少年的心聲儘管真切,但人生的現實和責任終究無從逃避,遲早要面對。黃仁德指出,再怎麼說,人還是要找到歸屬、找到可讓自己奉獻心力的目標。而在框框外擺盪久了,一來浪費了人生最寶貴的技術及學識的養成期,其次在別人異樣的眼光下,自尊心及自信心難免低落,對日後發展會有長遠的不良影響;同時,對國家的教育資源、社會資源及經濟發展來說,也都是極大的浪費。
一個蘿蔔一個坑,你可找到你要的坑了?

短暫彷徨過後,展望未來,但願每位青少年都仍然充滿鬥志和希望。(本刊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