卅年前,前故宮博物院副院長李霖燦護送一批國寶至美國展出。一位觀眾在宋花鳥畫家李安忠的「竹鳩圖」前流連了近二個小時,終於鼓起勇氣,邀李到家中作客,並稱有事相商。李先生不明所以,但仍忐忑赴約。
到了他家,只見一個大籠子中的兩隻鳥兒,與李安忠的畫中竹鳩竟一模一樣。這位外國朋友洋洋得意:「你們說,你們那張畫是照著我的鳥來畫的呢?還是我的鳥照著你們的畫長的?」三人相視莞爾。
時間再向前推。根據唐代畫史記載,北齊有位畫家劉殺鬼,曾在壁間畫上鬥雀。文宣帝初見,誤為真鳥,用手揮趕不去,才明白原來是畫。
由此看來,一向被誤認為細膩繁複卻欠缺真實感的中國花鳥畫,並不全然失真。而一般以為近代圖繪野生鳥類的風氣始於西方的說法,其實可以再議(見七十四頁)。
前東海大學美術系主任蔣勳指出,過去他總認為中國畫家只寫胸中意氣,事實上是很大的誤解。
禮記大學有云:「致知在格物。」所謂「格物」,即是窮至事物之理。而在理學盛行的宋代,畫家尤其服膺格物窮理的原則,作畫時不但觀察物體的結構,也細細分解它們的肌裡。今天如果將花鳥畫中的鳥類與真鳥相對照,今人除了讚嘆古人作畫態度之嚴謹,寫實技巧之高超,還能對眾人皆視西方為鳥類生態畫作起源的論點,提出顛覆的說法。
但從另一方面來看,中國古人「民胞物與」、從未排斥自然生命的哲學觀,在今日卻逐漸走樣。前有我國商人助長南非獵殺海狗之風波,後有犀牛、黑面琵鷺濫殺事件,在在向中國傳統的人生哲學挑戰。
在人人往前看的時代潮流中,什麼是我們應該捨棄的?什麼是我們值得留存的?
另一種「寫真」,當屬攝影。自一百五十多年前西方發明攝影術以來,這種高明的科技挾帶西方的強勢文化,橫掃世界。而「剎那即是永恆」的照片,也為人類歷史的溯源工作,留下強而有力的證據。
誠如攝影家簡永彬所說:「攝影術帶有其與生俱來的平民、大眾化性格,它能滿足各時代,都會文化在轉型期中,一種視覺符號的『定著』。而這些影像就是本土文化最基礎的資產。」攝影術,的確已成為人類共有的一種情感媒介,它也可以說是所有文化工作者共有的珍貴財產。
如果來看我們對老照片保存的狀況,又有何發現?台灣攝影文化的發展,應以日據時期的營業寫真館(今天的照相館)為源頭。當年一批本土或留日的畫像、攝影者,所開設寫真館或攝影材料屋,成為一群愛好攝影人士的聚會所,也成為台灣業餘攝影家的濫觴。
然而,當年專業或業餘的作品——富本土情懷的老照片,已隨作者老成凋零,有些在老宅翻新時被丟棄,有些在搬家時出清……。在無殼蝸牛高呼買不起住屋的現代,佔空間的舊物成為累贅,老照片不幸也在其中。
日據時代末、台灣光復初經營寫真館至今的女性攝影陳麗鴻(見廿四頁),對找不到當年的得意作品頗感遺憾。她表示,由於是營業性質,並沒有特別收藏開業卅年之間的照片。隨著舊店面的翻修、搬家,很多老照片已不知去向……。
玉山國家公園管理處曾搜羅玉山的老照片,編成一冊「玉山回首」。老照片不但使玉山的舊貌重現,也對現在的生態研究有極大助益,可以藉此觀察林相的變遷與消長。一位多年前經營照相館的攝影者,歿後將家業及其作品傳給兒子。當其子得知有人在蒐集老照片時,表示不願出借,但願意賣斷,開價每張三萬元,而且只要價錢合適,願意出讓父親遺留的老相機!
也就是這些因素,使得台灣近百年的攝影歷史有所殘缺。如何搶救老照片,恐怕不只是攝影工作者,也是有識之士的責任吧!
一八七二年,美國政府正式設立黃石國家公園。它是當時美國第一也是世界第一座國家公園。由於它的經營成功,喚起人們尊重自然及維護生態的觀念,才使世界其他國家紛紛跟進。國家公園是先進國家推動文化資源保育的一種文明指標,迄今全球約有百餘國或地區,設置將近千處的國家公園。
台灣地區早在民國廿六年,即由日據時代的「台灣總督府」,選定三處國家公園預定地,分別是今天的玉山、阿里山,太魯閣、合歡山,及大屯、七星、觀音山等三處。真正付諸行動則在民國七十二年——墾丁公園成為我國第一座國家公園。
就在一月六日,我國玉山國家公園起火燃燒,短短六個晝夜中,一百一十五公頃的林地化為灰燼(見一一二頁)。損失無法用金錢衡量。
事後檢討,有關單位皆承認「巧婦難為無米之炊」。滅火設備、器材皆停留在六十年代人工打火方式,而空中直升機、滅火彈及現代滅火設備皆不全,怎能有效地運作?
至於大火起因,眾說紛紜,而箭頭則多半指向人為因素。
近廿年來,已有價值超過新台幣三億四千萬的森林材積在大火中付之一炬。殷鑑並沒有帶來警惕,山丘只能無言。
十年樹木,百年才能成林,對於這些難得的資源,究竟有沒有保護維持的方法或是降低損失的計策?
在資源分配的大餅中,又有多少被規劃到林木的永續或保持?國家公園「為子子孫孫留下美的樂土」的標的,怎樣才不致成為海市蜃樓?
或者,只是個既簡單又複雜的問題:如何改變人類的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