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民政治起步走

突破「鳥籠民主」、達成特首普選，是港人2003年以來不變的訴求。但在香港立法會半數席次掌握在北京手中的情況下，普選進程的悲觀，港人心知肚明。

不過，「大」政治不可為，市民參與的「小」政治卻慢慢冒出嫩芽，為香港帶來希望。

每到5月底，香港立法會議員李卓人的行程總是特別忙碌。

這一天，立法會重頭戲是「非應邀電子訊息條例草案」。條例3讀後，不願收到惱人的錄音電話、傳真和短訊等商業行銷訊息的民眾，可向香港電訊管理局登記，廠商就不得再以上述手法騷擾民眾。

無孔不入的行銷訊息，是高度電子化社會共同的問題，香港自不例外。但如何在保障市民不受干擾的同時，也維護香港年營收高達72億港幣的電子行銷業？不同意見的議員拿著發言稿逐字、緩慢的宣讀立場。

「『鳥籠民主』的立法會還是有正事要幹的，」李卓人以不甚流利的「普通話」自我解嘲。辦公室角落14吋的老電視上，全程英語發音的議場內一片肅穆，讓人聯想到英國上議院。

民主與民族

今年剛滿50歲的李卓人，選區在九龍西北角落的屯門，籍貫填的卻是廣東省汕頭。他說，在內地原屬地主階級的李氏家族，家道最旺時，家中院子曾設有當時少見、洋味十足的網球場。但也或許如此，在標舉打倒資產階級的共產黨崛起後，李家處境日難，1959年與家人逃難來港時，已是身無長物的破落戶。

70年代，因緣際會認識的社運界朋友，打開了他的視野，李卓人接觸到許多「艇戶」（船民）和勞工。至今，李卓人仍是香港社會議題色彩最鮮明的立法會議員，除了勞工議題，在香港頗受重視的「推動64平反」議題上，李卓人也是長期的要角。

1989年5月底，眼見大學生在天安門廣場上的抗議行動需要物資支援，李卓人帶了香港市民捐贈的3百萬元港幣前往北京，準備送給學生。當武力鎮壓的命令一下，在北京機場等著搭機返港的李卓人立刻遭到逮捕。

這段支持民運而被捕的遭遇，讓他看清中共政權的專制本質。羈押3天被釋放後，他決定長期投入64平反，也注定了接下來18年內不得回汕頭老家的運命。「除了有次全體立法會議員被招待參訪，共產黨從來不讓我進內地，」李卓人無奈地笑道，「為什麼香港特首不能直選？因為萬一選特首選到我們這種人，他就難搞囉！」

禁錮制度

80年代開始，中英聯合聲明、「一國兩制」基本法還在討論，感情上大多認同中國的港人並未積極參與，各類抗爭也很有限。「香港看著自己的未來被兩個強權逐條決定，等到64民運一起，港人驚覺中國政府的可怕時，白紙上的黑字跡早就乾了，」李卓人回憶。

根據香港「基本法」，60席的立法會中，30席是經地方分區直選產生、另外30席是所謂的「功能組別」（包括商界、醫界等），由特區政府指定，任期均為4年。至於負責特首選舉的「選舉委員會」，800席委員分別代表香港社會的38種「界別」，名義上由各界代表投票產生，實際上卻幾乎全數由中共指定。這使得香港從行政到立法完全由中共掌控，即是所謂的「鳥籠民主」。

不過，原先的「基本法」只規定頭兩屆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並明訂第3屆（即2007年）後可逐步開放達到最終普選，為香港的民主自決預留了空間。但眼見2003年以來港人自主意識高漲，中共人大常務委員卻否決了今年普選特首的可能。

「這就是香港目前政治改革僵局的由來──即使特區政府有意進行政改，但少了那一半由北京指定的席次，改革方案永遠無法拿到三分之二的同意席次，」另一位民主派議員梁國雄解釋，「即使今年3月連任成功的現任特首曾蔭權，曾經承諾任內要完成特首及全體立法會議員的普選，我們也沒有信心，因為牌根本不在他手上。」

「但在政治制度之外，港人不相信『政治可以改善社會』，則是更嚴重的問題，而且在愈窮的地區愈明顯，」梁國雄說。

回顧2004年的立法會選舉，最富裕的香港島投票率最高，達到58%；相較之下，平均收入最低的兩區──九龍西和新界西，則是全部5個選區中投票率最低的。

「凡是逃難來港的人，都還有著共黨政治整肅的深刻記憶，知道政治少碰為妙，」香港知名記者張翠容認為，「新界西和九龍西是新移民最多的地區，這種傾向最明顯。」

而在中共陰影外，歷經殖民統治洗禮的香港人，從來沒有被允許、被教導過「為自己做決定」，也是關鍵。

沒人搶麥克風、跳桌子，立法會內令人昏昏欲睡，場景與台灣立院的生猛恰成最鮮明對比，也顯露各自的民主發展困境。

「其中最具代表性就是曾蔭權這類的港英政府菁英，」張翠容說，比起商人董建華，曾蔭權是標準的殖民政府培育出來的行政菁英，「他們以專業技術官僚自居，講求效率、執行力高，也很能帶動政府績效。」

但他們行政能力強的另外一面是，涉及價值判斷的政治力薄弱，因為他們向來只負責執行殖民宗主國的政策，從來沒有機會當家作主，為整個香港的長遠未來做抉擇。

然而，香港今天的問題，港人自己還是要負最大責任。牛棚書院院長梁文道認為，歷經回歸以來的風風雨雨；「香港，特別是文化界，興起了許多的檢討：究竟是制度造成社會參與意願薄弱？還是意願薄弱，才讓自主權悄悄溜走了？至今尚無答案。」

「不在公共領域集體爭權益，只作私下安排」，香港作家陳冠中這麼反省包括自己在內的戰後世代港人。

「沒有機會學著作自主性的抉擇，甚至不願討論，」剛剛搬到香港的台灣媒體人王先生觀察港人，「連生活領域被入侵了也不會反抗。住在香港最難忍受的不是空間小，而是環境的設計。」

住在東涌的王先生舉例，他每天的生活離不開地鐵，而下了地鐵有兩個選擇──冒著生命危險穿越沒有斑馬線的馬路；或是忍受捷運站區和住宅區的複合式開發，花上十幾分鐘拐彎繞道，穿過由地鐵公司主導的商場天橋。

居民的權益意識薄弱，任由政商勢力長驅直入，「包括我老婆在內的香港人，都不覺得這有什麼不對，這才是最可怕的！」王先生感嘆。

遲來的省思

「跟80年代前的台北一樣，香港的『經濟生產』角色重於一切，」香港文化評論家榮念曾指出，文化界在80年代台北興起的市民運動中，曾經扮演了重要角色。現在在香港，「這種規劃自己環境的聲音也透過文化界，結合居民開展。」

以1950年代「唐樓」（廣東式騎樓，類似台灣的透天厝）為主的灣仔利東街就是知名案例。

半世紀前，香港印刷業者在「便於監督看管，避免刊行煽動性文件」的理由下被殖民政府集中於此，「廠舍合一」的模式極具特色，也是年輕人結婚前一定要光臨挑揀喜帖的商區。1999年，港府有意將利東街規劃為綜合發展區。然而，看過了從殖民到特區時代，港府慣用的「拆遷－出售－改建超高大樓」、然後城市記憶片甲不留的手法，交情深厚的老街坊集結起來，請技師提出自主重建計畫，希望兼顧舊區保存和開發利益，是港島有史以來首見的居民自提的舊區重建計畫。

雖然居民自提的方案最終被打了回票，但在舊區不斷翻新重建的香港，利東街已是居民凝聚社區意識，有自覺性地投入公共事務的指標案例。

在利東街之外，2003年71遊行之後，大量的NGO更投入反對開發西九龍、反對在維多利亞港填海等行動，

「71訴求的特首直選還未能實現，強烈的民間聲音已轉化為城市自覺意識，」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系講師馬傑偉說，在此同時，71的市民意識啟蒙效應也逐步喚起決策者注目。

在談到爭議已久的皇后碼頭拆遷案時，即將在7月初上任的地政總署署長譚贛蘭就評論，政府官員不能再繼續「在辦公室做決策」，她說，「我們必須去回應，去傾聽民意。」

「對照特區政府過往對於拆遷案的強硬態度，譚贛蘭的表態是個新開始，」香港大學政治與行政系高級講師蔡子強樂觀的說，「這樣的轉變會更加鼓勵港人的社會參與，也是繼續施壓、促成特首和立法會全面普選的力量。」

李卓人同意，「更重要的是，多來點這樣的案例，你才會真的覺得，『香港』是我們的。」

64逼近，銅鑼灣的百貨公司前人潮如水。18年來，李卓人總是帶著助理在此宣傳64紀念集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