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重不公前年五月廿八日，在國際保育團體的要求下，美國內政部魚類及野生動物署向內政部長提出建議書，認定大陸、台灣、南韓、葉門，並未盡全力終止犀角與虎骨產製品的違法交易，違反培利修正條款。
有二十多年歷史的培利條款，這回卻不再只是備而不用。
由於被提出通牒的地區中，韓國因同意外國檢查其犀牛角貿易，和答應加入由一百多個國家組成的華盛頓公約組織（CITES），以遵守該組織對野生動物保護的規定，因此美國決定延緩對韓國是否違反培利條款的認定；葉門也因為承諾加入CITES，和明令禁止犀牛角買賣，被認定未違反培利條款。
去年八月，美國做出最後裁決，給予大陸一年觀察時間，卻獨獨對我採取了制裁行動，明令禁止台灣珊瑚、熱帶魚等多種動物與產製品輸入美國。
許多國際保育團體雖然對美國制裁台灣表示「高興」，卻也認為美國的作法有許多可議之處。
因為加入CITES、參與國際保育事務，一直是台灣的心願，卻因我國不是聯合國一員的政治因素作梗，無法達成；因此CITES將葉門、韓國排除在制裁名單的理由之一是他們願意加入CITES，而非有實質上的改善，自然讓國際保育團體頗覺「失望」，也讓一些國家私下為我抱不平。
此外，美國以其國內漁民保護法中的條款對台灣進行制裁，則被經貿人士認為破壞了貿易的公平性。我經濟部就一度欲以美國違反自由貿易精神希望上告GATT。
政治是現實的，同情我國立場的保育團體也表示，培利制裁對我確實不公平，但最重要的是不要讓政治模糊了真正的問題所在。
勿讓制裁掩蓋真正問題民國八十一年，激進的英國保育團體進入台灣，以極具戲劇性的動作指出國人消費犀角、虎骨，殘害野生動物；並在國際上以非常聳動的文字、圖案，呼籲世界各國抵制台灣產品。
事實上，在這之前，國際上討論犀角、虎骨的走私已十多年；但台灣一直未能積極參與國際保育事務，國際人士也一直無法了解中藥文化，與台灣在這件事上的態度。
國際保育團體強烈的手段雖然可議，但台灣在犀角、虎骨事件上的反應過慢也是事實。美化環境基金會執行長丁天奎指出，在看不到台灣明確的做法下，台灣舉世皆知的外貿成績遂成為目標，一幕幕台灣產品與受傷的野生動物結合的廣告，讓台灣形象遭到重大打擊。
此時，農委會也急於展開因應，並在野生動物保育法中規定：犀牛、老虎等瀕臨絕種動物產製品的交易屬於違法。但倉促制定的法令卻不夠周延，缺乏罰則，造成有名無實，幾年來海關雖不斷截獲犀角走私，卻無法將走私客繩之於法，成為國際最大的口實。
在保育團體積極要求美國以培利制裁台灣後，美國總統柯林頓在前年十一月通知美國國會，除非台灣在五個月內提出可計量、可查證的實質進展，否則將對我制裁。在這一緩衝期間，又發生犀角已登記數量大量短缺，主管單位卻提不出解釋的事情。
在這幾個事件的陰影下，農委會也就缺乏堅實的理由來抗拒美國的制裁。
已沒有制裁理由事實上，在培利制裁案發生前，農委會已經加速修法，雖然制裁發生，才使得立法院快速通過野生動物保育法修正版，但如今不僅違法交易犀牛、老虎產製品有了極重的罰責，農委會也設置了具有警察權的保育警察，如此始促成美國考慮解除制裁。
丁天奎認為，由於衛生署努力與中醫、藥商的溝通，使更多人認知問題的嚴重性，國內推行動物製品管理得以順利進入情況；加上外交部與國內保育團體不斷與國外對話，讓國際了解到我們近年來在保育工作上的努力，才是美國解除制裁的真正原因，「美國已沒有制裁我們的理由，這幾年來也確實沒有其他國家做得比我們多的了。」
與CITES有合作關係的台北野生物貿易調查委員會代表斐馬克表示，培利制裁案也有它的正面影響，讓中華民國政府與民間團體了解到，積極參加國際保育會議，並與國際保育團體保持溝通管道的重要性。如今國際也逐漸了解到瀕臨絕種動物產製品的使用，牽涉到文化問題，改善是需要時間的。
但他仍擔心台灣人可能只是「意識」到保育問題在國際上的嚴重性，卻並未真正「了解」保育對台灣的重要性。在美國解除制裁後，許多國際保育團體就發表聲明，認為美國政府的解除決定，下得太快、太早，擔心台灣因此失去持續加強保育工作的動力。
斐馬克特別提到，美國解除制裁，卻訂出一年觀察期，就因為台灣雖然通過罰則與設立保育警察，但基於過去曾有在法令執行上不力的缺失，使得國際也希望有一年緩衝期，看看台灣針對修正後的法令，未來的執行情形，因此培利制裁的危機仍在，萬萬不能放鬆。
路遙知馬力此外熊膽、象牙等瀕臨絕種動物產製品，我們也應儘早擬定一套具體做法，因為繼犀牛與老虎之後，這幾種大型動物已成為國際共同致力保育的目標。
由於遭培利直接傷害的對象，是合法野生動物產製品業，在國內產業所佔比例有限，加上業者靈活透過第三國出口或轉到大陸生產，化解不少危機，培利對台灣整體貿易的影響不大，被認為只是象徵性的制裁。
也有國內企業界與保育團體認為，美國不能只以制裁手段，要求台灣配合國際對瀕臨絕種動物的重視，也應該相對給予台灣足夠的協助，比如提供各種資訊、幫助台灣爭取加入國際保育團體、參加保育會議。
但不論如何，培利制裁或國際壓力，都不應是我們從事國際瀕臨絕種動物保育的唯一目標。就如農委會副主委林享能在培利制裁案解除後的記者會上表示，未來我們絕不會因為制裁解除，鬆懈保育工作。在當今財政窘困下，農委會幾乎是政府單位中唯一預算不減反增的單位，或許可以證明此一說法。
但在瀕臨絕種動物的保育上，我們確實還有長遠的路要走。
〔圖片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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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致力於查緝非法野生動物產製品的工作，是美國解除培利制裁的原因之一。圖為農委會展示即將焚毀的非法野生動物產製品。（卜華志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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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犀牛，也是保護中藥文化。保育團體希望國人不只是意識到不做保育在國際上的嚴重性，也應了解生態保育對人類自身的重要性。（張良綱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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