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乎？僧侶乎？

愛丁堡大學的立校精神，植基於極其嚴苛的蘇格蘭喀爾文教派（Calvinism）。十八世紀赫赫有名的哲學家休姆（David Hume），就曾經因為公開宣稱懷疑上帝，而失去教授的名銜。

據記載，早期學生在森嚴的戒律下，過著寺院般的清教徒生活。

吃不慣馬鈴薯嗎？來盤四色蛋炒飯如何？（傅朝卿）

黎明即起，追求美善

清晨五點，晨課開始，一直持續到晚間，其中只有午後二個小時的下課時間作義務操。愛丁堡大學承襲傳統導師制（Regent System），每個學生都有一位指定的導師，督責他念完學位。學校沒有一套考試辦法——別高興，那只是因為：如果導師沒有天天測驗進度，就被視為未盡職責啦！

在喀爾文主義的精神原則下，學生入大學乃為追求「仁義道德之禮」（The mannersof morality and virtue）。而其實踐，不只在課堂上、導師前，更在日常生活間。因此，即使課餘，學生也不得到「綠草市場」（Grassmarket）去看吊刑，更不准參加葬禮（除非是名重士林的大人物），這些都被認為是不莊重之事。

妻子的書畫，孩子的相片和圖畫，都是支持苦行僧的力量來源。（傅朝卿）

古有戒律，於今為烈

不過，嚴格的戒律顯然並沒有馴服所有的學生。一六八○年，一名英格蘭學生羅勃．布朗（Robert Brown），居然在廣場上燒毀了教皇肖像，以抗議約克公爵（Duke ofYork）的天主教信仰。更令人頭痛的是，校方竟也無法制止學生支持布朗的行動。最後鬧得樞密院（The Privy Council）出面，以叛逆之名關閉學校，驅逐布朗。

經過這個慘痛經驗，學校於是擬定「盟約」，讓學生在入學時，具結努力向學、一生不使校方蒙羞。這即是入學簽署的由來。

讀完如此這般的戒律生活，放眼王子公園臉色紅潤、橫豎著曬太陽的年輕學生；再翻看招生簡章裡校長的前言：用功讀書、拚命玩耍（work and play hard）……，不免要為今天的學生大呼其生也逢辰。

可惜太陽總是照不到所有的角落。

如果有機會在子夜凌晨，拜訪燈火通明的研究生工作室；而青燈黃卷之前的白面書生，偏又是個負笈遠來的留學生，你就會知道他們的境況，比起數世紀前的「學長」，並無不及，甚且過之。

春來王子街公園碧草如茵，躺在這裏曬稀有的太陽，看小松鼠追逐嬉戲，亦是一大享受。

博士、愛情不可得兼

話說某夜一名姓氏不詳、國籍西洋的博士研究生，為他甫自上空酒吧歸來的行為進行告解——

第一，在連續三星期不眠不休地趕寫報告之後，我必須藉助外力鬆弛精神。

第二，為避免在獲得學位之後忘記女人的長相，我必須抽空研讀。

其罪當可誅，其情誠可憫。問題是，上空之樂樂何如？

根據此生描述，該酒吧氣氛隨意、空間尚可，其間虎臂熊腰，逕自高聲談笑、只顧大口喝酒者，多為經常光顧的工人同志；而獨坐角落、形容枯槁，乍看臉部正對舞台、細瞧只見兩眼茫然者——博士研究生是也。

另一位馬來西亞留學生賈克，在度過三年晝伏夜出（白天小睡四小時，其餘皆在工作室）的戒律生活之後，終於發現一位音樂學院的故鄉佳麗，遂以「博士快去愛」（Postgraduate）身分展開攻勢。

一星期下來，賈克白天陪逛街、晚上趕報告，遂連僅有的四小時睡眠也不可得，只有大嘆博士愛情不可得兼，安份回到「博士怪懼愛」的清教徒生涯。

一寸「光陰」一寸「金」

如果說：到美國念書的壓力是「金錢」，（著名院校學費昂貴）；到德國念書的壓力是「時間」（不收學費，但修業期限特長）；那麼到英國念書可就是「時間」、「金錢的交相壓迫了。

英國大學的修業年限，第一學位（學士）至少三年（蘇格蘭學制為四年）；第二學位（碩士）至少一至二年；最高學位（博士）最低年限為三年。

乍看之下，三年念完大學、一年可拿碩士，算來頗為「經濟」。然而英國高等教育課程之繁重，考試之嚴格，本地生都吃不消，更何況是來自不同背景的留學生了。尤其是人文社會學科，念個五、六年的博士研究生，大有人在。有些課程，在考試失敗後並無補救機會。即使想要「以金錢換取時間」，也只有鎩羽而歸。

學費年年上揚

在社會福利制度完善的歐洲，人們對學位本就比較淡然，而且職業教育分科甚早，因此攻讀高等學位的學生，多半真正志在學術，樂在其中。加上政府的助學金（grant），無業補助金（dole），生活無虞，也不必為學費操心。

留學生可就不同了，英國從八○年保守黨執政之後，實施「全額學費」政策，根據高等教育所需的平均個人成本，來估算留英學生必須付擔的學費。八年來，學費年年上揚。以愛丁堡為例，八八年文學生一學年的學費平均在三千六百九十鎊左右（約合台幣廿二萬），醫學生更高達九千鎊。加上英國生活指數高、物價昂貴，照校方估算至少要準備每年四千鎊左右的生活費。

在這樣的預算之下，自費生用的是父母的血汗錢、退休金；公費生花的更是納稅人的民脂民膏，壓力不可謂不大。

農委會的宋華聰只拿到一年的在職進修公費，硬是念下了學位，卻整整瘦了十二公斤。一年裡，他每天只睡四小時、不敢打電話回家，交完論文就直飛台北。別說愛丁堡的城市風光、藝術節，就連古堡的樣子也沒有放進腦子過。

踏著先賢的足跡而來

另一個常見的問題是：我國留學生向以留美居多，有志於此者，在資訊的取得、經驗的借鑑上，容易得多。

而歐洲大學的資料就很有限了，偏偏英國的學制與我國迥異（蘇格蘭也與英格蘭不同），而其學門、學位之複雜，連當地學生都弄不清楚，有賴多種昂貴的參考書籍和諮詢單位。

在資訊不足的情況下，好些留學生負笈遠來，才發現所需不盡相合。愛丁堡雖有選課彈性大的特色，但重新選課或轉系、轉校，畢竟勞命傷財。而抱著既來則安、姑且一試態度的人，在適應上所承受的壓力，就更不足為外人道了。目前愛丁堡的八位我國留學生，多半是「踏著先賢的足跡而來」——由師長、朋友的經驗，選擇相近學門，甚至同一位指導教授。這可算是較保險的辦法。

「課程學位」與「研究學位」

課程選定後，接下來要適應新的學習環境。無論何種學門，修習的方式不外課程（bycoursework）、研究（by superviced research）二種。

課程學位所涉龐雜、課業繁重，語文和溝通能力，是主要的壓力。東海建築系畢業的彭誠治最初申請了景觀建築系的課程，來了之後發現第一個學期（英國學制一學年分三期，每期在英格蘭為八周、蘇格蘭為十周）的必修課，除了大學裡熟習的設計課之外，還涉及從未接觸過的生態、地質、地形、植物……等種種專業知識。第一天上課，師生就「出外景」，到蘇格蘭北邊高地作生態調查。學生三人一組，要合作拍出三分鐘的紀錄片。「你必須立刻進入狀況，有條不紊地發表意見、與人溝通，實在沒有時間讓你『適應』」，他說。

至於研究學位，若非已具獨力研究的能力，否則以國內大學生依賴老師的程度，來此難免弄得自己無所適從、教授愛莫能助、學位遙遙無期，怎一慘字了得！

課程學位與研究學位所共同面臨的問題則是語文。

我的「英文」也不好！

一位在美國修得碩士學位後，前往愛丁堡大學攻讀博士的學生，帶著第一篇指導教授批著「我不是很滿意閣下的英文……」的報告悻悻然返，同宿舍的美國同學見狀趕忙相勸：「別沮喪，我的導師也說我『英文』不好！」

英文修養不可能一蹴而及，精確的用字藝術也無捷徑秘笈。淡江建築系副教授張世儫以過來人的經驗表示：「英國教授一絲不苟，實事求是，因此你也必須盡可能讓他感到你態度敬謹、求證確切，千萬不要留給他馬虎的印象。因為，不用心要比英文不夠好更糟。」

也有人認為，除了多看電視、電影、多聽廣播之外，練習英文最好的辦法是交朋友。教育系的博士研究生吳麗芬表示，「英文不只是口說手寫的語文，更牽涉到思考方式」，她認為，和以英語為母語的研究生交談，可以感受到他們的思路敏捷，論理清晰，往往受益無窮。

要有「自知之明」

不過！一般說來，外國留學生，包括美國學生，都常抱怨英國人不易交朋友。因為英國民族性保守，較不輕易流露感情，在相處上需要較長的時間彼此瞭解；而留學生在「一寸光陰一寸金」的壓力下，也常有魚與熊掌的心理交戰。因此，不只中國留學生，包括大多數外國留學生的交友範圍，也多半以「自家人」為主。

然而，有一個人，是留學生非得投入時間相處的——指導教授。

張世儫表示：「英國人非常含蓄，與教授相處要懂得分寸。」

一位歐洲人曾經這樣形容，如果有人公然大吹牛皮，他們會說：「你分明胡說！」而英國人的表達方式則是：「這聽起來好像有點不大尋常，不是嗎？」

準此原則，在「解讀」指導教授評語的時候，就要有足夠的自知之明瞭。張世儫記得曾經有位美國同學，在報告上得到一個「我不是非常能適應您的表達方式……」之類的評語後不以為意，並未力圖振作，結果只有捲鋪蓋回鄉去也。

英國沒有所謂的「野雞大學」，為了保障高等學位的水準齊一，設有校外口試委員制，教授為了維持學術聲譽，品管極嚴。

千錘百煉的心智陶冶

「在這裡修學位，就是一個千錘百煉的過程」，建築系傅朝卿形容，每個留學生都有一籮筐前仆後繼、不屈不撓的交報告經驗，只要教授略感「不悅」（I am not very happy with……），接下來的又是幾星期的不眠不休。也有人五、六年下來，屢敗屢試，又找不著原因，只有排八字、算風水，企圖「改運」了。

據說，以下的悲壯場面，經常在各個愛丁堡研究生宿舍持續上演——

過了深夜十二點，兩個失眠的博士研究生各持奶茶一杯，坐在廚房愣愣望著窗外。

「到底為了什麼？」其中的一位說話了：「沒有娛樂、沒有睡眠、沒有女人，沒有一切……」說話的時候，他的眼光茫然直視，竟與在上空酒吧沒有兩樣。

「為什麼呢？！」另一個也開始喃喃自語，雖然他已經快拿到博士學位了，「我甚至可能找不到一份工作」，這位美國高材生念的是——十九世紀初蘇俄國防策略。

為什麼呢？

幸是古來如此，且開懷

此時的窗外，是愛丁堡美麗的春夜。天空像一片深沉的藍絲絨；文豪校友史考特紀念塔和老學院莊重的圓頂，在藍絲絨上嵌出優雅迷人的線條。四百多年了，曾經有多少年輕的心，在這樣的春夜發出同樣的迷惑呢？

「一隻老鼠正在我的胃窩裡亂咬。」這是歷史家卡萊爾（Thomas Carlyle），形容他肇因於大學裡不規則生活，所纏繞終生的胃病；此外，陪伴他一生的，還有貧窮。他也常說：「我心裡有無限的悲愁痛苦。」

這位舉世聞名的歷史家兼文學家，曾在一八○九年到一八一四年間就讀愛丁堡，又在一八六五年榮膺大學校長（Lord Rector of Edinburgh）。他的經歷或可鼓舞今天研究所裡的苦行僧——他在愛丁堡沒有得到過任何學位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