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馬列不行，不反馬列也不行——透視「人民日報」的自白

中共批評馬列主義的再觀察

文．邵玉銘(中國時報)

十二月七日，中共「人民日報」發表一篇社論，指稱傳統的馬克思理論已經過時，無法解決當前中國大陸面臨的各項難題。次日，該報刊出更正的聲明，表示前述社論文字有誤；隨後，中共軍方的「解放軍報」也展開反擊，指控發動大規模經濟改革，可能嚴重危害中共內部團結。中共內部此一論爭，已引起西方觀察家的注意。筆者願就比較歷史的觀點，作一評述。

「人民日報」發表批判馬克思主義的社論，及其引起的論爭，並非突如其來的孤立事件；而是一個有系統、有計畫作業中的一環。關於此點，我們只要略略回顧中共自一九七九年以來的若干措施，便可瞭解。

一九七九年，鄧小平提到「中國式的現代化道路」，一九八二年，鄧小平又主張「建設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今年九月，中共與英國就香港問題簽訂聯合協定，推行所謂一國兩制，十月間進行城市改革方案……凡此種種，就是鄧小平路線，而「人民日報」宣佈馬列主義過時的社論，不過是鄧小平路線的總註腳罷了！

趙紫陽談話已顯露端倪

事實上，這個「總註腳」，早在趙紫陽於今年十月一日偽慶時的講話中便隱約可見，趙紫陽當時說道：「有利於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有利於國家的興亡發達，凡是符合這些要求的政治，我們就採取，否則就摒棄，不受任何模式、任何規定、任何原則的束縛。」隨後，文匯報特別解釋這段話的意義是「即使是老祖宗的清規、戒律，也要將它打破！」，什麼是老祖宗的清規、戒律呢？此無它，就是馬列主義！

不過，值得強調的是，前述人民日報社論的刊載，雖有脈絡可尋，但中共敢於公開宣佈馬列主義過時，仍是一大膽之舉。睽其動機，可能有下列三點：

第一、向「國內」宣示其執政以來的總路線，樹立起他在闡述共產主義上的「教主」地位，希望藉此宣示，將黨內路線紛紜的情形，一次弭平。

第二、對國際統戰；鄧小平年事已高，深懼「四個現代化」無法成功將導致亡黨亡「國」，而與蘇聯所進行的談判又苦無進展，中共仍迫切需要西方的援助，但西方國家雖然採取聯匪制俄的政策，對中共仍存疑懼，深恐蘇共和解，養廱遺患；另方面，西方國家又擔心以鄧小平為首的「務實派」，無法繼續掌政，一旦中共回復到「毛澤東路線」或「四人幫路線」，一切投資又將化為烏有。因此對於與中共的交往陷於猶豫不決的境地。中共此次宣示，就是在向西方國家保證中共不再搞馬列主義，希望西方國家放手與之交往。

任何統戰完全白費心機

第三、對在臺灣的中華民國進行統戰；自從葉劍英提出九點建議，鄧小平提出六點方案，再加上在香港問題上提出一國二制後，中共發現類似統戰措施，均未對臺產生作用，遂轉而宣佈實施城市經濟改革，並宣佈馬列主義過時，其目的在加強對外華人及對我統戰，使一些認識不清的人誤認為中共已背棄馬列主義，甚且逐漸走向三民主義。如是，則可使許多反共人士失去反共的基礎。

中共此舉，實是一刀割三面，是一個有計畫的作為，且有其特定的目的及對象。

其次，對於中共是否真正拋棄馬列主義，需以其他共產國家的經驗來作比較；畢竟，中共是共產國家，需以共產主義國家的經驗來衡量。就此而論，蘇聯的經驗頗堪提供比較之用。目前一個流行的研究途徑，是將中共的現狀與列寧的「新經濟政策」相較，根據蘇聯實行新經濟政策的演變情形，對中共未來的發展進行預測。

蘇聯在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八年期間推行「新經濟政策」，當時蘇聯確有若干改革，譬如將農民的稅額訂為其生產量的10％，人民可用剩餘的出產品換取工業品，並使自由市場合法化……，一九二五年蘇聯的農業生產力已達到一九一七年革命前的水準，工業亦有相當改革，80％的小型企業讓予私人經營，政府不必再津貼虧本的國營企業，一九二九年，工業也達到一九一七年前的水準。

這段期間內，史達林的政權逐漸穩固，並於一九二八年開始實施第一個「五年經濟計畫」。值得注意的是，經過這一連串改革後，蘇聯非但未因經濟措施的逐漸放鬆，而導致政治上的開放，反而成為一個真正的全面極權國家。

目前鄧小平的政權尚未完全穩固（否則它無須在聲明馬列主義過時的次日立即刊登更正啟事），假如蘇聯的經驗有任何啟示的話，那麼鄧小平目前的四化路線及作法是其奪權的過程，待其在此過程中鬥倒左、右各派後，一個以鄧趙胡為中心的極權共黨統治便會重新出現。

我們在觀察中共這一連串經濟改革措施的同時，也有必要對於經濟與政治之間的關係作一思考。許多西方學者常認為，經濟發展能帶動政治改革，透過「期望上升而產生的革命」（Revolution of Rising Expectation），一個民主政體將是可欲的。基於此種理念，許多西方人士認為中共目前在海外的四、五萬留學生，將來返回大陸會成為一批自由民主的火種，但這種想法未免有些天真，因為：

一、從權力觀點來看，沒有任何政權願意向自己革命，從一九一七年列寧革命以來，我們尚未見到任何共產國家自動轉化為自由國家。

二、即使中共在海外的四、五萬留學生，受到西方國家影響，有心在中國大陸推動政治改革，但是面對有著四千萬黨員，六十多年黨史的龐大共產官僚結構，欲求改革無異於緣木求魚，不旋踵就會被龐大的體制吸收進去。

留學生自保已遑顧不暇

三、再就蘇聯經驗來看，中共自海外返「國」的人員皆系科技專才，這群人勢必成為一種「新階級份子」（這是一九三○年史達林大權在握時，由黨工和官僚所形成的一個階級。當時他們人數佔全蘇14％，但所得卻佔35％，待遇遠較工、農階級優渥）。自海外返「國」的中共留學生，鑑於自身地位不錯，加入政府體制可逐步提高所得，獲得高位，又何必冒著身家危險去革命？這與人性不合。

共產國家的經濟發展縱或會帶來政治改革，但也僅限於共產主義的框架之內進行，而不會真正賠上最後的憑依，將共產主義體制也推翻掉。當前西方人士卻寄望透過各種文化、經濟的交流，能逐步改變共產政權，這不啻一九三○年代他們對蘇聯寄望的翻版。

然而，歷史告訴我們，由於當時西方對蘇聯進行科技轉移，加上二次大戰期間美國對蘇援助，奠定了蘇聯科技工業的基礎，使蘇聯成為戰後西方最大的敵人。

總之，從蘇聯經驗觀之，共產國家的經濟改革只會鞏固其極權政體，而不致將共產政權推翻。西方的說法實是基於它們自身的發展經驗，殊不知西方國家的經濟改革之所以會改變政治，乃因西方國家屬於多元性的文化，它們的社會民主、人權獲得尊重、憲法被視為至高無上，這些相關條件，中共全都付之闕如，怎能期待中共的政治能夠因此獲得改革？

我們必須指出，中共這一連串的改革，顯示其經過卅多年的試驗後「證明」了馬列主義是行不通的。中共目前一連串的措施並非向前躍進，而是意識型態的撤退。而無可諱言的，中共這一連串的經濟改革，確實有著很濃厚的「經濟學臺灣」的色彩。而這就是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先聲。基於上述，筆者願提出三點建議，供政府當局及大眾參酌。

第一、目前我們正在推行「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運動，也應大聲疾呼，要求中共「政治學臺灣」，這是把「三民主義統一中國運動」提昇到更高境界的一個絕佳機會，也即要他們在放棄馬列主義後，向三民主義回歸。

實行三民主義才有前途

第二、中共一旦實施經濟改革，就像打開一個「潘朵娜盒子」（Pandora's box）一切災禍罪惡都會跑出盒外，散佈人間。事實上，中共將來面對的不是一國二制，而是一國五制，包括香港、深圳、經濟特區、城市、鄉村五套體制，這需要高度的經營技巧，中共將何以為之？如何使中共放棄此五制，心悅誠服地接受民主、自由、繁榮的三民主義之治，則是朝野當僇力以赴的。

第三、我們要正告西方世界，如果西方國家繼續支援中共，中共若因此成功，將來可能變成第二個蘇聯，屆時不論匪俄是否會結合，皆非西方世界所樂見。如果中共改革失敗，一個貧窮、失敗的中國更將成為世界的禍源。因此我們要正告西方世界，中國問題的解決，不在鄧小平政權，不在中國式的社會主義，而在於經過卅幾年發展成功的「臺灣經驗」，希望西方國家除將「臺灣經驗」用之於亞、非、拉丁美洲等開發中國家去，亦應用之於與我們同文同種、有共同語言、共同歷史經驗的中國大陸去。（本文作者為美國芝加哥大學政治學博士，現任政大國關中心主任）

西方的誤解．北平的「補正」——鄧小平集團「變通論」非放棄馬克思主義

文．康富信(聯合報)

鄧小平集團的「變通論」，透過「人民日報」評論員文章「理論與實際」表達之後，西方的反應過份敏感，有些通訊社和香港報紙，甚至把這篇評論誤為「革馬克思主義之命」。

其實，鄧小平集團並未放棄馬克思主義，也非實行自由經濟。相反的，即使主張變通馬克思若干過時「理論」的觀點，以及有限度的經濟體制改革，也遭受到反對的壓力。

由於外界對「理論與實際」的誤解，「人民日報」不得不於十二月八日刊出一則「補正」，把其中的一句話——「不能要求馬克思、列寧當時的著作解決我們當前的問題」，改為：「不能要求馬克思、列寧當時的著作解決我們當前所有的問題」。

只是變通若干過時理論

原來的一句話，確實會使不太懂中文而斷章取義的西方記者，誤認為中共要完全放棄馬克思主義；但是，只要讀過全文便可發現，「人民日報」仍未偏離馬克思主義的所謂「普遍規律」的立場和方法，只是要求共幹「不要拘泥於個別字句和某些具體的論斷」。修改後的一句話，與全文的「變通論」更加適應，顯示鄧小平變通馬克思主義的一些「理論」，是相當有限度的。

「理論與實際」一文，談不上有什麼新意。早在一九七八年六月，鄧小平和華國鋒為理論與實踐的關係論戰時，前者便透過「解放軍報」提出「修正論」。「解放軍報」的評論文章說：「在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礎上，按照實際情況，對那些已經過時的個別原理加以修正，是必要的、正常的，也是不可避免的。」

理論只是權力的小丫鬟

六年前的「修正論」，和現在的「變通論」是相通的，而且都是基於應付反對的力量，以及對新政策的解釋。

在鄧小平的權力範圍內，「理論」只是權力和政策的丫鬟。六年前，鄧小平急於推翻華國鋒的「兩個凡是論」，掀起「文革」大翻案和推行「新經濟政策」，提出了「修正論」，並鼓吹「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旦華國鋒敗退，目的達到之後，鄧小平便不再提那一套了；相反的，為了鎮壓知識界的「自由化」風潮，改而提出「堅持四項原則」。現在，鄧小平又重提「實踐檢驗真理」，鼓吹「豐富和發展馬克思主義」；原因是他面臨「政策認同」危機，有不少人對「經濟體制改革」和「經濟特區」的政策，持懷疑甚至反對的態度。

鄧小平現在的政策體系，是在謀求改革「文革」對經濟的壞影響，提高生產力，從而鞏固中共的專制統治；而不是化「無產階級專政」為自由和民主。因此，在理論上不會完全否定馬克思主義。

並非朝向自由經濟體系

就「新經濟政策」推行的結果去衡量，大陸經濟仍然是計畫經濟型，既非市場經濟，自然也未「朝向資本主義」。

北平「經濟研究」月刊不久前發表的統計，相信可以澄清「走向市場經濟」或「朝向資本主義」之說。

這項統計顯示，在一九八三年中共的工業總產值中，中共「國營」所有制企業佔77％；中共「集體」所有制企業佔22％；「個體」（私人）所有制，僅佔0.1％。在社會零售商品總額中，「國營」佔72.1％，「集體」佔16.6％，「個體」佔11.2％。與東歐的匈牙利、南斯拉夫比較，中國大陸的「個體」經濟薄弱得多，在工業方面更是微不足道。

除了上述三種經濟成份之外，大陸的「經濟特區」和個別城市，還有「資本主義」（外商獨資企業）和所謂「國家資本主義」（中共與外商合資企業）。據北平「經濟管理」月刊的消息，在深圳「經濟特區」一九八三年的工業總產值中，這種成份佔37％；而「經濟特區」只是深圳市的一小部分。至於其他城市的資本主義經濟成份，所佔的比例還遠低於「個體」經濟。

在深圳和沿海城市，資本主義經濟成份對大陸經濟和民心的影響，正在逐漸增強，但不能因此而斷定大陸已「朝向資本主義」。

中共內部歧見早已存在

儘管鄧小平的經濟體制改革和「對外開放」，有相當限度，市場因素在整個經濟生活中仍然是「輔助性」的，並從屬於計畫經濟的大框框。可是，鄧小平集團面對的政策推行阻力相當大。

中共「人民日報」對七日評論員文章的「補正」，或許是中共內部衝突的新癥兆。

早在「理論與實際」發表之前，中共內部關於「理論」和政策的爭論便相當多。過去以「極左」聞名的「理論家」、「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研究所前所長」錢俊瑞，在三月號的「世界經濟」月刊發表文章，抨擊知識界有人否定馬克思主義，他說：「有人輕率地認為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某些重要原理已經『過時』了，甚至公然宣佈，它們為『不科學』，應該『取消』。」

像錢俊瑞那樣死抱馬克思教條的人，在大陸上相當多，因此有人對「經濟特區」政策有懷疑或抵制。

「人民日報」最近透露，在處理對外經濟時，有人「有意無意不敢放開手腳」，怕背上「喪失立場」、「投降主義」、「喪權辱國」的罪名；這種普遍的心態，恰正顯示鄧小平的政策體系，承受的壓力不小。

今後，中共內部的爭論似會擴大，如果鄧小平無法化解「政策認同」危機，或有可能發生權力上的大鬥爭或政策的變更。（作者為聯合報駐香港特派員）

共黨經濟改革的政治涵意——從中共批評馬克思主義談起

文．趙春山(中國時報）

中共「人民日報」於十二月七日發表的一篇社論，指稱傳統的馬克思理論已經過時，無法解決當前中國大陸面臨的各項難題。由於共產黨人一向重視理論，而中共又以馬列嫡系自居，故中共透過其官方喉舌傳達的這一訊息，遂引起外界的各種揣測。較為普遍的看法是：中共基於其經濟改革的需要，企圖逐漸擺脫意識形態形成的包袱。站在一個蘇聯與東歐問題研究者的立場，本文試以比較共產主義體系的觀點，探討「人民日報」這篇社論代表的政治意義。

避免崩潰，被迫從事改革

哈佛大學教授白浦斯（Richard Pipes）最近在一篇討論蘇聯改革問題的文章中，曾明白指出：「只有面臨內外挫折，才會使共黨政權採行改革，也只有在共幹確信改革是獲取生存的必要代價時，才會出現改革。」

白浦斯並以毛澤東死後中共政權的演變為例，認為北平之所以小心建立它和西方進一步的政治、經濟和軍事關係，即因中共確認這些關係有助於它的現代化計畫。因此，中共和其過去敵人結成「準夥伴」關係，並非因為中共的成功，而是中共的失敗；也非中共從西方獲得幫助的承諾，而是中共極度需要幫助。

由此觀之，中共目前之急思改革，乃是為瞭解決中國大陸經過卅多年共黨極權統治後，產生的諸多難題。其中以經濟問題尤為嚴重。

長期觀察蘇聯事務的西方記者凱瑟（Robert G. Kaiser）曾指出，蘇聯共黨領袖為了使其統治帶有「合法性」色彩，必須致力維持和民眾之間的一種「歷史性討價還價」（The historic bargain）關係。換言之，久處共黨專政，人民在無奈之下，被迫讓出他們在政治上選擇領袖和影響政策之權，但必須獲得基本安全、秩序，以及日常生活所需等方面的補償。因此，任何共黨政權皆視解決此「下層結構」引發的民生問題為一當務之急。中共政權也不例外，中國大陸今天呈現的社會緊張、政治不安，乃至於「三信危機」，或多或少導因於經濟上的困境，為了避免崩潰，中共遂被迫從事改革。

守舊作風造成推行障礙

中共公開批評馬克思主義，暴露其經濟改革的挫敗。而中共把失敗的原因，歸咎於馬列教條的不合時宜。然而，如果「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歷史早已證明瞭共產主義邪說是禁不住考驗的。

早在一九○○年，那些一度受到馬克思觀念影響的歐洲社會主義黨派，就已放棄了所謂的積極革命目標，而贊同成為一個議會政黨，以選舉或其他合法形式，來取得執政之權。就連馬克思那種發動無產階級革命，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觀念，也受到廣泛地拒斥。以中共為例，毛澤東於一九六六年七月給他老婆江青的一封信中就如此哀鳴道：「全世界有一百多個黨，大多數的黨都不信馬列主義了，何況我們呢？」

在共黨世界，向資本主義學習從事經濟革，非自今日始。從一九五○年代迄今，我們看到蘇聯和東歐國家曾嘗試各種形式的改革努力，但鮮有成功的範例。一般認為，改革的障礙來自下列的反對勢力：從意識形態的角度，反對者認為依賴市場因素和社會主義的原則不符，強調誘因也會引進資產階級意識而造成精神汙染；從政治的觀點出發，反對者認為改革會喪失共黨的中央控制權力；即使以單純的經濟考慮而言，反對者也擔心在改革過渡期間，整個政權因承受不住衝擊，會在經濟效益上造成不利的後果。因此，共黨經濟改革的失敗，並非單純的意識形態因素，最重要的原因可能是共黨的專斷制度，黨和政府官僚擔心改革會危及既得權益。換言之，共黨計畫和管理部門的守舊作風因襲已久，不願輕易交出權力。於是任何改革措施難望獲得有力推行。

勢將轉為新的權力鬥爭

日本「讀賣新聞」認為，中共這篇社論似為北平內部新一回合權力鬥爭展開序幕的報導，可能不是空穴來風。在共黨國家，政策路線的改變，往往和權力鬥爭糾纏不清。

舉蘇聯為例，列寧為了挽救當時瀕臨崩潰的經濟情況，曾在一九二一年春天，提出一套「新經濟政策」（New Economic Policy），企圖以提供私人貿易和私有工業生產的合法化，以經濟和市場誘因代替強制命令，以吸引外國投資等手段，來達到恢復生產力、增加工人生產量、增加人民責任感和遏止不滿情緒等目標。但「新經濟政策」隨後卻成為俄共派系鬥爭的論題。

在中共，為了挽救大躍進運動造成的危機，在劉少奇、鄧小平、陳雲等主持下，於一九六一至六五年期間進行的經濟調整，也曾導致中共領導階層的鬥爭。劉、鄧一派和強調階級鬥爭為政經活動總綱的毛、林集團鬥爭的結果，引發了中共稱之為黑暗時期的「文化大革命」。

總之，從過去的經驗觀察，如果今天中共當權者是以權力政治的考慮來處理它和對手間的關係，則我們強調意識形態的論爭，並以之觀察「人民日報」的大作文章，將缺乏實際的意義。因為對這批中共高級幹部而言，他們的基本信仰是相同的。

政治自由化乃癡人說夢

如果我們就列寧「新經濟政策」和中共目前的經濟改革從事比較研究，其中某些精神是相通的。蘇聯「新經濟政策」代表一種妥協，一個邁向社會主義道路途中的暫時退卻。今天中共在理論上從事的自我批判，何嘗不是如此。研究共黨問題，我們不應低估共黨政權的彈性和適應能力，在許多時候，共產黨人是相當機會主義的。但值得注意的是，蘇聯在實施「新經濟政策」時，仍舊維持共黨控制全局的地位，其經濟上的緩和、妥協作法，並沒有擴大到政治的層面。因此，那些期望中共會因經濟改革而促成政治自由化的人，最後可能證明為癡人說夢。

當然中共今天的改革，可能也會像蘇聯「新經濟政策」那樣，產生諸如「富農」（Kulaki）和「新經濟政策人」（Nepmen）等受益者，但且莫高興太早！這批人在新經濟政策結束後遭到的迫害，足夠今天環繞中共當權者左右的借鏡。在「運動」頻繁的紅色政治舞臺，那種無所適從的感覺，鄧小平本人應最具切身之痛的經驗了。

根本之道放棄共產制度

總之，我們以一般社會的改革，來觀察共黨體系的改革，是不切實際的。作為共黨統治的「合法化」來源，我們對於中共會逐步放棄共產主義的說法，也表示相當程度的懷疑。何況，共產主義不僅代表一種理念而已，它還包括一種政治運動、一種分析方法、以及一套生活方式。除非中共放棄共黨制度，否則，單單批評馬克思主義的不合時宜，並不能夠解決中國大陸面臨的各種難題。而重要的是，當那些預測中共會採務實路線的西方人士，振振有詞地拿「人民日報」這篇社論作為論證時，也應記得羅安素（Richard Lowenthal）教授所提：「沒有意識型態的先入之見，即不可能有現實政治」（There can be no real politics with-out ideological preconceptions）的看法。（作者為政大政研所博士、美國喬治城大學博士候選人，專研蘇聯問題和共黨理論，現任政大東亞所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