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破「鳥籠民主」、達成特首普選，是港人2003年以來不變的訴求。但在香港立法會半數席次掌握在北京手中的情況下，普選進程的悲觀，港人心知肚明。
不過，「大」政治不可為，市民參與的「小」政治卻慢慢冒出嫩芽，為香港帶來希望。
每到5月底，香港立法會議員李卓人的行程總是特別忙碌。
這一天，立法會重頭戲是「非應邀電子訊息條例草案」。條例3讀後，不願收到惱人的錄音電話、傳真和短訊等商業行銷訊息的民眾，可向香港電訊管理局登記，廠商就不得再以上述手法騷擾民眾。
無孔不入的行銷訊息，是高度電子化社會共同的問題，香港自不例外。但如何在保障市民不受干擾的同時，也維護香港年營收高達72億港幣的電子行銷業？不同意見的議員拿著發言稿逐字、緩慢的宣讀立場。
「『鳥籠民主』的立法會還是有正事要幹的，」李卓人以不甚流利的「普通話」自我解嘲。辦公室角落14吋的老電視上，全程英語發音的議場內一片肅穆，讓人聯想到英國上議院。
民主與民族
今年剛滿50歲的李卓人，選區在九龍西北角落的屯門，籍貫填的卻是廣東省汕頭。他說，在內地原屬地主階級的李氏家族，家道最旺時，家中院子曾設有當時少見、洋味十足的網球場。但也或許如此，在標舉打倒資產階級的共產黨崛起後，李家處境日難，1959年與家人逃難來港時，已是身無長物的破落戶。
70年代，因緣際會認識的社運界朋友，打開了他的視野，李卓人接觸到許多「艇戶」（船民）和勞工。至今，李卓人仍是香港社會議題色彩最鮮明的立法會議員，除了勞工議題，在香港頗受重視的「推動64平反」議題上，李卓人也是長期的要角。
1989年5月底，眼見大學生在天安門廣場上的抗議行動需要物資支援，李卓人帶了香港市民捐贈的3百萬元港幣前往北京，準備送給學生。當武力鎮壓的命令一下，在北京機場等著搭機返港的李卓人立刻遭到逮捕。
這段支持民運而被捕的遭遇，讓他看清中共政權的專制本質。羈押3天被釋放後，他決定長期投入64平反，也注定了接下來18年內不得回汕頭老家的運命。「除了有次全體立法會議員被招待參訪，共產黨從來不讓我進內地，」李卓人無奈地笑道，「為什麼香港特首不能直選？因為萬一選特首選到我們這種人，他就難搞囉！」
禁錮制度
80年代開始，中英聯合聲明、「一國兩制」基本法還在討論，感情上大多認同中國的港人並未積極參與，各類抗爭也很有限。「香港看著自己的未來被兩個強權逐條決定，等到64民運一起，港人驚覺中國政府的可怕時，白紙上的黑字跡早就乾了，」李卓人回憶。
根據香港「基本法」，60席的立法會中，30席是經地方分區直選產生、另外30席是所謂的「功能組別」（包括商界、醫界等），由特區政府指定，任期均為4年。至於負責特首選舉的「選舉委員會」，800席委員分別代表香港社會的38種「界別」，名義上由各界代表投票產生，實際上卻幾乎全數由中共指定。這使得香港從行政到立法完全由中共掌控，即是所謂的「鳥籠民主」。
不過，原先的「基本法」只規定頭兩屆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並明訂第3屆（即2007年）後可逐步開放達到最終普選，為香港的民主自決預留了空間。但眼見2003年以來港人自主意識高漲，中共人大常務委員卻否決了今年普選特首的可能。
「這就是香港目前政治改革僵局的由來──即使特區政府有意進行政改，但少了那一半由北京指定的席次，改革方案永遠無法拿到三分之二的同意席次，」另一位民主派議員梁國雄解釋，「即使今年3月連任成功的現任特首曾蔭權，曾經承諾任內要完成特首及全體立法會議員的普選，我們也沒有信心，因為牌根本不在他手上。」
「但在政治制度之外，港人不相信『政治可以改善社會』，則是更嚴重的問題，而且在愈窮的地區愈明顯，」梁國雄說。
回顧2004年的立法會選舉，最富裕的香港島投票率最高，達到58%；相較之下，平均收入最低的兩區──九龍西和新界西，則是全部5個選區中投票率最低的。
「凡是逃難來港的人，都還有著共黨政治整肅的深刻記憶，知道政治少碰為妙，」香港知名記者張翠容認為，「新界西和九龍西是新移民最多的地區，這種傾向最明顯。」
而在中共陰影外，歷經殖民統治洗禮的香港人，從來沒有被允許、被教導過「為自己做決定」，也是關鍵。
沒人搶麥克風、跳桌子，立法會內令人昏昏欲睡，場景與台灣立院的生猛恰成最鮮明對比，也顯露各自的民主發展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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