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中國走進西方世界——美國的「中國研究」

說起美國的「漢學」起源，可以一直追溯到十八世紀建國初年。而根據記載，早在西元一八一八年，美國的第三任總統傑弗遜（Thomas Jefferson）在給朋友的信中，就曾經提到他對中國的「表意文字」有著強烈的好奇心。不過好奇歸好奇，那時候儘管透過中國「買辦」，中美的貿易頻仍，但走遍美國，也找不到一位可以說寫中文的白種人呢！

西方漢學者的興趣既廣泛又深入，連研究橘子也能傳為一段佳話。（本刊資料）（鄭元慶）

傳教士是開路先鋒

正和歐洲漢學發展的模式一樣，真正為美國漢學研究奠下根基的，是「無孔不入」、傳佈福音的傳教士們。

從西元一八三○年開始，以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為首的傳教士們陸陸續續抵達中國。當然，為了了解這個神秘的東方古國，編纂中文字典、翻譯中文典籍是兩大工作。

傷腦筋的是，中文方塊字筆劃繁複，學習困難，偏偏還處處方言，對於必須到處走動的西方人來說更覺不便，因此當耗時十多年的「中文綴音字典」（以北平話為準，另附廣東、廈門及上海讀音）編成，在當時真是「功德一件」，人手一本。而編纂這本字典的山姆．威廉斯（Samuel Wells Williams），從小小一名教會印刷工開始，卻在鑽研中國文化四十多年後，當上耶魯大學的中文講座教授，更傳為中美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話。

在這段「中美第一類接觸」中，還有一些有趣的小插曲。以如今庋藏中文書報近百萬冊、稱霸西方世界的美國國會圖書館東方部為例，早在一八六九年，美國就透過駐華大使館，送給清廷一批西文書籍和植物種子，想要「交換」大清帝國最新的人口調查資料，可惜當時清廷沒有這份資料，但基於「禮尚往來」，清廷回贈了大約一千冊的中國經典及科學書籍，這就是美國國會圖書館最早、也是最有價值的一批藏書。

關於國會圖書館還有一件趣聞：有位專門研究橘子栽培的美國農業專家，名叫華克．斯溫格，他從佛羅里達的橘種開始研究，一路往上追溯到巴西、葡萄牙，最後發現橘種是由中國南部沿海傳過去的，於是他來中國實地研究了廿三年，蒐集了各式各類有關橘子的中國書籍二萬卷。返美後，他就把這些數量龐大、無處收藏的書存在國會圖書館中。沒想到這麼一來，為了不讓私人的「橘子藏書」太過「凸顯」，國會圖書館只好更努力地去搜購各類中國典籍，奠定了今天的中文館藏規模，這也是華克始料所未及的吧！

哈佛燕京圖書館善本書室的資深管理戴廉，正小心翼翼地展示館中的珍藏。（鄭元慶）

歐洲漢學移植美國

美國早年的漢學，基本上和其他各個學科一樣，都是歐洲學術的支脈，因此留學歐洲、以及歐洲客居美國的學者，便是美國漢學的另一個推動力量。尤其到了十九世紀末葉及廿世紀初期，美國已逐漸脫離「草莽」形象，前來美國講學及研究的歐洲學者絡繹不絕，大大提昇了美國的學術水準。

這其間，來自德國，在著名的芝加哥自然歷史博物館研究的洛阜（Berthold Laufer），便是漢學研究的佼佼者。洛阜不僅是考古學家、人類學家，更是傑出的語言學家，除了德文和英文，他還通曉中、日、滿、蒙、藏、梵、波斯及馬來文等等語言。他的著作很多，其中像「漢代的陶器」、「從玉器看中國的考古與宗教」、「中國與波斯」等等，都頗有價值。

這段期間，美國各大學也陸續開設「中文講座」教授中國語文。最早設「中文講座」的是耶魯大學，它的第一任講座教授，正是編纂「中文綴音字典」的威廉斯。緊接著，哈佛大學、加州柏克萊大學等，也都設立了類似的講座課程。

薄薄一冊善本書書口（翻書的那一面），竟繪有仿明朝大畫家仇英的「秋江待渡圖」，不僅比例分毫不差，而且氣蘊生動，令人嘆服。（鄭元慶）

賞玩式的傳統漢學

一九○一年，哥倫比亞大學開設了「丁龍中文講座」（Dean Lung Professor），這背後也有著一段感人故事：原來創設者卡本悌爾（Horace W. Carpentier）是哥大校友，在舊金山的開礦熱潮中致富，但卻因酗酒成性，常常滋事。有次他酒後被人擊傷、暈倒路邊，正好一名矮小卑屈、因為失業而潦倒不堪的中國人龍狄恩（或譯丁龍）路過該處，於是將他救回家裡。也算是兩人投緣吧，龍狄恩不僅成了卡本悌爾的忠僕，而且兩人相知頗深。只是這位老美積習難改，有時喝醉了還是會毆打狄恩，但狄恩從不懷怨，反倒常用儒家的「忠恕」、「信義」等教誨自許。卡本悌爾在感佩之餘，捐出了十萬美元，在母校哥倫比亞大學設立了「丁龍講座」，讓美國人也能學習優良的中國傳統思想。當時在歐洲享有盛譽的英國漢學家吉爾斯（Herbert A. Giles）、法國的伯希和（Paul Pelliot） 等人，都曾經來此擔任講座教授。

話說回來，直到一九三○年代，儘管漢學已經進入歐美各大學的「學術殿堂」，但它並未受到真正的重視。目前任教於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歷史系的張灝教授就指出，在這段以傳教士和歐洲漢學者為主流的階段中，西方人研究中國，不外乎是為了傳教、通商、擴展殖民區域，或是乾脆將中國視為一個神秘而「遺世獨立」的國度，帶著「賞玩古董」、以個人興趣為主的心情來探究中國。

也因為如此，西方人研究中國傳統的藝術、宗教、哲學、文學以及科學，雖然不乏學術價值及創見，但「中國的歸中國、西方的歸西方」，西方的傳統歷史觀裡沒有中國，而中國的興衰存亡似乎也不足以令西方學者掛心。

一九二八年成立迄今，「哈佛燕京學社」在中美學術交流中佔有重要地位。（鄭元慶）

新興的美式「中國研究」

這樣的「心理瓶頸」要到什麼時候才轉變呢？中研院近史所研究員張朋園指出，一八四二年「鴉片戰爭」以後，中國和世界列強的互動關係逐步加強，等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中國以「協約國」身分，正式登上世界舞台，和美、英、法等國平起平坐，其後又經過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國大陸淪入共黨陣營，乃至於長達卅年的美蘇冷戰……，中國在「世界體系」中的地位愈來愈重要，而「漢學」也就從無關痛癢的冷門科目，逐漸「質變」成以近代中國（從鴉片戰爭算起）的政治、經濟及社會發展為研究主體的美國式「中國研究」了。

也就介乎第一次與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美國出現了許多新興的學術團體，它們出錢出力、有系統地培育人才、搜購書籍、出版期刊，對「中國研究」的奠基功不可沒，例如成立於一九二五年的「美國太平洋學會」、一九二六年的「華美協進會」、一九二八年的「遠東研究促進委員會」（也就是「遠東學會」及現在「亞洲研究學會」的前身），以及哈佛燕京學社等等。

和這些學術團體同樣重要的，則是幾個著名的基金會，像是洛克斐勒基金會、福特基金會、以及紐約卡內基基金會等。它們從三○年代開始，就投注了很大的財力在美國的東亞研究上。

擔任館長廿五年的吳文津博士，對哈佛燕京圖書館貢獻卓著，尤其致力於收集有關近代中國的圖書及史料。（鄭元慶）

政經掛帥、實用為主

目前擔任政大國際關係研究中心資料組組長的王玲玲指出，根據估計，從一九五八年到七○年，短短十二年間，美國各大基金會光是針對「中國研究」的撥款總額，竟高達二千五百九十餘萬美元！有這筆數字驚人的資金做為後盾，加上同時期美國政府也資助了將近一千五百萬美元，美國的「中國研究」後來居上、成果輝煌，也就不足為奇了。

話說回來，美國的「中國研究」雖然突破了以前的「傳統漢學」瓶頸，但也有它新的侷限。

張灝教授指出，二次大戰後，正因為美國以新興的「自由世界領導者」自居，因此它研究世界各國、各地區的所謂「區域研究」，都是以政治、經濟現況為主，而且難免「急功近利」，希望一切研究都能盡快和美國的外交、國防及經濟政策「搭上線」，發揮「實用價值」。

在這種情況下，美國以近代中國為對象的「中國研究」難免觀點狹隘、立論武斷。幾個最「流行」的論題，像是西方帝國主義如何侵略中國、基督教在中國、中國傳統的政治哲學和平民教育……等，無一不是為了能盡快瞭解「現代中國」，至於和現代中國無關的論題，就難免被視為冷門，乏人問津。

至今仍在北平天文台展示的古代科技成果，一直令西方學者好奇：「中國科技為什麼後來停滯了？」。（鄭元慶）

「現代化」評估一切

在這種風潮下，由哈佛大學歷史系教授費正清（John K. Fairbank）首先引用的「現代化理論」，無疑是最重要的理論基礎。但也由於這個理論架構本身既有缺失、又要勉強套在面貌繁複的中國身上，因此「差之毫釐、失之千里」的情況也就難免了。

對於這點，張灝有著深刻的剖析。他指出，「現代化理論」的基礎早在十八世紀歐洲「啟蒙時代」就萌芽，它主要論調很簡單：「現代化」——包括工業化、資本主義、中產階級興起、政治民主、思想自由等等——是好的，是用來衡量一個國家「進步」與否的唯一價值標準，而證諸「非西方世界」的「落後」國家可以發現，「現代」和「傳統」往往是對立的。換句話說，他們認為「傳統」正是使這些國家不能「現代化」的絆腳石。

因此，西方社會學大師韋伯（Max Weber）早在廿世紀初就指出，中國傳統的法律、俸祿制度、文人教育，尤其是滿口仁義、輕視追求自我利益的儒家思想，無一不是阻礙中國進步革新的「包袱」，因此中國之所以「淪落」至此，不能怪列強欺凌，只能怪自己的傳統文化和政治社會結構出了毛病。

薄薄一件絲質內衣上，抄滿了密密麻麻的應考經文，這件“科舉作弊衣”可是普林斯頓大學葛斯德中文圖書館的鎮館寶貝呢！（鄭元慶）

中國傳統，一無是處？

在「現代至上」的觀念下，許多「中國研究」學者遂以西方的尺度來逐一「檢視」中國。於是像「中國商業一向繁榮，為什麼卻沒有發展出資本主義和中產階級？」「日本維新成功、中國卻為什麼失敗？」或是「什麼原因使得中國科技停滯不前？」……等，都成為熱門題目。當然，中國既然已經被認定為現代化的「失敗個案」，因此他們探索的，是傳統中國「體質」上的「病理剖析」，而中國的優點也就因此被棄置不顧了。

當然，「這樣的看法必定會有偏頗」，張灝指出。首先，「現代化」究竟能不能帶來國家成功和人民幸福，已經愈來愈令人懷疑了；其次，簡單地把歷史二分為「傳統」和「現代」，「傳統」被簡化成為一個可以全盤否定的老舊東西，這樣一來，「傳統」的複雜性，以及它和「現代」盤根錯節、緊密相連的各種關係，無形中自然會被忽略。

儘管有上述的缺點，但以「現代化理論」來研究中國，的確是風行一時、至今不衰。也受這個觀點的影響，美國以費正清為首的「自由派」學者，在四○年代國共鬥爭時，曾經相當「左傾」。在他們的觀念中，「共產主義」若是闖進像美國這樣「先進」的國家，自然是萬萬不可，但對於落後、腐敗如中國者，則「共產主義」也不妨視做是一種「革新」、「前進」的力量。

費正清坐鎮哈佛東亞研究所近卅年，是美國「中國通」的龍頭老大。（鄭元慶）

輕蔑歧視揮不去……

在這種觀點下，毛澤東不僅不是蘇聯「共產國際」赤化世界的一個棋子，反倒是從中國土壤中自動自發的「土地改革者」，象徵一股破除封建及官僚的革新精神！而中國大陸的淪陷，這種影響國際視聽的「謬論」是難脫干系的。

事實上，正如費正清在他的最新著作「中國觀察」一書中指出，對「共產中國」又愛又懼；一方面充滿幻想和期待，一方面又怕它坐大後「反咬」世界的情結，主導了近半世紀來的「中國研究」。同樣地，華府另一位著名的「中國通」鮑大可（Arthur Doak Barnett）在六○年代提出對中共「圍堵而不孤立」的「姑息政策」，也是這種情結的反應。

張灝則以他自己在美國教學多年，和美國「中國通」們接觸的經驗，點出「中國通」心底深層的「共產情結」。

「不管自由派學者曾經對馬克思的理念多麼心存幻想，但他們心底還是認為共產制度是『妖怪』，是不能見容於西方文明社會的『惡疾』」，張灝感慨地說，「因此，一個國家會迷上這種妖怪、染上這種惡疾，那只有一個理由——這個國家的先天體質本來就有毛病。要不然你看，共產主義在西歐活動了幾十年，西歐國家還不是好好的！」

這樣的「共產情結」，一方面正和「現代化理論」相呼應；另一方面，「不管『中國通』們宣稱自己多麼熱愛中國，多麼客觀地在為中國作剖析，但骨子裡，輕蔑和歧視實在是根深柢固，很難很難避免的！」張灝點出癥結所在。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中國介入「世界體系」日深，和西方世界互動頻繁，而「中國研究」也就逐漸取代了「漢學」。（本刊資料）（鄭元慶）

探尋新觀點和新方法

所幸「現代化理論」唱久了，終究會引起反彈。最近十多年來，以哥倫比亞大學教授、研究「宋明理學」著稱的狄百瑞（Wm.Theodore de Bary）為主的所謂「新儒家主義」學者們，就主張重新探索中國傳統的優點與價值。

話說回來，放眼美國，儘管以近代史為主的「中國研究」佔居主流，但也別忘了，研究「傳統中國」之美的老式漢學領域始終不乏學者默默耕耘，他們的成就也很豐碩，多多少少平衡了美國式「中國研究」的不足與偏頗。

張朋園指出，目前在美國，如果以兩千位中國學者來估計，其中一千五百位是居於主流的「近代中國」研究者，另外的五百位則是以研究「傳統中國」為主。當然，「傳統中國」歷史這麼長、領域這麼廣，這五百多人散居在文化、藝術、考古、哲學……等各學科中，難免感覺上「薄弱」許多。

不過一個可喜的現象則是愈來愈多的美國學者已認清一個事實：如果不能瞭解及尊重傳統中國，妄想跳過傳統中國而理解近代中國，是不可能的事。

另一方面，張灝也指出，以前美國研究中國，強調的是「局外觀察者」的客觀，但現在，自認為是「局內參與者」，以同情和了解為出發點的研究心態，已逐漸受美國學術界重視。目前雖然還沒有具體差異，但張灝預測，這種心態上的改變，會直接關係到研究者的觀點、方法、甚至結論，未來的影響不可忽視。

史丹福大學的胡佛圖書館，藏有極多的國共抗爭資料，是研究近代中國的另一個重鎮。（鄭元慶）

華裔小龍，掙脫失敗宿命論！

另外，台大三民主義研究所副教授周陽山指出，近幾年來由於日本和「亞洲四小龍」的異軍突起，連帶著美國的「東亞研究」也有了新的趨勢，並且已從「日本為什麼這麼成功？」逐漸注意到台灣和新加坡、香港等「華裔小龍」。曾經被視為「沒有存在價值」的儒家精神及中國傳統制度，重新又受到肯定。

周陽山同時指出，近些年來，「台灣研究」也慢慢成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的社會系教授高棣民（Thomas Gold）所著的「台灣的國家與社會」就是其中代表作。台灣既已在國際社會嶄露頭角，再加上台灣留美學者人數龐大，已形成一股「勢力」，將來以「台灣」做為研究對象的趨勢，是相當樂觀的。

不過樂觀歸樂觀，從某一方面來說，也有值得我們注意的地方。中研院張朋園研究員認為，近些年來，日本和南韓每年都捐獻大筆資金及圖書、人才，在美國各學術機構設立「日本講座」、「韓國講座」，並且資助以日本、韓國為對象的大型研究計畫，甚至日本還買下一些小型學院，做為進軍美國學術界的前哨。在這種「金元攻勢」下，不僅炒熱了「日本研究」、「韓國研究」，更提昇了日韓的國際形象及國家的份量。

反觀國內，儘管「台灣錢淹腳目」，但似乎政府和民間都還沒有這份「野心」和遠見去影響美國的學術研究。另一方面，這兩年來，共產陣營分崩離析，美、蘇冷戰已正式結束，連帶地中共的戰略地位減低，「中國研究」失去了實用價值和急迫性，眼看著就要被「日本研究」迎頭趕上了。

「中國研究」日漸走下坡，從前中國大陸「鐵幕閉關」期間，美國由「國防教育法案」來推動各大學華語教育，以及情治單位每天戰戰兢兢、逐字逐條解析「人民日報」以求掌握中共政經局勢的「盛況」，是難以再現了。

中國還會再「失敗」一次嗎？

不僅如此，許多在美的華裔「中國研究」學者心中還有一個結：在近年新興的「比較共黨研究」中，中國和蘇聯這兩個共產陣營老大哥常被拿來相提並論。但這些年來，戈巴契夫旋風席捲西方世界，蘇聯已逐漸擺脫「共黨魔頭」、「封閉」、「獨裁」等負面形象；反觀中共在去年六四「天安門事件」後，國際聲望大幅滑落，不禁令人擔心，十年以後，較諸其他邁向自由民主的共黨國家，中國是不是又會成為另一種「失敗」的例子呢？

或許有人認為，所謂西方的「中國研究」，也不過就是瞎子摸象，盲目探索，又何必在意這麼多？不過張灝教授指出，目前世界體系如此緊密，互動頻繁，而西方國家願意「投資」多少經濟及科技成本在東方「落後」地區，端視這些研究報告顯現的結論是否樂觀而定。為了避免落入「愈落後愈沒人援助」的惡性循環，中國研究的發展趨勢自然值得我們關切。

歸根結柢，無論從現實利益或純學術角度來看，美國的「中國研究」都對中國有著深遠影響。或許，正如一位國內學者比喻的，這些研究雖然往往只是「哈哈鏡」，但這正是西方人看中國的唯一途徑；而且不可否認的，從這些變形中，還是多多少少可以窺見原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