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百年前的金光黨
「杜騙新書」內容是廿四類行騙手段,如「換銀騙」(有如今日的「金光黨」)、「姦情騙」(如今日的「仙人跳」)等,皆以案例說明,可以說是當時社會常見騙局總匯。書名「杜騙」,意為看了此書,心靈有覺,可杜絕受騙。此類書籍文字通俗,專供市井百姓閒暇閱讀,自然不會有收藏家收購或名人批註。洩漏行跡的是它的裝訂方式。
原來,中國線裝書用的是雙線,日本則用單線。「杜騙新書」應是流到日本後,因封面破損,而重新裝訂,不意留下供後人辨認的蛛絲馬跡。
沈津指出:「這本書可以看到四百年前的社會百態,對研究明代社會的人相當有價值;而光就版本學來說,因為大陸和台灣都沒發現相同版本,日本雖有翻印本,但僅為節錄,內容不到五分之一。所以當世可能就只有這麼一本完整的版本。」
同為明刻本的「會通館校正宋諸臣奏議一百五十卷」也是燕京善本書中的珍品。此書每隔數卷,末尾都蓋有「校完」的紅色印,顯示是當時的校對本。「你看,這個字跟其他的字不太一樣;這個地方跟旁邊顏色連不起來;還有,這個字竟然倒了」,沈津邊翻邊說:「這些跡象都說明了一件事:這本書可是活字印刷的!」
活字印書非主流
我國活字印刷的發明雖然約比西方早了四百年,但直到現代照相製版技術從西方傳入前,活字印書始終沒有成為主流。主要原因在於:活字固然可以反覆使用,但每次重印都需重排,古代圖書不像現在大規模行銷,通常都是只印一點,有市場再印。活字拆拆排排,都是花費,還不如雕版,雖然初期成本較高,但可貯存隨時備用,長遠來看反而有利。
但也因為如此,流傳下來的活字古籍數量有限,益形珍貴。活字印刷最具代表性的是清雍正年間編印的「古今圖書集成」,全書五千零二十頁,分裝成五百廿二函。當時印了六十四部,外加樣書一部;至今完整的僅存九部。
燕京擁有其中一部。書上蓋有「重陽宮寶」、「八徵耄念之寶」(乾隆皇七十歲所刻之章)等印,顯示來自宮廷。
前人心願歷歷
一個個書架走過,不只看到中國圖書發展過程,也看到了八百年來的興衰歷史,及藏書者亙古相同的傳家心願。
「明諸名人尺牘」是六百多封明朝名人寫給一位叫方太古的人的信,其中還有戚繼光手跡。戚繼光,那可不是打倭寇的時代!
「砲錄」是清末大臣丁日昌所著,僅為手稿,並未出版。書中所論皆為各種槍械火砲製法。丁日昌,洋務運動的重要人物,是清末試圖力挽狂瀾的讀書人之一。當時,列強船堅砲利,頻頻侵入,那是中國的黑暗期!
購自梅蘭芳之師齊如山的一整架子書,則全部為明、清出版的戲曲、小說,深具研究價值。其中包含不少禁書,如「剿闖小說」因稱清兵為「虜」被禁、「三妙傳」因涉及淫晦遭禁……,能傳到今日,尤其難得。齊如山幾乎本本都細心批註,閱後加蓋「如山讀過」或「如山過目」章。封面一翻開則是醒目的「世世子孫永保用」印。如山先生過世至今不過廿年,這些書已售予圖書館,又加了一個同樣醒目的章「哈佛燕京圖書館藏書」。
子子孫孫永寶用
「哈佛燕京圖書館藏書」,就是這個印,把四萬餘冊歷經流離動盪,繞過半個地球,落腳美利堅合眾國的中文古籍善本集在一起。它們有幸安然度過幾百年的天災、人禍、戰亂而留了下來,顛沛流離之後也有了安身之所;而且似乎在可見的未來,不必再受飄泊之苦。
下一步則是站到台上,跟世人相見。沈津說:「所以我今天要做的不是只記錄書名、規格、出版年代等基本資料,還要提供更多內容,好好地介紹每一本善本書。」
他詳查每部書的作者、序者背景,既供自己鑑定之用,也寫出來供使用善本書做研究者參考。在他所寫的書志部分初稿中,也引用書中序文、簡略介紹全書精義,並加上自己簡短的評論。
「我希望讓做研究的人能夠比較容易地找到他要的東西,不會錯過任何有用的資料」,沈津說:「畢竟每一本善本書,留到今天都不容易!」
〔圖片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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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口的石獅,是哈佛燕京圖書館的標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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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善本書室的戴廉老先生,與古籍為伍已十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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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印技術在明代有長足進展。圖為明版的雙色套印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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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竹齋畫譜把傳統套印技術發揮到極致,直讓人以為是寫生畫,看不出套印痕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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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禧太后六十歲生日時,在中國傳教的天主教會以「新約全書」為祝壽賀禮。圖為其仿製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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浸淫善本世界已卅年的沈津,要為燕京典藏的善本書作志。(盧惠芬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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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嘉靖年間出版的「玄玄經」棋譜,就目前所知,燕京所藏這部為存世的孤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