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體自律與ABC發行量稽核制的建立，是最近新聞界的兩件大事，顯示報禁解除十年後的今天，我國的新聞界已屆成熟，正在尋求建立更為合理的遊戲規則。而我們可以肯定地說，這一波波的行動，將讓社會的三大力量──政府、媒體、人民之間的互動更為積極。

美國第三任總統、「獨立宣言」的起草人傑弗遜曾說：「假如要我們就有政府而無報紙，或是有報紙而無政府來選擇的話，我將毫不考慮地選擇後者。」這說明了美國民主立國的精神，而背負了為民喉舌重任的媒體，自然責無旁貸，以善盡告知責任、捍衛民眾權益為其天職。擺明了說，媒體之於政治，是為人民監督政府的，它必須有暢通的管道來進行有效的監督，具專業知識與才能的人士來作有價值的判斷和言論；還有最重要的，是媒體業主和所有工作人員對本身為此重要公器的道德與良知。

媒體的責任卻遠不只監督政府一項，事實上，一個稱職的媒體絕對可反應整體的社會與人民生活情形，而不管媒體的性質、形態有多大的改變，能帶給一般人每日國內外大事、社會新聞、各種知識、休閒、娛樂等基本需求，受時間地點等客觀因素影響最小的，還是媒體界的老大哥──報紙。

因此，報禁的解除，對民眾而言，就是媒體的自由化，而報紙的立論，也在在和輿論的走向互為影響，成為時代的指標。猶記得報禁解除不久，一時之間百花齊放，新報輩出，許多新聞從業人員覺得自此海闊天空，可以做理想中充滿挑戰性的新聞工作。然而，十年下來，真正在報界中屹立不搖、闢下一塊疆域的仍不過區區二怢荇a。這其中最大的變化，可能要算是全國性大型綜合報紙從平分秋色到三國鼎立，使得報業競爭日劇，從新聞戰到促銷戰，再到大型文化活動相互較勁，在這樣的競爭下，一方面消費者樂得物超所值、挑肥撿瘦，但另一方面，活動商業化、新聞庸俗化、聳動化等等，令所有新聞文化人大皺眉頭的現象也就難免了。

這其中最重要的一個問題是：什麼樣的新聞報導是對公眾最有益處的？翔實、快速、深度，本來是大夥都有共識的原則，然而話到細處，立刻發現這其中的空間其實非常大。就以最近引發新聞道德話題的「白曉燕案件」為例，人質仍在兇徒手中，新聞媒體大張旗鼓地盯哨；綁匪撕票一曝光，連續鉅幅報導、對行凶過程細描種種，是否顧及被害者的隱私權和受害者家屬；而社會大眾有無必要知道犯案、辦案的詳細過程等都怳嶺得檢討。於是有人問：媒體是否在強烈競爭中失去了自我，新聞人心中的標竿是否已被大社會衝擊得失去方位？以至於碰到社會議題就容易聳動、誇大；處理政治新聞則常見預設立場、捕風捉影的報導，陰謀論、泛政治話題充斥等現象，使新聞自由蒙塵，而這令人憂心的現象竟來自於新聞圈本身，難怪許多新聞學者和媒體觀察家認為，解嚴至今，媒體最大的敵人就是它自己。

但我們也無需過度緊張，因為新聞人確實是最敏感的一群，也是最具「反」骨、批判能力的一群，在社會開始質疑其角色扮演的分寸之際，他們早已進行自我審查。媒體監督無需外人，自己便是最大的行家。更何況新聞界的老兵，像新聞鏡的歐陽醇、龔選舞、新聞評議會的潘煥昆、傳播學者徐佳士等所代表的眾多銳眼利筆，沒有一刻放鬆。

我們可以相信，新聞界自我批判的能力，足以為民眾權益的保障。我們也可以寄望，這個行業會對其本身從業人員的水準、新聞處理的方式、服務社會的功能，會不斷地自我要求，我們的社會也將因此而更為豐富。這期光華就在報紙解禁將近十年、新聞界的一片自省與批判聲中，製作封面專題，探看報起報落背後的掙扎、轉型期的陣痛，經營者的算盤；也看跑在第一線的文字攝影記者，看他們怎樣看盡人間事，卻始終熱情不減的記者生涯。

最後，在文末特別推薦「佛海生紅蓮」與「馬雅王國未完成的使命──北碇拓荒記」兩篇坊間較少見的主題報導，值得細讀。另，外交部長章孝嚴的專訪中，對我國外交政策和兩岸關係有精闢的看法和說明，也請讀者留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