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人的靈感之鄉——劍橋大學

「牛劍雙璧」中，劍橋是老二？

為了不服這口氣，十六世紀的劍橋史學家曾經抬舉出一位「傳說中」娶了不列顛公主的西班牙王子，做為劍橋創始人。當然，這樣富有皇族色彩的「傳說」，是很合劍橋人口味的。

上承牛津，下啟哈佛

可惜事實並不這麼羅曼蒂克。劍橋不僅不折不扣地源於牛津，而且還是倉皇「逃」出來的。

原來從牛津創校後，年輕氣盛、遊手好閒的大學生，就一直和當地嚴守中古清規的鎮民格格不入，幾次「大學與城市之戰」，雙方都傷亡慘重。西元一二○九年，又因為一位學生殺害一位當地婦女，惹得憤怒的鎮民對兩位無辜教授動以「私刑」，以示報復。一時學者們四散逃亡，牛津大學幾乎解體，不少人逃到劍橋，在此落地生根，這就是劍橋的濫觴。

劍橋的創始緣由雖不甚光彩，但四百多年後，卻有一位事業有成的劍橋校友，在北美洲「新英格蘭」的「新劍橋鎮」上捐出一筆鉅款，創辦了哈佛大學，為新大陸的學術研究奠定基石。這份薪火相傳的因緣，劍橋人至今引以為傲。

劍橋草創初期，原本居無定所，學者多半是「流浪漢」，學生就更難脫「流氓」氣息了。因此，劍橋鎮上驟然來了這麼多不事生產、又常常積欠飯錢、酒錢、住宿錢……的「寄生蟲」，鎮民的氣惱可以想見。

情感歸屬地——學院

直到一二八四年，衣黎（Ely）主教波珊（Hugh de Balsham）將一批窮學者收容到聖彼得醫院中，訂出清規章程，又撥出一筆基金，師生們才算安頓下來。而劍橋的第一個「學院」——聖彼得學院（Peterhouse），也於焉誕生。

要談牛劍等古老大學的「學院」，首先得和美式新興大學的「學院」分清楚。

曾經客居劍橋的香港中文大學教授金耀基指出，牛劍的「學院」（College）基本上只是個「學者聚集的會社」，是師生「居息一堂」、一起生活的地方。

「學院」中有研修法律的、經濟的、文學的……，「學院」只提供食宿，安排生活導師和課業導師（相當於家庭教師），讓學生能安心學習。至於開課教學、考試、頒授學位等美式「學院」所做的事，牛劍則交由「學部」（Faculty）負責。

「學部」是上課的地方，是「知」性的，然而「學院」則是生活的地方，是「感」性的。無怪乎劍橋校友聚會時，碰到「系友」並不熱絡，但碰到同一學院的「院友」，哪怕是不同期、在校時素未謀面，也會摟抱一番，有如一家人般的親切。而許多「院友」生前空暇時總不忘回「母院」小憩數日，死後更毫不吝惜地將所藏書籍珍寶、甚至大半家產捐給「母院」，以嘉惠後進學子。

劍橋的學院經過七百多年的嬗遞，到目前總數已達卅個。它們各自獨立，有自己的院徽、院規、院產，雖同屬「劍橋」名下，實則是「邦聯」性質。而其中最著名的當屬在劍橋主街上一字排開、肅穆恢宏的古老四合院學院，包括出過物理學家牛頓的三一學院、出過名詩人渥爾華滋（W. Wordsworth）的聖約翰學院，以及皇族貴冑子弟慣居的國王學院、皇后學院等。

「後院」春色，舉世聞名

這幾個學院都創始於十三至十六世紀，地理位置的優越是它們最得天獨厚的地方：前臨大道，面對著熙來攘往的市集；走入大門內，穿過完整開闊的數「進」四合院，就來到著名的「後院」（the Backs）。這裡劍河流貫其間，河上有曲線優美的拱橋、河邊有廣袤平坦的草地，在此撐船、野餐、漫步，都是啟發靈感的美事。劍橋詩人特多，劍河是功不可沒的。

除了古老的學院外，近兩百年來，劍橋也出現不少「新興學院」。它們的主要宗旨有兩個：一是為了振興宗教、訓練教士，例如西敏學院及聖愛德蒙學院；另外則是為了收納女學生，像一九七九年才開始招生的羅賓森學院，便是劍橋史上第一個從一開始就「男女兼收」的學院。

有趣的是，直到一九七○年，劍橋的大學部仍只有百分之十二的名額開放給女性，而經過女權運動者的極力爭取，時至今日，劍橋原先只收男性的眾家「和尚學院」不敢冒「蔑視女權」的大不韙，已全部改為男女兼收；而原先就只收女性的學院（如一九五四年創立的「新學院」等），則仍堅持「只收女性」的高姿態。男女主客異位，頗令老一輩劍橋人不以為然。

上不上課，悉聽尊便

提到「學院」就不能不提學院中的「導師制」。牛劍的「導師制」之所以這麼重要，「學生有不上課的自由」，實在是一個重要原因。

劍橋法律博士、現任政治大學外交系系主任的趙國材對這種教育方式就深感興趣，他說：「學生一註冊，各科老師就把一年一次期末考的考試範圍公佈出來，至於學生上不上課，則悉聽尊便。」

由於期末考是由各「學部」統一命題，教課老師既不是出題者，因此上課抄筆記也就不是獲取高分的唯一途徑。而「大師級」學者的課固然座無虛席，但一般來說，「把一門課從頭到尾聽完」的學生畢竟不多，因此負有管教重任的學院怕學生荒疏課業，只有另請駐院導師來督導。

「導師」雖有「家教」性質，但可絕不是幫學生重溫課堂上的內容、或是替學生找解答的。相反的，「導師最重要的工作是提出問題」，本身也曾在蘇格蘭愛丁堡大學擔任過導師的趙國材如是說。

師生「攻」「守」，辯明真理

一周一次「一對一」的「導生會」，導師先是詢問課堂進度，提出一兩個關鍵性問題後，再開列書單，讓學生自己找答案、寫論文，然後約下次見面再討論……。而導師所提的問題，往往主導著學生下一步的思維，因此，「提正確的、有意義的問題」是「導生會」成功的第一要件。

就這一點看來，導師不僅要對學生的主修十分專精、具有弘觀，而且還要瞭解他的脾性、資質、個性……，否則無功而返事小，若有「指錯方向」，讓學生誤入歧途，則就難辭其咎了。

對大部分的劍橋人來說，「導生會」都是可怕的夢魘。曾受教於英國漢學家龍彼得的清大文學研究所教授王秋桂，對此就曾有深刻體驗。

「每一個禮拜三晚上八點整，就是考驗開始的時刻。」龍彼得和王秋桂對坐著，一個喝咖啡、一個飲茶，在「煙」霧瀰漫的房間裡，還不時傳出龍彼得的怒斥聲。「從論文的格式、用字、文法、邏輯，乃至於整個內容架構，都在他批評範圍內」，王秋桂回想起來，不禁苦笑。

這種「找出論文的每一個漏洞，把它整個『拆成廢墟』，再教學生重建起來」的尖刻批評態度，正是導師制的傳統。

當然，導師採「攻勢」，學生則有責任「守」——為自己的論文自圓其說，並且辯詰導師的觀點。此時雙方都不講情面，但求真理愈辯愈明。

自己摸索，導師不帶路

「英國學生的『辯』，又和美國學生有所不同」，也曾客居哈佛、普林斯頓等美國大學的王秋桂指出。

在美國，好學生固然多，但也有部分學生是為表現「叛逆精神」、或吸引教師注意，「為辯而辯」，有時甚至強詞奪理、幼稚可笑。而美國教師一向鼓勵「自由發揮」，也就不會輕易損傷學生自尊。

但在劍橋，若是學生自知理虧、或是準備不夠充分，那只有「聽訓」的份，否則愈辯愈暴露自己的無知、無主見，接下來英國紳士式「尖酸刻薄」的幽默，可就比直言怒斥更教人下不了台了。

導師和學生的關係固然如是密切，但對於已經修讀博士學位的研究生而言，一方面他們已是某個領域的「入門者」，應該有自己的主見；二來導師在這個領域「鑽」得未必很深，生怕反而幫了「指錯方向」的倒忙，因此多半採取更「保留」的態度，學生若不問，他們也不輕易表示意見。

「就好像學生快淹死了、導師才會提你一提；走幾步又快淹死了，則再提你一提」，趙國材生動地比喻。

王秋桂也有這種經驗。正在他研究中途，突然發現有一本書可能具有關鍵性的參考價值，但是在劍橋圖書館卻遍尋不著，不得已只好求助於龍彼得，那知龍彼得面露得色，隨手從書架後面抽出一本書說：「是不是這本？」

「除非你自己走到某一個關鍵，自己發現疑問去請教導師，否則導師就眼睜睜看你撲跌亂闖，也不會替你開路、或者是幫你做決定」，王秋桂說。

英美博士，要求不同？

在牛劍攻讀研究所，和美式大學的另一個不同，則是它完全靠一篇論文「定生死」。

在美國攻讀碩士、博士，一切都「按部就班」，修滿學分、考過資格考，再開始著手論文，只要沒有大錯，論文通過後就口試，而「口試委員會」的召集人正是考生自己的指導教授，於是「為學生護航」、「你看我的面子、我看你的面子」，也就在所難免了。

而在英國，特別是牛劍等古老大學，絕大多數的學生一進研究所就開始著手論文，日夜苦思以求有所創見。在這裡，資料編纂、東拼西湊的寫法是通不過教授「法眼」的。即使論文過關，還得接受校內、校外各一名（或兩名）教授組成的口試小組審查，當然指導教授為了「避嫌」，決不列席；若遇到請來的教授和指導教授有「門戶之見」，那學生「代師受過」、飽受刁難質疑，也就只有認了。劍橋某些科系攻讀博士的成功率不到十分之一，是有道理的。

「美國盛產『博士』，認定的標準是：該名學生在這個研究領域達到合格水準」，趙國材說，但牛劍的博士則非得是這領域中有創見、有貢獻的專家才行。牛劍每年的博士榜都會刊登在倫敦各大報上，算是英國的「盛事」之一。

當然，美國大學考試多、上課多，「效率良好」，適合大量生產。一流資質的學生，固然可以選擇哈佛、柏克萊等一流學府，資質普通而有心向學的人，也有為數眾多的各式大專院校可供選擇。近年來英國看到美、日、德等國家都大量培養各種科技博士、提高國民素質，也有意敦促英國歷史較淺的「紅磚大學」、「新興大學」跟進。相較下，牛劍等古老大學所堅持的，自由啟發、適性成長的教學方式，更可謂彌足珍貴了。

著重實驗，自己動手

牛劍雖然古老，但許多學科卻走在時代尖端，執世界牛耳。其中劍橋的科技、理工（pure science）尤其有深厚的根基。

「國內提起工科，都強調什麼學校又添置了什麼最新儀器」，畢業於清大，在劍橋材料冶金工程研究所就讀的黃國雄說，「但劍橋則不同。」一座大型機器，只有「主體」是買現成的，其餘連接其他機器的管線、功能不同的各種器械等，都是師生自己設計、自己拼湊的——左一段包鐵皮、右一段綁著保麗龍，較之國內慣見、整套嶄新的儀器，只能用「簡陋寒傖」來形容。

「經費不足」固然是買不起整套新儀器的原因，但「自己動手做」也是科技教育的重要一環。

「自己動手做，好處多多」，黃國雄說，一來真正瞭解機器構造及原理，實驗數據如果有誤，也能很快察覺，找出癥結；二來若是不合用，也可以自己設計改良，壞了也能自己維修。「不像國內，一買買整套，若不合用，就只有棄置了」，黃國雄說。

此外，劍橋也很注重「科際整合」。每個實驗室都有專人統籌，避免各領域研究計畫重疊，造成無謂的資源、人力浪費。而每人各有專精，不僅不會「搶地盤」，反倒彼此激盪、相輔相成。

各有所長，互相激盪

「劍橋的最大好處是人才濟濟，有問題可以馬上找人討論」，曾以豬種培育獲選十大傑出青年的台大畜牧系教授鄭登貴最懷念的便是這點。

以研究豬的「體外授精」來說，常常需要生化、生理、免疫……各方面的專家協助。鄭登貴和一位同在實驗室的電子顯微鏡專家還因此結為好搭擋。

「雖然他不懂豬種，但可以提供技術。我先設計整個實驗，把實驗所得的檢體請他切片分析，再由我觀察紀錄，很快就能有結果了。」

類似這樣，大大小小的實驗瓶頸，「在台灣，可能半年都沒辦法解決，在那堳o只要二、三天就好了。」這就是在劍橋做研究能夠「得心應手」、「進展快速」的原因。

劍橋研究風氣之盛還可以從每天上午、下午兩次的「喝茶時間」看出來：儘管是休息時間，大家見面也沒人閒扯淡，都是在討論學術、思維問題，一頓茶下來，可能就會「茅塞頓開」。

劍橋沒落了？

無可否認，英國戰後長期的經濟不景氣，的確已影響到學術發展。一位在美國拿到碩士、目前在劍橋攻讀博士的女學生就有點「後悔」來此：「比較起來，還是美國的尖端科技人才多、實驗計畫又新又完備，世界資訊的交流也快。」

此外，英國大學各學系的「山頭制」、「師徒制」也常令學生有「不能自立門戶」之嘆。

「系上每一位『講師』級以上的老師都有固定地盤，同一門課一教廿、卅年，固然可以練就深厚的功力，但也難免有唯我獨尊的專斷。而位高權重的『教授』（通常一系只有一名教授）又是終身職，學生若是不合其意，就只有走路」，黃國雄指出。

儘管各派「山頭」在劍橋享有無上權威，但仍抵不過美日的「銀彈攻勢」。近年來，好教授多人求去，許多優秀學生為了獎學金及出路，也不再視牛劍為第一選擇。在「財力為學術之本」的今天，劍橋已窘狀畢露。

這所古老大學究竟是應該加快步伐，趕上「急功近利」的時代潮流，或是堅持雍容自適的傳統，為學術界保有一處寧靜淡泊的園地？不僅劍橋人彷徨，有心者也應深思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