叫虐兒太沈重──誰來幫助高風險家庭？

今年1月，台北縣一對夫妻因不滿12歲的弱智女兒隨地大小便，不顧寒流來襲，將她關在後陽台3個晚上，導致孩子心肺衰竭死亡。

7月，台北縣一位保母及其同居人，將尿床的4歲女童毒打至骨折，還趁孩子睡覺時用滾燙的熱水燙女童下體，並且任令傷口化膿潰爛，導致孩子休克死亡。

今年8月，宜蘭縣一位林姓單親父親，以長布條綑綁10歲女兒頸部，像牽狗似地拉她出門。

在生育率節節下降的今天，每位台灣婦女平均只生育1.2個孩子，按理說，「物以稀為貴」，孩子越來越少，不是應該更受重視與保護嗎？為什麼虐兒事件卻層出不窮，有增無減？

當父母感情不和、生病或家庭經濟困頓時，便處於兒虐的「高風險」狀態，亟需社政單位介入協助。

脆弱可憐VS.喪心病狂？

探究原因，有人說是兒童保護的觀念已經深植人心，使得通報案件日增；也有人說是社會環境改變，家庭喪失功能，使得身體虐待、精神虐待、性虐待、疏忽、遺棄、濫用親權等各種型態的兒童虐待事件日益增加。

根據內政部兒童局的統計，兒童及少年保護個案數逐年增加，從民國89年的6059件，到92年已達8013件，去年則略降為7837件。

不僅案量增多，嚴重度也有增無減。根據兒福聯盟的統計，93年1月到94年1月期間，媒體披露的攜子自殺或虐待事件中，死亡的兒童及少年人數高達56人，平均每星期都有1個小生命被身邊最親近的大人蹂躪致死。

每當兒虐新聞在媒體上出現時，人們總是看到「脆弱可憐的受虐孩童」與「喪心病狂的施虐者」，群情激憤，頻頻追問「為什麼？」。然而，台大社會工作系教授余漢儀指出，這種兩極化和單一化的指責，簡化、扭曲了兒童虐待表象後的複雜機制與社會問題。

根據兒童局民國93年的統計，國內施虐者個人因素以「缺乏親職教育」為最高，佔34%(2994人次)，他們不懂得如何照顧狀況百出的孩子；其次是婚姻失調(1819)、酗酒藥物濫用(1125)、貧困(796)、失業(709)。

曾輔導施虐者的台北市兒童福利中心主任許水鳳指出，根據她的經驗，被處以強制性親職教育的，以低收入、單親、失業者為多數，弱勢者比例高達7成。

「他們其實是一群無助的家長，」許水鳳語帶同情地表示，民國92年個案中的北市受虐兒童，有2成是智能障礙、過動等「特殊兒童」，面對特殊兒童，若碰到家長失業、感情不順，情緒一旦失控，使用暴力的機率就升高了。

是誰讓孩子有家歸不得？是誰任孩子在外流浪？保護孩子是家庭的義務，也是社會的共同責任。

他不是故意的

事實上，新聞上出現的令人髮指、惡性重大的兒虐事件，僅只是少數。大多數兒虐案件的發生，是可以「理解」，甚至「同情」的。

「你們還年輕，根本不瞭解帶小孩的挫折和辛苦，」小明的媽媽被家暴中心社工員約談時，指著年輕未婚的社工員這麼說。

小明的父母在台北工作，將小明留在南部給阿公阿嬤帶，直到要念小學，才被帶上來與父母同住。

媽媽與阿嬤間原本就有婆媳問題未解，再加上小明北上後不但不服從媽媽的管教，說謊、功課不寫、自行塗改家庭聯絡簿等問題不斷，還不時向阿公阿嬤告狀，甚至祖孫聯手數落媽媽的種種不是。原來就對婆婆滿懷怨怒，加上白天從事秘書工作，壓力大到不行的媽媽，常常忍不住動手「修理」小明。

悶熱的夏日，老師發現小明穿長袖來上學，細究之下，發現小明身上有被體罰的新舊傷痕，於是通報家暴中心，社工員立刻去學校調查，隨即將小明帶離安置。媽媽接獲通知，氣急敗壞，無法接受孩子被帶離安置的處遇，還理直氣壯地告訴社工員：「我自己也是從小被打大的，小孩子不打不成器！」

小明被安置在寄養家庭後，帶孩子經驗豐富的寄養媽媽發現他有躁動、注意力不集中等狀況，經安排評鑑後，確認小明是過動兒。

媽媽這才恍然大悟，慢慢能理解孩子平日很多行為都不是惡意、故意的，自己一味責打的管教方式對孩子沒有效果，於是參與小明的早期療育課程，並努力學習親子間的互動模式及減少衝突的方法。

經過半年的溝通及治療，媽媽的教養態度和方式有了改變，親子關係也隨之改善，小明又回到了父母的身邊。

暴力、疏忽、性侵害等虐待行為，撕毀了孩子原本應是無憂無慮的快樂童年。

小如的身心症

兩年前，一位單親爸爸偷手機被扭送警察局，員警發現一旁5歲的小女孩頂著一顆大光頭、身上還傷痕累累，於是通報家暴中心處理。

經社工員調查，小如的爸爸罹患精神分裂症，外加被害妄想症。媽媽因身心不堪負荷，不得不以放棄小如的監護權來換取離婚。

小如被安置後，爸爸不停地打電話騷擾社工員，威脅不還孩子就要潑硫酸報復。經過一段時日，爸爸終於認清唯有合作才能帶回小如的事實，態度轉趨配合，願意接受精神治療的安排，並誓言一年後要帶回女兒。

被安置期間，小如總是不願意與父親見面，但一見到父親卻又十分親密，又親、又抱、又撒嬌，令在一旁陪同監護的社工員感到錯愕。私下詢問小如，孩子回答：「我怕爸爸知道我不愛他！」

因父親表現良好，家暴中心沒有繼續安置小如的理由，一年期滿，小如又回到父親的身邊。家暴中心社工員無奈地說，返家後的小如可能還會遭到父親精神上的虐待，但小如已就讀小學，再婚的媽媽每星期也會去看她一次，危險性應該可以大大降低。

小如要在這樣的夾縫中求生存，自然也學會了取巧之道，懂得如何操控大人。像不時會發作的「身心症」：上學時會肚子痛、嘔吐，媽媽來接她後就會不藥而癒。對小如來說，頭髮長長了、身體上的傷好了，但心理的創傷可能尚未平復。

常遭丈夫毆打的婦人，帶著兩個孩子到警察局申請保護令，為自己和孩子爭取遠離恐懼的生活。

兒虐VS.貧窮

根據內政部兒童局的調查分析，兒童虐待的施虐類型以身體虐待最多(25.84%)，其次是疏忽(23.38%)和管教不當(21.29%)。施虐者則以親生父母的比例最高(82.9%)。

「虎毒不食子，父母怎麼會虐待自己的小孩？」這是普遍存在人們心中的疑惑。

台大教授余漢儀指出，與其將兒童虐待發生原因歸咎於虐待者的「個人特質」，指責當事人的不是，不如以「環境變項」來探究此一問題，可以更正向、更有意義。

余漢儀的研究，為兒童虐待事件提供另一個思考角度。根據她的研究顯示，各縣市的兒虐案件通報量與該縣市的貧窮率、失業率成正相關，例如，貧窮率最高的台東縣、宜蘭縣，兒童保護的接案率也高居全國第一、二位。

而不同社經特質的鄰里社區，通報案例的類型也有差異。以台北市為例，居民教育水準較高的大安區、中正區，對兒童保護較有警覺性，涉及體罰管教等較輕微的案例也會被通報；相對地，老舊的萬華社區，則較多吸毒、酗酒及遊童等問題；較多軍公教居民的文山區，則對公權力介入家庭較多質疑。

預防勝於治療

為避免兒童、父母、社會「三敗俱傷」的兒虐事件一再重演，如何在「上游」階段防範於未然，是許多社會學者們思考的方向。

去年，台大社會工作系教授馮燕接受內政部兒童局委託，研究發展出一套「高風險家庭評估指標」。

所謂的「高風險」，指的正是經濟陷入困境、身心健康不佳、家庭婚姻關係不穩定等家庭危機因子。以今年初發生的邱小妹妹受虐致死事件為例，父親「失業」、「單親」，即是高風險家庭。

綜觀台灣社會現況，家庭的風險正與日遽增中。去年全國失業人口高達45萬7千多人，其中近24萬人是介於25至45歲的中生代，也正是上有父母，下有幼兒的壓力集中族群；而民國92年藥酒癮、憂鬱性疾病患者的住院、門診數有10萬多人，4年來增加一倍；每千人2.87對離婚的高離婚率，也使得許多家庭深陷感情風暴，危機重重。

兒福聯盟研究發展處組長李宏文指出，人在孤獨時特別容易被壓力擊垮，因此當家庭遭遇危機時，若缺乏支持系統，很容易引發兒虐、家暴，甚至攜子自殺等不幸事件。

高風險、高危機

今年1月起，兒童福利聯盟受兒童局委託，在基隆、台北、新竹、苗栗、高雄、屏東等10個縣市進行「高風險家庭預防性服務」，經相關單位通報、評估篩選後，目前的服務對象約有279戶、483個孩子。

「高風險家庭服務方案」的目標，是協助孩子脫離受暴的風險，社工員透過家庭訪視、電話會談、轉介服務等方式，以提升家庭功能來降低孩子的威脅，避免發生兒虐及家暴事件。

然而，經由社福機構、鄰里長等通報來的高風險案家，都是非自願性案主，案主通常沒有自覺，介入難度相當高，經常遭到拒絕。

兒福聯盟南區服務中心（高雄縣、屏東）家庭服務組組長張開華指出，去年底開辦至今，接案數已達170個，其中因失聯、抗拒等因素不得已結案的約佔六分之一。她分析案家抗拒的原因，不外乎「我家的事你們管不著」、「你們社工員只會找麻煩」等等。

資源不足又是另一個無解的困境。家庭的問題包山包海，部分縣市社區資源不足，出了事情也缺乏可以接手安置的後送單位，使得這項服務困難重重。

張開華指出，精神病患、藥酒癮者的比例佔二分之一強，他們多半缺乏病識感，無法強制就醫或戒斷，社工員常感有心無力。

雖然困難重重，但每逢處於危險邊緣的孩子被「救」回來，總是讓社工員感到無比振奮。

一個6歲小男孩，父母分居，照顧他的母親在市場賣豬肉，母親愛喝酒，對孩子漠不關心，因未定時幫孩子洗澡，放任他髒兮兮地四處遊蕩，孩子也疑似發展遲緩。社工員介入輔導後，母親漸漸地開始願意面對問題，帶孩子去鑑定、就醫，親子間的互動也逐漸增強中。

一位單親媽媽帶著一個5歲的孩子，因無法就業謀生，企圖帶著孩子自殺。社工員提供媽媽就業資訊，協助她申請低收入戶、急難救助金，還幫孩子找到一家收費較便宜的托兒所，媽媽因此逐漸增強了信心，有勇氣重新面對人生。

最驚險的是，一位婚姻數度失敗、育有6個孩子的父親，因故破產，同居人帶走其中2個孩子，他在灰心喪志下，有企圖燒碳自殺的紀錄。社工員密集家訪，安排精神科醫師為其診斷，都無起色。最近一次家訪時，社工員發現這名父親正企圖帶著留在身邊的4名子女燒碳自殺，於是立刻將他強制就醫，子女則轉介安置。

受虐兒透過藝術治療，在圖畫中透露出內心的恐懼。

家事？天下事！

現階段的兒保工作雖已開始重視潛在危機的預防，但對已發生的兒虐事件，修補、重建的工作仍舊捉襟見肘。而後續的處理對孩子的未來影響十分深遠。

台灣兒虐的通報、處遇隸屬於家庭暴力防治的一環。全國「113」婦幼保護專線在接獲民眾或義務通報單位（如：醫生、學校老師）通報後，會立即分案到各縣市的「家庭暴力防治中心」，家暴中心社工員在接案後，24小時內必須著手展開調查、處置。

至於受虐兒的安置，各縣市情況不盡相同。

一般而言，「親屬寄養」是優先的考量。一來因為有親屬血緣關係，孩子較不陌生；二來親屬間的背景較相似，比較不會產生與寄養家庭格格不入的情況。

但也因為是「親屬」，縣市政府多數都不支付寄養費用，也因而難以對受託親屬進行訓練或監督，導致親屬寄養成了兒童保護安置的「黑洞」，品質難以評估。

對於無法找到適任親屬照顧的受虐兒，第二個安置選擇是寄養家庭或機構。

各縣市視可用資源的多寡，而產生不同的處遇選擇。余漢儀指出，有些縣市家暴中心與寄養家庭的聯繫較密切，傾向於將孩子安置在寄養家庭中；其他縣市則多將孩子安置在育幼院、教養院等機構中。

孩子要的不多，只要一雙有力的臂膀和滿懷的愛，就能讓他們不畏風雨，快樂長大。

流浪的心

但無論是寄養家庭或機構，都有些照顧不到的棘手難題。以寄養家庭為例，寄養家庭因無法處理受虐兒的種種脫序行為，而將「難治兒童」退回的情況非常常見，導致孩子「流浪」在不同的寄養家庭中，身心數度受創；至於收容機構的問題，在於缺乏家庭的溫暖，機構中「大孩子」欺負、虐待「小孩子」的事件也時常發生。

事實上，受虐的孩子未必願意離開家庭。余漢儀表示，遭受虐待的孩子，都不怪施虐者，反而覺得是自己不乖，自己闖的禍。社工人員將孩子匆匆帶離家庭時，常常沒有好好對孩子做解釋或安撫，因此，很多孩子身體的傷好了，心理的疑惑、自責或怨恨卻一直沒能平復。

兒童時期的心理創傷如果沒有好好處理，不僅孩子終其一生都受到影響，甚至還會禍延下一代。余漢儀指出，美國的研究顯示，有相當高比例的受虐兒，日後即是施虐的父母。

例如一位三十多歲的媽媽，驚覺自己對待子女的方式越來越像那曾經令自己痛恨至極的母親──惡言相向、當眾羞辱、打罵等，因此趕緊尋求心理諮商與催眠治療，希望能徹底擺脫母親的陰影。

回不去的家

受虐兒童除了心靈受創外，更糟的是，他在被帶離家門之後，常常就此輾轉流離，再也回不了家。

將孩子帶離家庭暫時安置，用意在保護孩子，不意原生家庭的改善十分困難，導致「暫時」常常變成「永遠」，回不了家的孩子，只能在寄養系統中流浪，身心二度受創。為此，美國七○年代推出「家庭維繫方案」，希望能恢復受虐兒童的原生家庭功能，讓孩子有返回原生家庭的可能。

台灣受虐兒童的處遇方式，也遭遇同樣的困境。

以台北縣家扶中心的寄養童為例，安置期超過4年的多達83名，其中6個孩子的寄養期已超過7年。有個孩子甚至從小3開始寄養，一直到今年考上大學為止。「為德不卒」是造成被安置的孩子回不了家的主要原因。有關單位只是將孩子帶離安置，對於施暴者和功能不彰的家庭，缺乏進一步的協助與改善。對於施暴者所做的「強制性親職教育」，不但受教者不領情，學者們也一直批評「成效不彰」。

由於家庭重建工作不易，受虐兒從小被寄養到大，完全背離了寄養安置的精神，余漢儀認為相當不妥。她指出，孩子需要穩定的成長環境，不斷的變動對孩子影響非常大，因此，對於「有救」的家庭應積極重建，一旦判斷無法重建、孩子回不了家，就應該及早為他另尋家庭「出養」，做長遠的規劃。

兒虐──現代社會問題

余漢儀強調，法入家門的最終目的不是為了「懲罰」施虐者，而是在保護兒童，並給原生家庭和施虐者一個重建、改善的機會。

「兒童保護並非個別家庭問題，而是整個社會的問題，」余漢儀一再重申，每一個兒虐事件都是一個警訊，顯示社會對家庭的支持度不夠。如果公權力介入家庭，並未帶來家庭亟需的資源與服務，只是強行帶走孩子式的「懲罰」，對於社會、家庭或孩子來說，都無濟於事，三敗俱傷。

但願，暖暖4歲生日所許下的願望，能在每個孩子身上實現，讓他們在沒有恐懼、暴力的環境中，平安長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