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道具──農村與農民
再例如書中雖有一些描寫農村的片段，如頁137至138的「西螺果菜市場」算是篇幅較長的，但是仍然不脫一般對農村的印象，像是「樂天而堅強的鄉下人」、「剩下老人和小孩」、「產地農產品的廉價」。此外，或許受限於本書旁觀隨筆式的文體，我們無從得知當地人如何看待自己和農村的現況？希望過什麼樣的生活？畢竟「樂天而堅強」也是楊儒門浮光掠影的描述，而非水果攤阿婆自己所言。
換言之，在「西螺果菜市場」或其他提及農村的段落中，總是楊儒門的內心獨白遠多於對農村現實的描寫；總是楊儒門對每個人形象的判斷，多過於他們自己的發言。沉默而被動的農村、農民，成了楊儒門抒發田園鄉愁的道具。
英雄主義除了反映特定時代人們對英雄的崇敬和膜拜，另一方面也附著了人們的期待和希望。在這個大量複製、大量生產的時代，缺乏個性的單調令人窒息。誰不想活得熱情、叛逆、真誠、善良，而且又具有可以「行俠仗義，為民請命」的優勢地位？《白米》中呈現的楊儒門，正是人人心嚮往之的英雄，輔以勇於挑戰權威（如「機車人」）、心性堅強的自我鍛鍊（吃魚、絕食、不怕關、不怕死），加上些許神秘色彩（游擊隊）和嬉笑怒罵式的搞笑言行，更成功地將過於優秀、道德的救世主英雄，轉化為符合市場口味，融合俠盜趣味、亦正亦邪的浪漫英雄。
近來關於反英雄英雌（anti-heroes/ heroines）的現象。嚴格來說，這些角色的特色在於他（她）們也有弱點、腐敗、甚至於殘酷的一面，似乎應該是屬於壞人的角色。但是，似乎這是一種融合了英雄壞人形象的另一種中間類目。也許你會想為什麼──其中的理由之一，英雄形象的市場已經飽和了，道德和優秀的形象也已經過多到陳腔濫調甚至乏味了。（楊祖珺譯，1997:176-7）
自絕於人的孤獨
從2003年11月楊儒門放置第一個「炸彈」並訴求「不要進口稻米」、「政府要照顧人民」以來，許多長期關心農業議題的社運團體及個人就開始進行農會與地方上的串聯。在楊儒門「自首」入獄後，則有更多的團體、個人投入聲援活動，藉由公聽會、訪調營隊、集會遊行等方式，企圖呼應、澄清、具體化楊儒門所提出的問題。
直到2007年6月，服刑約一年半的楊儒門，獲得陳總統特赦。特赦當天，楊儒門與媒體大玩捉迷藏，閃躲、迴避而無法談論其所宣稱關心的農業問題。且不僅楊儒門本人如此，聲援者也多有相同的困境，於是只好歸因於楊儒門個人「木訥少言」的特質，藉此一起逃避正面表述與批判的責任。
畢竟，楊儒門始終是台灣社運界的意外收穫，而非由運動所培養與催生；這幾年來社運界並無能力掀起一波持續性的運動與之結合，只有少數輿論嘗試將白米炸彈事件與農業議題接軌，多數重點反而成為對楊儒門個人特質的雕塑。尤其在《白米》出版後，人們更鮮少將楊儒門與農業議題掛勾，幾乎全是關注其個人特質的難能可貴，或者（彷彿回到2004年）認為其手段過激，對社會恐有負面示範。我們可以用《白米》中一段富有存在主義味道的話來概括：
介意別人怎麼說，重視別人眼中的自己，努力迎合別人喜歡的那一個我，一舉一動都像活在別人眼皮底下，任何一個小動作，都怕牽動別人敏感的心、易怒的靈魂，千掏萬挖，始終挖掘不出真實的自我。那個會哭、會笑、會搞怪、會捉弄、會關心、會尊重……單純的自我，其實就是一個活生生的人，不再是社會機器、階級分治下半截的我，而是唯一、獨立、別人不可取代的我。少了自我，世界將不再完整，春天也不再降臨，生命漸漸枯萎、破碎、散去，沒有中心引力，一切將回歸渾沌……。（p. 70）
這段話道出了《白米》的主旨，就是在挖掘「真實」、「單純」的自我，整個世界因此而生，同時也以此為限。過於沉緬對「自我」的挖掘，所以無法真正去聆聽、去認識現實的苦難，更未能與其他人團結起來，共同研究、解決面對的問題，只能反覆無常的作些政治正確的宣稱：
人總是太自信、太主觀，以自己為出發點去衡量世界，有沒有用同理心，設身處地去考慮一下世上其他存在的人？孩童的高度所看見的世界和我們相同嗎？在主流價值觀以外的弱勢族群，他們的生活條件夠嗎？他們的感受為何？社會是否公平賦予每個人平等的生存權？現今的社會由少數人操控，大多數人只是盲目的跟蹤，簡化單一的思想形成一種集體的暴力與所謂的普世價值，隊伍中，當有人睜開雙眼、停頓、裹足不前，繼而提出質疑，脫離隊伍，這個人就得承受從四面八方而來的壓力與指責，說他破壞所謂的秩序，但有誰問過，秩序是誰定的？所謂的公平與正義不能幫助需要幫助的人，那公平與正義會不會是偽善笑容下的一種解釋，其實並不存在。（p. 199-200）
雖然一反常態的批判起「人總是太自信、太主觀，以自己為出發點去衡量世界」，但是即使跳脫這種自溺的狀態，也僅能達到產生「同理心」的高度，只會質疑「所謂的公平與正義不能幫助需要幫助的人，那公平與正義會不會是偽善笑容下的一種解釋，其實並不存在」；而不是追問──為何有這麼多人會淪落到亟需人助，否則便一無死所的境地？
「同理心」、「幫助需要幫助的人」是楊儒門在2003年，甚至更早之前就已具有的特質，所以他會捐錢給世界展望會，喜歡捐血助人。固然這些亦是值得讚許的行為，但歷經了這幾年的洗禮，特赦出獄後仍然只能說：「政府要照顧小孩和農民」；依然以自我的個性優先，眾人必須遷就之，而非勉力與共患難的同志站在一起。
楊儒門始終是自絕於人，孤獨的浪漫英雄，而《白米》則是喃喃自溺的獨白。恰如其書腰上的文宣文字：「聆聽，硝煙底下的祈求……他惦記著稻穗的重量」。讀者無法從《白米》中感受深刻的祈求，只知道楊儒門應允了聆聽；讀者同樣不能得知稻穗的重量，只知道楊儒門正惦記著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