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底國家音樂廳的觀眾席上,出現了阿公阿婆。這場演出不是楊麗花的歌仔戲,而是朱宗慶的打擊樂。
小朋友都喜歡敲敲打打,這回也愛敲敲打打的大人朱宗慶,找了小朋友合作,大人動手、小孩動口,趕在兒童節前,錄製、推出了「讓我們這樣敲敲打打長大」專輯唱片。
沒有經過特殊訓練的幾個小朋友湊在一起唱兒歌,出錯難免。例如「小毛驢」中有一句「不知怎麼嘩啦啦啦啦」,總是有個人多唱了一個「啦」,糾正幾次無效,為了節省時間,只好先請他下來,但又不能傷到他的自尊心。朱宗慶有一套:「小朋友,大家唱累了,你先下來,我們輪流休息好不好?」
歌聲不齊,有人總是慢半拍,他的處理方式也很特殊:「小朋友,好像只有你對,他們都錯,你和他們一齊錯好不好?」
用「童言童語」和小朋友溝通,是他細膩的一面。
近距離的接觸,可以直接感受到群眾對音樂的反應。(鄭元慶)
繼傅聰、黃安源之後
長得圓圓胖胖的一張臉,嘴角總是微微上翹,眼埵乎隨時都帶著笑,他的學生形容對他的第一眼印象是:「充滿活力、喜感,很容易就跟他熟絡的那一種人。」
曾邀請朱宗慶參與演出的雲門舞集創始人林懷民對他也有一段描述:「如果不修邊幅才是藝術家的共相,宗慶看來絕對不是藝術家,倒像坐慣辦公室的公務員,甚至於——換套衣服——也可以是巷口雜貨店的老闆,童叟無欺的那種。」
福茂唱片公司所屬的「音樂月刊」總編輯賴郁芬在朱宗慶剛回到國內的時候,曾經訪問過他,對他的印象是:「他很有趣,但不像我們一般所知道的藝術家——生活浪漫,沒有條理;朱宗慶的思路很清楚,知道自己要做什麼,點子多、策劃能力強,而且很有使命感,是一位相當具有潛力的音樂家。」
發掘到這樣的一位音樂人才,福茂唱片公司自然不會採訪完了就了事。三年前,「福茂」向朱宗慶提出灌錄唱片的構想,但他卻認為「時候未到」,直到去年才與「福茂」簽約,繼傅聰、黃安源之後,成為「福茂」的第三位專屬音樂家。
將舞台搬到戶外,是新的嘗試,迴響卻意外的熱烈。(鄭元慶)
首創國家音樂廳滿座紀錄
國內音樂家這麼多,為何偏偏看上朱宗慶?而他所演奏的打擊樂器,在國內只能算是起步,在商言商,這樣的選擇,豈不是風險太大?
賴郁芬認為,要成為「福茂」的專屬音樂家,除了在音樂性、演奏技巧、個人魅力上需要到達某個水準,還必須有打入國際市場的潛力,朱宗慶在這些方面都合格;雖然打擊樂器在國內的發展還不像鋼琴、小提琴一樣普遍,「但我們選擇的是人,不是樂器」,賴郁芬堅定的表示。
去年九月,朱宗慶灌錄了他的第一張唱片「生脈相連」,半年就銷售了四萬張以上,這是國產古典唱片少有的現象。十一月廿五日晚上,他所率領的打擊樂團更創下國家音樂廳開幕近一個月以來的紀錄——門票全數賣光。當天晚上,國家音樂廳還特別開香檳慶祝。
一些樂評家習慣用「跌破眼鏡」來形容演出團體聲譽與票房不成比例的現象,但對於成立才兩年、演奏冷門樂器的「朱宗慶打擊樂團」在票房上的優異表現,音樂界人士卻少有人感到意外。
因為他們知道,在這之前,朱宗慶已經花了很長的時間,以實際的行動,做好了「鋪路」工作。
錄音室裏,為了指導小朋友唱歌,朱宗慶煞費苦心。(鄭元慶)
與其抱怨,不如做點事
民國七十一年六月,以特優級演奏家的文憑自維也納音樂學院畢業,返回國門後,講習會、獨奏會、各式各樣的音樂活動不斷參與;由台北到高雄,由音樂廳到三峽祖師廟,朱宗慶將打擊樂帶到台灣的各個角落與階層。鍵盤音樂家陳揚形容他對於打擊樂的推廣,已經近乎一種「傳教」的精神。
所以會這麼積極,朱宗慶有他的想法。他認為,國內的音樂發展環境不盡如人意固然是一個事實,但是,音樂家只是嚴肅地坐在台上,不試著走入人群,即使有再好的音樂,無法讓人瞭解,又有何用?「在一個音樂開發中國家,音樂家除了創作和演奏,應該同時扮演推廣者、教育者的角色,與其抱怨,不如實際做些事情。」他說得認真,想得也實在;最重要的,他不只是說說而已。
打擊樂在過去,一直只是扮演陪襯的角色。演奏會上,常見排在樂團前面的弦樂手、管樂手賣力地吹拉,好不容易才輪到站在後排拿著鼓棒的打擊手在定音鼓上「咚、咚」地敲幾下,或是拿一對大鈸,狠狠地對撞幾下,然後就在一旁「歇息」,等待指揮的下一個手勢。
朱宗慶兩手交疊,掩飾微凸的肚子,兒子朱志偉也跟著學樣。(鄭元慶)
敲出聲音有何難?
在樂團中,打擊樂手也經常被認為是「不能吹不能拉的才去打」,或是「誰沒事誰去打」,反正敲出聲音誰不會呢?
打擊樂家進入的世界,卻是浩瀚無邊的。
就以較常見的定音鼓來說,調整每個鼓的鼓皮,使其鬆緊不同,敲出來的聲音就有高低之別,而且,打擊在鼓面的不同位置,鼓聲還會有清脆醇厚之別;木琴雖然主要在表現旋律,但以不同硬度的鼓棒敲擊,旋律傳遞的訊息就不一樣,可以是輕快歡娛的,也可以凝重沈鬱的。連完全沒有音階變化的三角鐵,也因每個部位與支點(手持處)距離不同,發出的聲音有細膩的變化。
打擊樂的音量變化幅度,更為其他樂器所不能及。微弱處可以如蚊子之嗡嗚;重擊下,卻也可以敲出排山倒海的氣勢,令坐在台下的聽眾直起背脊。
在樂器的選擇上,打擊樂更有可以無限拓展的空間。例如用一手按著鼓面,再用另一手敲擊,效果就與沒按住的不同;鑼不用敲的,而用槌子「刮」鑼面,與原來的聲音大異其趣;一些生活中的器具,如啤酒瓶、水晶杯、自來水管、輪胎鋼圈,乃至於破鍋子、舊陶甕,都可以加入打擊樂器的陣容,增加一些趣味,也增加一些不同的聲音。
就是這無窮變化的特性,吸引了朱宗慶,使他從偶然投入,到以推廣打擊樂為畢生職志。
鼓棒到他手裏,彷彿有了生命,音樂也活了起來。(鄭元慶)
由吹到打
他初中學過小喇叭,自此對音樂產生興趣,高一下學期更進而休學,每個禮拜天坐著火車,從台中縣大雅鄉到台北找老師習樂,而後考上國立藝專音樂科。
當時的科主任史惟亮見他喜歡敲敲打打,告訴他「台灣的管樂手已經很多了,你是不是試著從打擊樂著手?」在這個建議下,他遠赴維也納音樂學院學打擊樂,隨即沈醉其中,並以兩年半時間修完了四年的課程,創下了打擊樂組修業時間最短的記錄,在民國七十一年帶著一股推展打擊樂的狂熱回國。
回國至今,他舉辦了近百場的講習會和個人演奏會,喚起國人對於打擊樂的重視;在他奔走、倡導下,各大專院校音樂系相繼成立打擊樂組,並添購了各項打擊樂器,足以應付國際知名打擊樂團來台演出所開出的樂器名單;二年前他籌組國內第一個打擊樂團,訓練專業的打擊樂手,演奏會上的曲目除了西方音樂大師的作品,又多了團員所編的鄉土組曲——「丟丟銅」、「天黑黑」,讓聽眾更能產生共鳴。
「古蹟行動」出擊
去年九月中旬,他更策劃了「暫時離開舞台——古蹟行動」,載著三大輛卡車的打擊樂器,到了基隆市中正公園海門天險、城中區城隍廟等地,希望藉露天演出,將打擊樂與當地民眾分享。
當時他的心裡很矛盾,一方面希望得到觀眾迴響,一方面也疑慮:「他們會不會當我是瘋子啊?」所以行前他為自己「心理建設」——就當做是一項戶外練習。
結果,圍觀的人群中有穿著汗衫,腳趿拖鞋的工人,有老人、有小孩,但是他們反應卻不比穿西裝、打領帶、坐在富麗的藝術殿堂裡的聽眾差,聽得高興,他們不會喊「安可」,可是會大叫:「再來一個!」
在龍潭「龍元宮」的演出,更是令朱宗慶難忘的一次經驗。當天下著雨、刮著風,在搭著帳篷的台子上,朱宗慶內心又開始掙扎了,究竟自己這樣做對不對?能收到多少的迴響?但是隨著群眾越聚越多,一支支雨傘下的臉孔,彷彿期待著朱宗慶能夠在這風雨聲中,加進悅耳的樂聲,留給他們美好的回憶。他的疑惑一一解開,以更賣力地的演出做為回報。
志在突破音樂環境
「古蹟行動」給朱宗慶的感想是,自己不是「瘋子」,中下階層的群眾也並非不懂得音樂,只是沒有人去引導他們進入音樂的大門,教導他們如何欣賞罷了。
國立藝專音樂科教授申學庸對朱宗慶的熱誠與成就讚譽有加。她說:「這個年輕人啊!他帶給國內愛樂者這麼寬廣的聽覺視野;過去根本沒想過國內能將打擊樂獨立演出,他卻辦到了。」
事實上,朱宗慶的企圖心不只在推展打擊樂,還在突破整個音樂環境。
曾經與朱宗慶合作過的藝術學院音樂系教授潘皇龍表示,他的作品中有許多需要用到打擊樂的地方,「如果不是朱宗慶五年前回到台灣,培養出一些優秀的打擊樂手,我有很多作品恐怕無法在國內發表。」他表示,難能可貴的是,朱宗慶每一次演出,都會主動邀請國內的作曲家作曲。
朱宗慶所以會大膽地採用國人的作品,是有他的一套想法。他認為,過去國內常見到一種情形——作曲者懷疑演奏者的水準,演奏者不信任作曲者的創作品質,因而失去了很多合作的機會,「採用國人的新作,當然會有風險,但是不試,又怎麼知道他好不好呢?」他說。
開出「進軍國際舞台」的支票
事實上,根據朱宗慶歷來與國內音樂家合作的經驗,得到聽眾熱烈迴響的,往往都是國人的作品,使他有信心進一步嘗試與更多的國內作曲家合作。
而其中支持他如此做的最大的理由是——他想找到更多合作的對象,進軍國際舞台。
透露出這個計畫後,他好像擔心話說得太早,趕緊搖手說,「還是不要提,免得別人說我開空頭支票。」
但是根據他的團員對朱宗慶的瞭解,以往他對團員提出的計畫,無論環境怎麼惡劣,他總會盡力去完成,什麼時候要上電視、什麼時候該出唱片,都是在他的安排中一一實現,而他開出的支票,至今還沒有沒兌現過的。
相信這次也不會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