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連續推出兩期漢學與漢學家報導之後,我們如常亟待讀者的回音。出乎意料地,第一封信卻是來自劍橋的杜德橋教授。
他在信中特別提及:「……我過去和記者接觸的經驗並不都那麼幸運——他們喜歡重新改寫,以合乎他們自己的想法。但是我發現您非常審慎詳實地報導我們的訪談。我很喜歡那次談話,因為你的問題完全對準了我的研究,對我而言,這也是一個極難得的經驗!」
無獨有偶,法國高等學院知名漢學家施博爾在巴黎接受本刊採訪時,也表示:「為什麼別的記者總喜歡問我:太太也懂中文嗎?在家說中文或法文?孩子在台灣出生,那他們……」
坦白說,以一本綜合雜誌編者的立場,我們也不排除讀者的確可能會對一位法國學者兼道士的家庭生活感到好奇;此外,把採訪重心放在研究專題上,恐怕讀者也難免會問:為什麼要和「老外」談西遊記、談道家、道教?難不成「反問胡兒學漢語」?
為什麼?事實上,西方漢學家如杜德橋、施博爾,實名重士林,卻謙抑有加;施博爾就表示他們只是「學習」中國文化,而不稱「研究」。「如果要問西方的漢學者有什麼意義?只能說是文化交流」,施博爾且巧妙地以「植物基因庫」為例,來回答這個問題(見本期一一八頁)。而這個答案,也正是本刊製作「當東方遇見西方」系列的用心所在——中國文化的傳承是世界大事,我們渴望知道它在西方被理解、整理、研究的實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