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變的佔領對象
傳播學者認為,所有的大眾媒體中,電視的報導應該最公正,因為它不但影響力最大,也是「資源」最有限的媒體。不像雜誌和報禁開放後的報紙,可以要辦幾家,就辦幾家。因此對雜誌和報紙,社會都容許他們「執著」自己立場,闡揚自己的理念;但電視,卻一定要做到絕對的公正。
「任何國家政變,一定要佔領電視台、廣播電台,可見它的重要性」,鄭瑞城說:「因此,在民主的先進國家,電視由中介團體管理——若有評論,一定要呈現正反二面的意見;對於政黨活動的報導,也以公平分配為原則。」
為了達到公平,英國電視都是依照上屆選舉時各黨派的得票率,來分配報導的時間;在加拿大,反對黨上電視的時間比執政黨還多,因為「執政黨的政績大家看得見」。
但是在我國,至今還沒有強有力的中介團體來規範電視新聞。現在大家寄望報禁開放造成的言論開放,能刺激到現有的三個電視台。
「小腳記者」面臨挑戰
報禁即將解除,各媒體已開始做因應工作。例如國民黨營的中華日報,為與背景相同的中央日報區隔市場,目前已經解散了北部總社,把火力集中在南部地區。而民進年代週刊、新新聞雜誌、自立晚報,也有意進入日報市場。
可以預見的是,未來報紙市場將競爭更激烈、言論更多元、訊息更混亂,進入百家爭鳴的「報業戰國時代」。
空間更大,其實挑戰也愈大。
對報社來說,版面擴大、家數增多,學者專家的被需求量一定更大,要找有意義、有智慧的聲音也一定更難。
「報社當務之急,就是培養資深的專業記者、獨立的評論員,不能再像過去那般依賴學者專家」,張茂桂說:「美國最具影響力的人物是哥倫比亞電視台的記者華特.克朗凱,我們也應該朝此方向努力。」
此外,報導的尺度一下放寬,也不是每個記者都有「能力」適應的。
「『綁了四十年小腳』的記者,現在放開裹腳布後,能不能趕上時代的步伐,很值得懷疑!」王震邦認為:「過去不用心想、已經對新事物缺乏判斷和瞭解能力的記者,會很痛苦。」
百家爭鳴聽誰的?
報禁開放對「傳播人」是挑戰,對「閱聽人」又何嘗不是?而後者,更是許多人憂慮的焦點。
在一個多元社會,原則上是鼓勵各種「聲音」都呈現出來;至於有沒有理、能不能造成影響,則取決於民眾的判斷。問題是,民眾的判斷力如何?是不是應有某些「尺度」告訴民眾資訊的「品質」呢?
對於這個問題,許多人提出了層面不同的看法。
汪琪認為,媒介的管道應保持通暢,但司法的權威要夠,受害人才能以訴訟的方式,迫使媒體淘汰不實的資訊。
此外,一個媒體應該像廠商注重商品信譽一樣,注重自己的資訊品質,建立公信力,使讀者能在選擇「資訊品牌」後,放心地閱讀。
在還沒有媒體建立起公信力、混亂中不知該看誰、該聽誰的時候,王震邦和張茂桂都主張讀者要「平衡閱讀」。
「所有呈現在讀者面前的『事實』,都經過媒介重新建構的過程。建構的面愈多,可能愈接近真相」,張茂桂說:「真相大概就是『一加一除以二』。」
這是大眾表現的時候
對於即將面臨的「混亂時代」,張茂桂卻也認為不必過分憂慮。他認為人對訊息的接受,不是像子彈一樣,打過來就一個洞;而是像食物,要經過讀者本身的消化與過濾。
「當我們知道某種報紙的立場時,看它的新聞或評論就會做特定的詮釋」,張茂桂表示:「不過話又說回來,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立場,對於合乎自己立場的言論會認同,不合的則會排斥。將來由市場來看,能生存的意見就表示有『民意』支持。」
這可怕嗎?對比較保守的人來說,可能是。但民主社會不是本來就建立在人民自主的前提下嗎?
這正如經建會法規小組副研究員陳銘祥在一篇「也談電影檢查」短文中所言:「民主社會的好壞對錯應由人民自己決定。如果人民自甘墮落,即使堯舜以臨之,也無能為力。如果不能信任人民,憲法更不應賦予人民選舉權、參政權,因這樣無異於將國家的前途,繫於一群愚民之手。」
「我認為我們整個社會的判斷力不是沒有,只是一直沒有機會證明」,蕭新煌樂觀地表示。
是否真的如此呢?且讓我們拭目以待。
〔圖片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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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井小民的心聲,報上不常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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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反對勢力為爭取民眾支持,製造了許多「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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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生什麼事報上會有,大家為什麼還要來現場看?(鄭元慶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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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學者喝杯咖啡,記者的訪問就要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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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浩劫後」的台灣日報。(姚介修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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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禁開放後,培養資深的專業記者將是媒體當務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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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能代表民眾呢?鄭瑞城認為這需要自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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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充滿各種「聲音」的資訊社會,該看誰?該聽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