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果說偶像製造是一個國家娛樂工業發達與否和影響力大小的指標,台灣在二十一世紀初始,就展現了雄厚的實力。
僅僅一個夏天,男孩偶像團體F4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一舉擄掠所有華人世界少男、少女的心。二○○二年秋天《流星花園Ⅱ》播出,加上亞洲巡迴演唱會展開,不只讓F4聲勢達到顛峰,整個華人娛樂市場版圖也因此更加清晰,台灣獨領風騷的地位愈為突顯。
尤其對大陸地區而言,因政治與文化大環境使然,數十年來,台灣的流行產物一直是中國娛樂事業的啟蒙者,在兩岸文化的交流上,也扮演著前鋒的角色。貼上「台灣製造」標籤,就是在大陸地區走紅的保證,演藝圈的工作者因此絡繹於途。甚至過氣的歌手、演員都在大陸找到了掌聲的延續。
除了兩岸皆低迷的電影,十幾年來,整個台灣的娛樂工業,包括電視連續劇製作公司、唱片業、經紀業、演唱會等,無不跨足大陸市場。尤有甚者,如電視連續劇,招攬了台、港、大陸、美國、新加坡、泰國等地的華裔工作者,在大陸拍攝的台灣劇組已宛若小型好萊塢。
就文化融合的層面來看,台灣所領軍的交流確實貢獻卓著。然而娛樂工業既被稱為Show Business,商業利益自然是最大考量。
中共當局深知娛樂工業同時兼具主導大眾思想與商業利益的箇中玄機,為保護當地娛樂事業的發展,於二○○○年起,開始對港台娛樂投資設限。台灣娛樂工業西進的風光表面背後,電視劇演員配額受限、製作班底不得掛名、歌手「走穴」(拼盤式演唱會)不易、綜藝節目一年只能出現四次港台藝人……,短短兩年,版塊已然悄然位移:拿最高籌碼的演員不再是台灣藝人、台灣人製作的連續劇中大陸臉孔佔絕大多數、台灣歌手巡迴演唱會隨時可能被禁。曾經對大陸市場「喊水會結凍」的台灣娛樂工業人士,目前最憂心的竟也是:台灣娛樂市場會不會「香港化」?
台灣如何以兩千多萬人的市場牽動著大陸娛樂業十幾億人的商機?在大環境氣候丕變下,台灣娛樂工業猶能續執牛耳嗎?未來的利基為何?F4仍領風騷,提供了什麼樣的啟示?
中共十六大召開之前的深秋北京,冷鋒較往年早來了半個月,蕭瑟的長安大街卻隱隱有一股騷動。天安門廣場改植上與北方一點也不搭調的鮮綠熱帶檳榔樹,道路兩側大型艷紅宮燈被架起。預祝十六大成功的標語掛滿每個角落,與隨處可見百事可樂廣告F4的男孩燦爛笑容形成有趣對比。
早在十六大召開之前,中央台就全面「淨化」。綜藝節目唱來唱去都是愛國歌曲,連競賽式的綜藝節目,參賽各隊隊呼喊的不是「加油」,竟然清一色的「堅持黨的領導」、「擁護『三個堅持』」!
台港連續劇更是不給播,所有表演、戲劇送審批文暫緩。台灣戲劇製作人伍宗德與「中國國際電視總公司」合作的大陸「國產片」──《澀女郎》,也因是描述都會男女愛情的特殊題材,早在一年前拍竣後就被冷凍,逼得他為搶時效,不得不管大陸合作夥伴的反對,在台灣先行播出。
「每回召開中共黨代大會都會這麼著,是為了加強『主旋律的宣導』,」某位北京資深媒體人解釋。

從鄧麗君(上)、羅大佑(中)、齊秦(下)到張惠妹(右),台灣音樂人的魅力不僅叩開中共鐵幕,陪著十幾億中國人走上改革之路,也確立了台灣娛樂工業在華人世界的影響力。(圖片來源:本刊資料室、林清洋)
政治大旗下的演唱會
然而南方的上海卻也有一股壓抑不住的騷動。
十一月九日之前的幾天,上海體育館附近的旅館就進駐大批成群結隊的少女。她們身上掛滿F4徽章、旗幟,操著大陸不同省份的口音,霸佔旅館電梯、大廳,激烈研擬對策:如何在F4演唱會當天見到偶像一面,或者如何在演唱會前混進體育場後台,與偶像「不期而遇」。
她們涇渭分明,各有不同的擁護者,且每一個歌迷還會依年齡層分支出不同的後援會,追星的「專業」與「強悍」程度,不輸台、港、東京等其他亞洲先進城市。
當北京對國家接班人的討論耳語最熱烈時,上海的興奮心情也達到了高潮。
F4演唱會當晚,上海體育場擠進了近八萬名的歌迷。雖然公安與解放軍至少出動四千名,在各個角落強勢維持秩序,仍掩不住歌迷們的熱情。幾首歌曲帶動了全場大合唱,八萬人的嘶吼聲在體育場內轟轟迴盪。不管公安的制止,八萬人全站到椅子上,只為爭睹四個來自台灣的大男孩。許多歌迷更因興奮,哭得不能自己。
遠從北京來、坐在票價最高貴賓區上,陳小姐說:「兩千塊人民幣一點都不貴。你要是親眼見到仔仔(周渝民)你就知道,那是肯定生不如死的!」但問她知不知道十六大正在召開?她聳聳肩,說,不要問她這些,若是提起F4的各項動態,她倒是可以如數家珍。
「這是上海,若在北京,十六大召開前後幾個月內,是不可能會有像這樣的大型演唱的,」那位北京資深媒體人指出。
在這個國家,即使最輕鬆的娛樂市場,都被賦予必要的政治解讀與聯想。雖然北京與上海本來就是發展重點不同的兩個城市,主辦單位也一再澄清,但F4演唱會能在十六大召開期間舉辦,仍讓兩岸娛樂圈猜測不已。

從鄧麗君(上)、羅大佑(中)、齊秦(下)到張惠妹(右),台灣音樂人的魅力不僅叩開中共鐵幕,陪著十幾億中國人走上改革之路,也確立了台灣娛樂工業在華人世界的影響力。(圖片來源:本刊資料室、林清洋)
低調的熱烈
穿越亮麗的舞台布幕背後就會發現,數萬歌迷能擁有如此的動情夜晚,包含著許多隱晦、微妙的操作:F4演唱會很唐突地與交響樂、京劇、芭蕾舞等表演藝術同列在上海重點發展的《上海國際藝術節》表演項目下,而得以於政治敏感時刻順利舉行;採訪記者人數被嚴格限制到十幾位,尤其港台地區記者僅僅三家媒體獲准進入,且還意外地被限制拍照時間;現場維持秩序的保警凶悍到連F4經紀人江一朋都被阻擋在場外。
特殊政治氣候下,低調、低調、再低調,最少的宣傳,不惜拒絕娛樂工業生態中相互依存的媒體,這全然不是偶像團體演唱會該有的操作手法。但F4仍獲得空前的成功,創下單場票價最高的紀錄。
「兩岸的流行文化早就零時差了,」F4經紀人柴智屏點出F4沒有宣傳就能同一時間內紅遍華人地區的原因。她說,目前華人地區的娛樂中心仍在台北,台北的衛星電視又特別發達,只要衛星涵蓋得到的地區,架起「鍋」(小耳朵)就能看見台北第一手的娛樂新聞。加上大陸盜版厲害,即使《流星花園》被電視台禁播,盜版DVD卻唾手可得。
「看得到電視劇、新聞,聽得到歌聲,卻見不到本人,歌迷期待了一整年,F4的聲勢當然會達到高點,」主導這場演唱會的東風衛星電視董事總裁楊盛昱說。

「小資看碟」是中國近年興起的文化現象,盜版CD、DVD價格低廉,充斥市場。盜版商提供的片種多元、快速,與國際市場「零時差」。
風騷的基業
衛星電視無遠弗屆,華人娛樂市場早已成形,台灣獨領風騷十幾年。
一九八○年代,美國好萊塢電影大舉入侵世界各地,嚴重衝擊香港電影工業。香港面臨九七大限陰影,經濟起飛、經歷過民歌運動、新電影浪潮,而有良好根基的台灣順勢接棒。
在那段風光歲月中,台灣八點檔連續劇一集製作費可以上百萬、唱片銷售量衝破百萬張是家常便飯、秀場藝人有接不完的工地秀、綜藝節目以錄影帶方式行銷全球華人地區。
當時大陸是台灣娛樂工業的附屬市場,只有過氣藝人才到大陸尋求第二春,至於當紅的,前往「走穴」只為換換口味、賺外快。以一首「新鴛鴦蝴蝶夢」紅遍華人世界的黃安說,當時往返兩岸,純粹只是為了新鮮。「五十萬人的場子!嚇都嚇死了,但也滿足了做為一個藝人的虛榮,」他說,那時怎麼都沒想過要以大陸為主力市場。
台灣正熱,太早西進的藝人反而不利。例如以創作反省歌曲為主的羅大佑,八○年代出走香港,再輾轉北京多年。一九九六年台灣第一屆總統民選時他返台,發行一張結合電子花車元素的競選歌曲專輯。但歌壇才子竟再也抓不住台灣聽眾的口味,於是從此自外於台灣市場。

優渥環境下成長的年輕人擁有陽光、自信的特質,是演藝偶像必備的元素。圖為F4成員吳建豪在上海演唱會上勁歌熱舞,引爆現場八萬歌迷的熱情。
連續劇主導權繳械
然而台灣獨領風騷的情勢,在二○○○年起丕變。
不景氣使台灣各大電視台虧損連連、盜版衝擊唱片業,除了因大陸媒體仍受到中共政府嚴重箝制,使得娛樂新聞、綜藝節目的華人市場還以台灣為主外,藝人、唱片公司、戲劇製作人、經紀人等,皆不得不「逐掌聲而居」,開始將中國視為主要市場,甚至有藝人幾乎完全放棄台灣市場,如黃安、張信哲等人,全力深耕大陸。
而中共當局對港台演藝人士投資大陸的限制也於焉開始。
「八○年代,大陸對外資的渴望是求之不得,尤其對『瓊瑤』這樣的製作人更是禮遇備至,」瓊瑤的媳婦、也是連續劇製作人何琇瓊說,二○○○年後,大陸政府警覺到培植與保護本土娛樂產業的需要,開始對港台製作人戲劇設限,嚴格規定工作人員比例。
中共廣電局將電視連續劇分為「國產劇」與「合拍劇」兩種。「國產劇」顧名思義由大陸的電視台主導,演員最多僅能有兩位台港人士,而製作人、編劇、導演即使是台港工作者,也不得掛名。而且國產劇每年有數量限制,不是每個人都爭取得到。
「合拍劇」則由台港製作單位與大陸電視台合拍,沒有名額限制,但不得登上任何電視台的黃金時段,形同以黃金檔成本製作二線檔期,很不划算。
一手包辦《澀女郎》一劇編、導、製的伍宗德就有滿腹牢騷。
「在片廠,連記者來探班都不能發言。那可是我的戲啊!」他說,他有千百個不願意離鄉背井,但目前台灣電視台八點檔一集只給五、六十萬製作費,根本拍不出好戲。
在商言商,同樣到大陸拍攝《風雲》的製作人徐進良表示,大家都很委屈,也覺得對不起自己的工作人員,但大環境使然,當然還是以爭取拍「國產劇」為主。
演員配額的限制,也同樣衝擊到原先光環最亮的台港明星身上。製作人楊佩佩就明指,現在大陸的「男一號」與「女一號」價碼早就超過台港明星好幾倍,「但礙於法令,還是得請他們,」她說。

經濟改革疾疾行,言論自由卻仍緊緊在握。無涉政治的流行刊物是中共開放媒體的第一波。
小心「擋鋃」
中共廣電局的做法確實收到實際的效果,大陸電視劇製作的水準在近兩年內突飛猛進。最明顯的例子是長期與瓊瑤合作的湖南電視台,原先只是沒沒無聞的省級地方台,但長期接受瓊瑤劇組薰陶,目前已是大陸除中央台、北京電視台之外最「火」的電視台,自資拍攝的連戲劇也達到很好的水準。
伍宗德形容大陸廣電法令如「孫悟空的緊箍咒」,讓最靈活的台灣製作人都備受束縛。然而大陸演藝環境的困難也非法令保護如此單純,製作公司還得慎選合作對象,才能由嫻熟人脈的當地人幫忙解決各種層出不窮、光怪陸離的問題。
「拍戲要批文,戲拍完後還得送審,甚至播出時若碰上敏感的政治事件,都得臨時修改劇情,」楊佩佩說,這些大大小小需要打通關節的事,只有政商關係「有力」的合作對象才能處理。
楊佩佩目前與中共國務院對台辦下屬機構的「九州音像出版公司」合作,瓊瑤則選擇湖南電視台。而新來乍到的製作人就難免在摸索的過程中受騙。
徐進良有慘痛的經驗。他雖不願指名道姓指出對方,但仍不禁抱怨,他曾在批文尚未過關的情況下,誤信了合作公司的包票,將大批人馬浩浩蕩蕩開拔到四川,結果中途竟遭舉發「封機」,損失慘重。
同樣的問題也發生在藝人身上。某位專門在大陸「走穴」的藝人就曾經因一紙演出證遲遲未過關,臨時爽了大批演唱會觀眾的約。「追到最後才發現,原來竟只是負責蓋章的小公務員『那天沒有蓋章的心情』,」這位藝人簡直無法相信。
「找一家可以信任的當地人經營的經紀公司負責演藝事業,已是藝人在此間發展的必要做法了,這裡政商關係複雜的程度決不是外地人可以掌握的,」他感嘆:「在大陸走得通,知道要感謝哪些人;走不通,連該恨誰都不曉得。」

從鄧麗君(上)、羅大佑(中)、齊秦(下)到張惠妹(右),台灣音樂人的魅力不僅叩開中共鐵幕,陪著十幾億中國人走上改革之路,也確立了台灣娛樂工業在華人世界的影響力。(圖片來源:本刊資料室、林清洋)
成也蕭何,敗也蕭何
在台灣,目前除了偶像劇、鄉土劇之外,講華語的連續劇已到了不是大陸劇、就是「混血劇」的「慘況」。反觀大陸地區卻一片榮景。
根據大陸「中國電視節目榜組委會」所做二○○一年全中國電視劇人均收視調查,排行榜前十名,除瓊瑤的《情深深雨濛濛》與港劇《開創世紀》外,其他八部皆為大陸國產劇。其中《鐵齒銅牙紀曉嵐》、《大宅門》、《康熙王朝》,內容歷史考究細緻,在台灣有線電視台播出時亦收視不惡。
連續劇的製作市場逐漸由大陸介入、接班,那前述台灣娛樂工業的優勢到底又從何而來?
答案是唱片業。
經濟不景氣與盜版雙重打擊下一片低迷的台灣唱片市場,一反過去動輒數十萬張銷售量的榮景,目前只要銷售五萬張就算「過關」,但卻還能不斷展現驚喜迭起的創作力。唱片產業未曾因大陸的十幾億人口市場嚴重外移,原因竟是「成也蕭何,敗也蕭何」──拜大陸地區盜版嚴重所賜。
「雖然大陸有十幾億人口,但礙於盜版嚴重、人民所得低、內容審查嚴格,滾石旗下最火的當地歌手『雨泉』,每張專輯售價十八塊人民幣,都只能賣到九十萬張。台港歌手每張六十幾塊人民幣的專輯,當然更是昂貴的『奢侈品』了,」滾石唱片中國地區總經理吳正忠表示,西洋歌曲的審查更為嚴格,往往十張唱片中,只有五張的歌詞審查可以過關。

大陸風光吸引了許多台灣電視劇製作公司。左圖為楊佩佩工作室《飛刀又見飛刀》劇組在蘇州太湖邊的拍攝現場,揮劍者是香港知名演員孫興。
「打假」
的確,即使像北京、上海這樣的大城市,走進最大的唱片行也很難買到自己想要的專輯。但夜晚街邊、幽靜胡同,甚至到辦公大樓、酒吧,兜售盜版唱片的攤販卻應有盡有,完全和國際市場零時差。包裝精美、內附完整歌詞的盜版CD一張只要五到十塊人民幣。
「這裡的唱片業算還在開疆闢土中,所以公司的人事都是最精簡的,」但吳正忠卻躊躇滿志,他說,各大唱片公司正醞釀以當地國民所得訂定CD售價,以低價策略驅逐盜版。周杰倫的第三張專輯《八度空間》首先發難,將售價降至十幾元,反應十分熱烈。任賢齊十月初發行的新專輯《一個任賢齊》也跟進,預計到年底超過五十萬張應不是問題。
在大陸政府「打假」聲中,盜版業者也趁勢漂白。如多家原以盜版為主的廣州工廠,近日就標得滾石唱片八○年代老專輯版權,準備化暗為明。
「大陸人多,創作力也豐富,缺的就是『擺渡人』與包裝,」吳正忠說,所以經紀業務也成為各大國際唱片進軍大陸必備的業務項目。但他也不諱言,即使今日大陸有最先進的硬體設備,技術卻嚴重不足,滾石在大陸地區製作的專輯也還是得帶回台灣混音。

「瘋偶像」無國界,即使語言隔閡,日本男孩團體V6十一月初造訪上海,依舊引來大批歌迷盯哨。
飽暖思淫慾的產物
除了製作、混音技術追不上,展現唱片工業實力最重要一環的偶像歌手,大陸也還無力「製造」。
一位大陸資深媒體工作者分析大陸地區「土產偶像」指出,早在八○年代小虎隊走紅大陸後,內地唱片公司就一直想自製偶像。但時至今日,市場上雖有如「心跳男孩B.O.B」、「中國力量」1、2、3組等眾多偶像組合,但年輕歌迷心儀的,卻仍是台灣來的F4、蘇有朋,韓國的H.O.T和日本的V6。
捧紅過楊麗菁、黃維德等明星的「藝人伯樂」經紀人陳世龍不諱言直指,偶像是「飽暖思淫慾」的產物,除了要有成熟的包裝、操作手法外,偶像的氣質與成長環境有關,是強求不得的。台灣社會開放、資訊流通快速,年輕孩子不但自信,還走在流行的前端,與中國相較,氣質自然不同。
陳世龍到中國發展藝人經紀業務已有多年,卻還未見過任何堪為「千里馬」的大陸年輕人。「雖然大陸有十幾億人口的市場,資金充裕,但台灣娛樂工業的根已扎得深,在偶像歌手領軍下,再獨領華人市場風騷幾年是沒問題的,」陳世龍說。

中國有十幾億電視連續劇觀片人口,讓嚮往掌聲的港台藝人紛紛前進大陸。上圖中台灣新生代演員林心如趁拍戲空檔補妝,希望呈現自己最美的一面。
擺渡
F4的成功,是台灣娛樂工業戲劇、電視台、經紀業、唱片業多方面整合的結果,也直指台灣娛樂工業的雄厚利基。雖說客觀環境讓資金、人才、與技術不斷外移,但發展卻仍大有可為。
何琇瓊舉早已失去龍頭地位的香港為例,香港市場小,又以粵語為主,客觀條件上要與其他地區競爭極為不利,但他們在流行工業上仍保持了相當的實力。如近日走紅的少女組合Twins,在香港唱片銷售頂多一萬多張,但整個包括唱片業、演唱會、經紀、媒體,卻將她們烘托得氣勢十足,進軍其他地區指日可待。
「這個行業就是這樣,並非市場在哪裡就一定得往哪裡去。現在整個亞洲不就是日本、韓國娛樂工業的腹地嗎?」何琇瓊說。
曾在美國、台灣、香港、大陸等多個地區經營娛樂事業的東風電視董事總裁楊盛昱也表示,「流行」應該是一種激盪,過去台灣的流行文化幫助大陸「擺渡」到更開放多元的一端,今天,台灣娛樂工業也需要大陸更大的市場與人才資源,才能「擺渡」過本地市場萎縮的瓶頸。
張惠妹讓大陸禁唱了兩年,聲音卻因此充份休息,回到初試啼聲時的雄渾動人。得與失,在交流的過程中總沒有絕對。文化、商業、政治交錯影響,這就是娛樂工業動人、可愛的一面。至於兩岸流行文化交流中種種阻礙或誤解,往好處看,不也是彼此了解的必經過程?但是多年來,娛樂工業仍是兩岸文化交流與商業共榮的先鋒,兩岸能有最多的了解、最少的限制,仍是創造雙贏的開始。

國際可樂品牌看上台灣偶像對大陸年輕族群的號召力,特別請來F4代言,巨幅廣告在中國各大城市隨處可見。

從鄧麗君(上)、羅大佑(中)、齊秦(下)到張惠妹(右),台灣音樂人的魅力不僅叩開中共鐵幕,陪著十幾億中國人走上改革之路,也確立了台灣娛樂工業在華人世界的影響力。(圖片來源:本刊資料室、林清洋)

進駐中國市場的外國商人越多,大陸的衛星天線密度也越高。只要是涉外公寓、價格高昂的商品屋,都能收看外國衛星電視,與國際同步接收最新流行的訊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