見人所未見．言人所未言——李國鼎以傳道者的心情力促國家現代化

他今年七十四歲，動過一次心臟手術剛復原，醫生囑咐要多休息，不可太勞累。

對李國鼎而言，「休息」是個陌生的字眼，只有當他不得不住進醫院時，才會「被迫」一嘗休息的滋味。

記得他在六十四年底、財政部長任內，首次因心臟病住院時，曾經說過：「頭兩星期靜臥在床上——看天花板，多少年來所缺的睡眠固然補足了，但是卻發生失眠問題。」

當時他住院六周，雖然醫生禁止他接見賓客和處理公務，他仍然一想到問題，就找人來病房裏談。出院回家休養後，即使還沒正式上班，已經常在家約晤部內主管；而且閱讀每天的新聞和評論，批交各單位研辦，一如平日。

心臟病纏人，但仍力疾從公

信仰基督的李國鼎，認為那次病後的生命，是上帝賜予的第二生命，以後的日子要完全奉獻出來。因此他出院後，又全力投入工作。

雖然六十五年卸下部長職，改任政務委員，但他又負起推動重點科技發展的重任，多方聯繫協調各部會，為改進制度、培育人才，大力奔走呼籲。

有位參與其事的政府官員說，如果沒有李國鼎的任勞任怨及狂熱工作的精神，今天國內的科技發展，就不可能有這樣的成果。

去年八月，在經年的工作壓力之下，他的心臟缺氧現象再度頻頻發生，雖經藥物控制，但體力很差、行動受限。

給熱心負責者的報償——得知治療的新方法

在老毛病困擾之下，他仍勉力從公。

今年初孫前院長運璿先生住院，李國鼎代表主持科技顧問會議。會中有位外籍顧問恰巧也患相同心疾，現已治癒，便建議他施行同類手術。一向樂意接受新觀念、新方法的李政務委員，正希望找到根治辦法，好拿出更多力量，從事目前國家發展仍待努力的工作。

於是沒有一般上年紀的人對開刀的畏懼，他在今年四月初因洽公之便，赴美檢查。做了心導管攝影後，方知四根冠狀動脈中，三根全部阻塞，一根95%阻塞，心臟全靠所剩5%的通路得到養分供給，的確十分危險。隨後在四月中，他便接受了血管繞道手術。

在美期間，俞院長新閣發表，仍延請李國鼎任政務委員。他在手術復原階段中，儘量提前於六月底回國。

人閒心未閒

八月正式銷假上班後，訪客、會議把他的時間表排得滿滿的，一張張親筆批示交辦的剪報，又開始每天不斷出現在科技小組成員的手中，要求他們盡速研究辦理。

由於夏天臺北氣候太熱，李國鼎和夫人宋競雄女士，有時住在陽明山上暫借的臺電宿舍裡。即使是為了休養而住上山，他仍然不時約見客人。

我們前往訪問時，正覺環境清幽、頗宜靜養，李夫人卻說：「一個上午，已經連著見了三批客人了。」

訪問中途，李政務委員起身接了一個越洋電話。快到中午時，炒菜香味傳來，他開始加快速度回答問題。果然不一會兒，李夫人便走來，告訴他該停停了，別說太多話。李國鼎笑著說：「我太太是我的終身特別護士。」

的確，要不是有人盯著提醒他休息，他一開始做某件事，不管是說話也好、看書也好、工作也好，大概就會不知疲倦地一直做下去。

事事關心，熱誠參與

當大家談到臺灣經濟發展奇蹟，細數歷年財經首長的貢獻時，李國鼎一直佔有極重要的地位。

當大家為現代社會中人民的落後習性而憂心時，立刻會想起李國鼎所倡導的「第六倫」。

當政府力促資訊工業的建立和科技人才的培育時，幕前幕後的大力推動者也是他。

身跨經濟、財政、社會、科技、教育等領域，現任行政院政務委員的李國鼎，卻出身於中央大學的物理系。他認為自己之所以能做多方面的事情，全靠不斷地求知。

與他共事的人都知道，他吸收新知的速度和廣度，一向超越旁人。

速度快，其部分原因可歸諸他的急性子。已去世的經濟部長陶聲洋，和李國鼎、尹仲容一起工作過，他曾拿李國鼎和其上司尹仲容比較：「尹仲容對人要求高，他今天交代的事，希望你明天就做好；李國鼎的要求更高，他今天交代的事，希望你昨天就已經做好了。」

他對身邊發生的任何事都有興趣，總想追根究柢一番。他自己說：「就是去看場電影，我也是不斷在動腦筋，有時擷取到一些好觀念，有時會發現一些新問題，回來後難免要交代同仁去研究研究，給我找來進一步的資料，或想出解決、改進的方法。」

從求知角度，把一生分成三階段

甚至對自己的一生，李國鼎都從「求知」的角度，將之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是在校求學時期。

中學時，他在一位認真的數學老師陶冶下，奠定了愛好數學的基礎。大學時主修物理，對核子物理發生興趣，於是留學英國，進入當時研究核子物理的聖城——劍橋大學。

他說：「在劍橋的那段研究時期，給我不少啟示。他們有一批理論物理學者，也有一批實驗物理學者；大家每天在喝下午茶時，互相交換工作經驗，並溝通意見。因此每個人不但專精於本身的研究，同時也瞭解同領域中其他部門研究的情形；而且彼此在反覆辯論中，有修正自己看法的機會，甚至往往有新的發現。這種研究學問的方法教給我：對任何問題要先對整體有所瞭解，再排定先後次序著手進行。」

在工作中求知

從民國廿六年回國工作起，到擔任美援會秘書長為止，廿八年的時間，涵蓋了技術工作、事業單位經理、政府經濟策畫機構幕僚等多種層面的工作經驗，李國鼎稱之為「實習中求知」的第二階段。

他回國的動機，是看到國內接連發生西安事變、盧溝橋事變，對國家的處境非常擔心，很想在戰亂時為國家盡一份力量。於是放棄了已經安排好的獎學金，抱著愛國救國的信念回來。

在沒有找到軍事工作前，李國鼎先在武漢大學教書。很快地，他得知防空學校的照測部隊需要技術人員，便選擇去待遇不到原來一半的部隊任職。

照測工作，就是在夜間利用偵測器探知敵機的引擎聲，引導探照燈追蹤目標，讓地面的高射砲部隊得以瞄準敵機。其中涉及音學、光學知識的應用，算是和李國鼎的本行物理較為接近、又可直接報國的工作。

由於隊中也有工程、機械方面的人員，因此他們還要巡迴後方城市，負責修理、維護防空照測器材，並訓練各部隊官兵有關操作、保養的技巧。

喜歡動腦筋解決問題

此時他已顯出頭腦靈活、擅長解決問題的特色。

他擔任照測總隊修理所所長時，隨部隊至貴陽建立基地，當地沒有電，他們便利用一磨坊，設法改裝了一部水力發電機。

在人員方面，他們從上海招募了一批已具相當經驗的機械、電機技工，並給予進一步訓練，結果該修理所便以擅於修復機動車輛而聞名。

「這段時期，使我對技術問題和工廠工作發生很大的興趣。」李國鼎說。

其後，他依然未改以實際工作直接報國的心願，從事籌建煉鋼廠與造船廠的工作，得到管理與發展重工業的實務經驗。

到臺灣以後，他起初在臺船公司任總經理，由於表現優異，便被延攬加入政府部門，開始參與推動工業發展，並陸續接觸到財稅、經濟等問題，後來更負起擘畫整體經濟建設的重責大任。

李國鼎說：「由科學轉到工程，再由工程轉到社會科學，領域雖有所不同，但我一直戰戰兢兢，也興致勃勃，用心把握種種學習機會，從未敢輕忽懈怠。漸漸地，這種心態與做法就成了習慣，想變都變不了了。」

步入成熟期——知識與經驗整合

第三階段從五十四年至今，是「知識與經驗的整合階段」。

由經濟部長、財政部長到政務委員，李國鼎參與決策，負起行政責任，並協調各單位推動工作，始終能面對問題提出對策。

他覺得在這個階段裡，自己對各種問題漸有系統性的觀察，能夠綜合過去的經驗與專門的知識，清楚地分析、判斷事情的輕重緩急，有系統地解決問題。

即使到現在，他說：「我的求知慾還是很強，因為知識的範圍實在太廣，我愈追求，愈覺自己不足。」

這樣一個全心全意求新、求進步的人，在政府機構龐大迂緩的運作中，曾經發揮了什麼樣的功能？

他謙稱政府的措施從構想、擬定方案到執行，都是許多人合作的結果，不能歸功於一人。

但是不少效果深遠的開創性措施能付諸實現，他的確發揮不少決定性的影響力。

民國四十二年政府草擬第一期經建計畫時，李國鼎在經安會的工業委員會擔任專任委員，負責一般工業的規畫。他對當時一般較少注意的工業發展環境問題很感興趣，譬如什麼情況下有人願意辦工廠？怎麼做能多賺錢？政府那些措施會影響生產？……

改善經營環境，以吸引投資

他察覺某些稅負對工業造成限制。例如：進口棉花有關稅，紡成棉紗後有貨物稅，再織成布賣出，又有營業稅。這三種稅都屬於國內的消費稅，他因此建議，當工廠將進口原料加工為成品後，外銷時可退還關稅和貨物稅。日後陸續實施的退稅制度，曾協助國內廠商降低成本，增加在國際上的競爭力。

民國四十七年經安會裁撤，李國鼎改任美援會秘書長。此時「進口替代工業」漸打下基礎，許多民生必需品國內已可自製，不必再大量向外採購。然而政府預算仍然不能平衡，外匯依然短缺，多靠當時的美援補助。

為求早日自立更生，不再依賴美援，財經政策的方向便定為，將進口替代工業進一步變為出口工業，好拓展外銷，賺取外匯。然而其先決條件是要有好的生產經營環境，以吸引國內外的投資。

那時他一時找不到專門書籍可供參考，只有利用從前參加國際會議所收集的各國相關資料，和同事一起研究投資環境的問題。他們發現現行法律中有兩方面對投資造成阻力，一是工業土地的取得，一是繁複的稅法。

工商社會得有新觀念與新做法

由於中國傳統一向認為土地是用來耕種的，因此土地法的基本精神是保護農業用地，若要變更為其他用途，限制極多。另外政府為使預算平衡，只有在稅收上想辦法，一般以為「不好的稅至少比通貨膨脹好」。

然而多重稅捐對資金的利用常造成不利情況。例如：政府成立中華信託開發公司時，向美國借了一千萬美元，要貼千分之四的印花稅票；然後借給國內辦工業的人，還得再貼千分之四。其實單據憑證如果要貼印花才合法，本應規定一固定的憑證稅繳納，不應按憑證內容的金額來算。

經過檢討，類似的問題若要獲得解決，牽涉到十多條法律的修改。李國鼎認為，由於這些法律的主管機關不同，如：土地屬內政部、賦稅屬財政部，如果分別提到立法院，很可能無法全部通過審查。因此他邀集土地、財稅和法律專家，共同工作，草擬一個新的條例，有明確的總目標，把所有的辦法都規定清楚，自然較易通過。這就是後來定名為「獎勵投資條例」的特別法。

隨後李國鼎又推動「加工出口區」的設立，以原料自由進口、減免關稅、事先規畫公共設施等方式，協助外銷工廠達到資金運用效率高、回收速度快的目的。

民國五十年代的出口迅速擴張、外匯成長、人民生活水準提高，這兩項突破性的手段居功甚偉。

處置明快有力，度過美援停止初期的難關

五十四年擔任經濟部長任內，正逢美援停止、國際糖價大跌，李國鼎向日本爭取到一億五千萬美元的貸款，隨後又得到美國進出口銀行三千萬美元貸款，重要建設如高雄第二港口、曾文水庫、火力發電廠等，逐一利用貸款興建完成。

另一方面，當證券市場因糖價下跌而一片混亂時，他停止證券市場操作一個禮拜，恢復交易後並規定暫不准買賣臺糖、臺電股票，及時遏阻股票市場的惡化。

由於各種預備及應變措施設計、執行得當，美援停止後，不但沒有造成經濟危機，出口的成長指數反而年有提高。

雖然任經濟部長期間，李國鼎因為作風明快，不太講人情，而招致不少批評，但結果證明他的做法並無不當。

他也體會到做幕僚時純出主意，與做政務官肩負責任時兩種截然不同的感受。不過，「那時雖挨罵挨得厲害，卻有許多值得回憶和珍惜的地方。」李國鼎說。

喜歡與人接觸，多方吸收動態資訊

其中一項，是他每年有五、六次出國開會或率團至友邦訪問的機會。他分析自己的個性是外向型的，喜歡接觸不同的人、學習新的事物。他認為自己獲取知識的三大來源是：「看書、見客和出國訪問。」

「當時是我公務最忙的期間，『讀萬卷書』不太可能，但卻做到了『行萬里路』，結識很多朋友，特別是和亞洲國家的財經首長，多成了至交。同時，我接觸不少外國的企業家，從一般談話及他們所提供的公司年報中，增加了對世界經濟、產品發展、各公司經營策略的瞭解，得到許多書上沒有的活生生的動態資料。」李國鼎說。

提供我國發展經驗給有需要的國家

李國鼎在國外訪問時，不管是演講或發表文章，一向致力於提供我國的經驗給其他國家。尤其不大為人知的，是他曾受邀協助不少國家擬定經濟發展計畫。

早期越南未淪入共黨手中前，李國鼎曾率經濟考察團訪問越南五周，帶著農、工技術專家每天出門四處考察，隔幾天便開會檢討成果，最後編成厚厚的一冊越南農工建設考察報告，深入的見解和高度的工作效率，令越南政府大為驚嘆。

而後約旦第一期經建計畫邀請李國鼎主其事，南韓也曾為經濟問題求教於他。

主掌經濟部四年半，他轉任財政部長。直到因心臟病發住院請辭，他在七年任內，推動了不少改革。他說：「經濟部用錢，財政部收錢，兩者相反而又相輔相成。我因為兩面都看到了，所以在財政部時，時時提醒自己，不要成為經濟發展的障礙。」

推動財稅改革，協助國家發展

他推動的改進工作中，有些是他以前的提議，經過多年呼籲或情勢逐漸進步、明朗，他非常高興能將它們付諸實現。

例如：擴大實施國庫集中支付制度。美援會時期便已研究這個問題，主要目的是保持國庫調度靈活，避免各機關有錢、而國庫無錢的情況。若要支付現款，也請受款人至代理國庫領取。

又如：在關稅法中加一條文——在國際經濟變動劇烈時，政府有權機動調整關稅，最多升或降50%。此議早在四十一年李國鼎考察日本時即已萌發，那時他看到日本修改稅則容易而迅速，能充分因應實況需要，而有此構想。六十年當這個修正條文通過後，次年穀物危機，再次年石油危機，進口物價大幅波動，這項彈性稅率便有效維持了物價的穩定。

籌款五億元成立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是對銀行放款的重要改善。中小企業向銀行貸款時，銀行一定要他們拿抵押品做保證，被譏為當鋪作風。成立保證基金後，中小企業申請貸款者，銀行得以一定成數向基金投保，萬一企業還不了債，就由信用保證金代償。

稅務資料電腦化和加強稽徵，使所得稅執行嚴格，佔稅收比例逐年提高，是另一項改革。

針對現階段需要，全力推展科技

六十五年起李國鼎擔任政務委員，負起策畫、協調科技發展的工作。七十二年時訂定「加強培育及延攬高級科技人才方案」，這是一個全面性培養人才的方案，突破了許多陳規舊習。他希望兩年試辦期滿後，能擴及一般科技，造成利於整體發展的優良環境。

綜觀李政務委員不管從事那一種工作，均無時無刻不在尋找新的問題、新的辦法。除了自己本性使然，他說有兩位長官給他的影響最大。一位是尹仲容先生，一位是嚴前總統家淦。

受尹、嚴兩位先生影響最大

「尹、嚴兩位都是眼光遠大的長官，我參加經建設計工作時，和他們接觸最多，向他們學到不少做事的方法。」他說。

「尹先生關心的層面很廣，他常會寫許多小條子，交給我們研究或辦理。字條上的內容無所不包。他的特點是不怕困難，有時甚至我們都認為改善現況牽涉的因素太複雜，實在很難做到，他也毫無所懼，一定要設法去達成。」

李國鼎說：「一般人總害怕面對問題，不想找麻煩，這樣怎麼辦得好事？國家最需要肯尋找問題、有心解決問題的人來做事。」

「嚴先生學識淵博，分析事情有條有理，好像沒什麼問題難得倒他。我們那時都稱他是『大辭典』。他曾經說過兩段話，給我很深的印象，而且一直受用無窮。」

嚴前總統曾把人分為：公而忘私、先公後私、公私不分、先私後公、私而忘公五種。李國鼎因此把自己的目標放在做第一等「公而忘私」的人上。他說：「把目標定高一點，做的時候即使做不到第一等，起碼也要做到第二等『先公後私』。」

這種精神也可引申到做事上，他說，譬如負責研擬一個方案，一定要提上策，這樣萬一不通過，起碼可以做到中策。如果一開始目標就懸得不高，到時候施行的恐怕就是下策了。

另一句李國鼎深覺有用的話是：「做任何事都要易地而處，退一步想。」也許因為他的性急、直率，使他更能體會嚴先生做事周到、不輕易得罪人的難能可貴之處。

過時的觀念應快快改進

由於吸收知識廣，又負責經濟設計決策工作多年，他深深體會到，經濟是一個動態的實體，相關制度、觀念也必須保持動態，使整個環境維持彈性，才能跟得上時代。

舉幾個社會上不少人還沒改過來的觀念為例：

第一，「圖利他人」曾屢次成為彈劾政府官員的「罪狀」。當初為加速國內資本累積所採取的措施，例如：減免某項貨物稅、給予某類工業優惠待遇，以扶植它們自立等等，一不小心就遭人指責為「圖利他人」。

然而不可否認的，如今許多民間大企業即在這樣的大力扶持下成長，現在都有相當健全的經營管理，能以賺取外匯、提供大量就業機會及設立文教基金，直接回報社會。

因此李國鼎認為，政府官員若能抱著「計利當計天下利」的精神做事，便可無愧於心；而一般人也不應防賊似地防著並未「圖己之利」的官員。

不必要的限制，應早日去除

第二，抗戰以來，國家在戰亂中無暇顧及生產，進口物資極多，因此國庫始終有大量的外匯透支，政府不得不採取嚴格的外匯管制。

這種將外匯視為珍貴之物的看法，至今還留在很多人心裡。可是經過多年的出超累積，今天我們的外匯存底已經多得難以消化，大家的觀念實在應該快快改過來。

李國鼎說，合理的管制當然應該存在，但不必要的限制——甚至是法令所無、純粹是觀念上的限制，就應早日去除。譬如，若有人打算在國外大量投資設立工廠，審議投資的機構就不必為其將耗去金額龐大的外匯而憂慮；應注意的是它的投資計畫完善與否？投資報酬合不合理？如果一切符合原則，又何必阻撓呢？

土地資源的管理，要配合實際需要

第三是土地資源的利用。三七五減租、耕者有其田、公地放租放領，對當年的農業發展都很有利，保障了實際耕種者的權益。

然而當農民把土地傳給子孫之後，經過多次分家，每人所得的土地勢必比原來小很多，而不利於經營與耕種。同時由於工業發達，就業機會多，有人不願耕田，而去做別的事；他們卻又因為田地是祖產，不願賣掉，想委託鄰居代耕，於是成了地主。但保障佃農的法令禁止簽訂長期租約，結果小地主和小地主間的租佃契約，只能一次簽幾個月。

因為過去這些土地法令很成功，大家不敢去改，使得擴大土地經營規模至三公頃的主張，不能名正言順地進行。經過十幾年，才終於通過李國鼎的建議，修改了獎勵農業發展條例，使委託代耕收費變為合法。

至於海埔新生地、山坡地、林地以放租放領方式處理，也已不合現況。因為這些土地如要改良土壤、做水土保持、開闢道路、選擇作物，都要大量投資，不是小農一己之力可以做到的；若以放租放領方式處理，大農因無保障而不願投入，小農則可能任意闢墾，往往就會對環境造成傷害。

李國鼎以為，指定一個公家單位做「大農」，和農民一起經營，要比放租放領好。

灌輸和改變觀念得有技巧

像這些新觀念，從最初隨環境變動而形成，到普及為大多數人的想法，中間總有一段時間，李政務委員以「時差」（time lag）稱之。時差愈短，社會的進步就愈順利快速。

他說：「在進步的過程中，必有一些人，在大家還沒注意到問題所在時，就及時呼籲；起先也許沒人願意聽，慢慢地等到輿論都響應時，阻力就小了。此時政府的行動可以加快，無力感也自然消失。」

如何使觀念的傳播迅速廣泛，以縮短「時差」，李國鼎認為，介紹新思想、新觀念要有技巧。譬如民國五十年，美援會曾舉辦「加速經濟發展」展覽會，對於引導社會認識新觀念，收到很大的效果，他至今對展覽內容仍津津樂道。

應邀來設計展覽會展出項目的，不但有經濟學家，還有藝術家。他們互相合作，以具象的圖畫、模型，解釋經濟發展需要那些助力，又要去掉那些障礙。

會場中有一幅畫，上面畫著一張大嘴吞進一座石門水庫，藉以說明臺灣地區一年成長的人口，會消耗掉石門水庫建好後，經其灌溉所增產的糧食。由於當時仍有許多人反對節育，人口政策還不明朗，但人口壓力對經濟成長已造成相當大的負擔，因此他們不落言詮地把生養需要節制的觀念，印在參觀者的心版上。

另外還有個塑像，一個人全身綁滿粗大的繩子，動彈不得。這個人代表「經濟」，而粗繩子則代表繁雜過時的法令規章，旨在告訴大家一個觀念：不合時宜的法令，會嚴重妨礙經濟發展。

李國鼎本身更是不遺餘力地以演講、寫文章來傳遞觀念。

根據統計，民國四十三年起十年間，他以中英文在報章上發表的文章將近兩百篇。而經濟部四年任期內，他的演講和報告竟可輯成「經濟政策與經濟發展」（一）∼（六）冊。

傳授實際工作所得

從民國六十六年開始，李政委應臺大之聘，在三民主義研究所開課，課程名稱最早叫「現代經濟建設與經濟政策」，現在則叫「經濟計畫與經濟發展」。他以卅年來我國經濟發展實況為例，來說明民生主義的實踐。

他說：「我等於是臺灣經濟發展的見證人，藉著這個課程，把多年來從事經濟工作的心得，像個傳教士一樣，講給學生聽；也希望他們分別從經濟或非經濟的觀點，為民生主義的經濟理論和實踐集思廣益，提供未來經濟發展一些參考。」

李國鼎在數十年推動經濟發展的工作經驗中，深切體驗到經濟以外的因素，如：傳統文化、社會價值觀念、制度、法令等等，對經濟的影響不下於金融、賦稅、資源、勞動力等與經濟密切相關的因素，因此他對所謂「非經濟因素」非常關心，提出了許多放眼國家整體發展的建議。

在人口政策方面，民國五十一年，他便明白指出注意人口數量、人口素質和人口分佈三項問題。經過各界多年的倡導，前兩者已逐漸獲得一般人的瞭解，而有家庭計畫的實施、優生保健法的立法，但對於第三項人口分布，大眾仍僅有模糊的印象。

設法疏散都市人口

臺灣地區人口成長率逐年降低，然而臺北、臺中、臺南、高雄四個都會區的人口，卻增加極快。因為大城市的就業機會、生活水準、公共設施都優於鄉鎮，吸引了大量人口移入。十幾年來，成長最快的尤其是大城周圍的縣轄市，形成都會區的衛星城。

人口過度集中所產生的問題，就都市而言，會有：交通擁擠、地價高昂、夏季缺水、噪音空氣汙染……，不但使生活品質下降，更使都會區所需資源增加——必須建大水庫、高架道路、國民住宅等；而未來問題勢將愈來愈難克服，所費財力也會愈來愈多。

相對的，在勞動力紛紛移出的地區，新的生產技術引進困難，經濟更落後，於是公共設施缺乏、生活水準差，造成人口繼續外移的惡性循環。

進一步規畫整體均衡發展

李國鼎表示，政府進行十項建設，如：開闢臺中港、蘇澳港，在南部建大鋼廠、造船廠，並在農業心臟地區開發工業區，均有助於緩和人口集中都會區的速度，但是我們應更進一步計畫整體的均衡發展。

譬如在教育上，臺灣地區有27所大學，北區就佔60%，中區26%，南區只有14%，東區則沒有大學。高中方面，各地普遍設立，但比較城鄉之間的師資設備，則有相當大的差距；以參加大學聯考錄取人數佔前26名的學校來看，臺北都會區有9所，臺中3所，臺南3所，高雄3所，而只有8所學校不在都會區內。

在與民眾生活關係密切的醫院方面，不論醫師數或病床數佔人口的比例，都會區都比臺灣省區平均值來得高；而水準高的一級教學醫院，更是絕大多數集中在臺北市。

針對這些現象，李國鼎因而積極主張：對中部（臺中、彰化）、南部（臺南、高雄）都會區，優先增加社會性公共投資，而延後北部都會區的同類投資。所以他贊成將中山大學設在高雄，成功大學增設醫學院，並配合籌設勞保總醫院為其教學醫院。

有意推動「一小時生活圈」

他有個「一小時生活圈」的構想，就是希望北、中、南三都會區發展水準相近，居於其外的人民，由於交通便捷，若有複雜嚴重疾病必須就醫，或想參加精緻文化活動，都可在一小時路程內滿足所需，而不必人人往城市中擠。

當然其前提為，每個小鎮都有足敷一般需要的公共設施。譬如最基層的農村集居中心（大約容納四千人），它們應具備：小學、小型公園、小型運動場、衛生站、垃圾處理場、郵政電信服務所、派出所、市場等。層次愈高的地區中心，所需文化、教育、遊憩、運動、交通、衛生、商業、傳播等設施的涵蓋面也要愈大。

最好減緩大都會的發展

另一方面，對已過分飽和的都會，如大臺北區，李國鼎認為也可仿照外國的做法加以限制，譬如：鼓勵原有的大型工廠遷出；禁設新的大專院校、政府機關、工商金融機構；甚至暫延大臺北區交通改進計畫，以其「不便」來緩和外地人口的移入。

十二項建設中的開發新市鎮與廣建國民住宅，立意良好，然而執行單位似乎並未完全瞭解前者的功能。李國鼎說：「新市鎮應該是一個自給性的社區，有一規模較大的經濟活動（工業區），或社會文教活動（各級學校），提供就業機會，再加上解決日常需要的各項設施和國民住宅。而目前開發的新市鎮，像北部林口社區、南部大坪頂社區，自給性都不夠，最後必將成為臺北和高雄的衛星城，再度增加後二者的壓力。」

倡導合理「群己關係」的第六倫

另一項他所關切的非經濟問題，是三年半前提出時獲得專家學者極大迴響的「第六倫」。

在經濟進步迅速的同時，我們社會仍存在一些落後的生活習性，不管在環境清潔、交通秩序、公共場所的安寧等方面，都顯示出一般人雖生活在人與人接觸頻繁的現代社會中，卻尚未養成尊重陌生的第三者或群體利益的習慣。

李國鼎認為，我們應該從照顧、重視家族和朋友的倫理中，進一步發展注重「群己關係」的倫理，也就是在傳統社會的五倫之外，增加一項現代的第六倫。若人人養成關心第三者或公眾之事的觀念，不只可改善目前紊亂的社會現象，冒用商標、盜印書籍、侵犯智慧財產權等事，也會在多數人的聲討下慢慢減少。

在觀念上改善組織與效率

在政府中工作多年，使李國鼎對行政組織與效率問題，有切身感受。他說：「政府的制度、法令規章可謂十分完備，但由於一樁事的發生，常牽涉到兩三個或更多單位，也許還涉及中央和地方的職掌，不得不用委員會或小組協調方式，共同負責，使首長疲於奔命。然而經過核定，終於開始執行決策時，常因經辦人（如科員）並未參與協調，結果仍有偏差。如以公文層層請示或會辦，又可能使本意變質，行政效率很受影響。」

他根據實際經驗，認為行政改革乃是經濟持續發展的先決條件。因為法律一直在增加，行政機構也一直增加，政府管得愈多，行政手續愈繁；如果手續或組織一味膨脹，不隨著經濟結構和社會變遷的需要而改進，經濟成長必受影響。然而，「凡屬改革，必會危及既得利益，易引起抗拒；唯有在目標上、觀念上，使整個社會有共識，才能突破瓶頸，否則只會流於形式。」他強調。

現代人一定要懂科技與管理

對於我們未來經濟、社會的現代化，李國鼎認為有賴兩大支柱：科技和管理。除呼籲各界重視此二件關係國家發展至鉅之現代產物，他更屢次表示，現代知識分子——每個大學畢業生，在自己本科之外，一定要具備三種知識：經濟、電腦、管理。這樣就個人而言，對社會現況將有更清楚的觀念；就社會而言，一般觀念亦將加速現代化。

李國鼎曾說過這麼一個比喻：「馬路上有各種速度的車輛，走得慢的車，比方牛車，往往會阻礙較快的車，使大家都慢下來。一個社會的組成分子也是這樣，若有人停留在過去的觀念中，整個社會前進的腳步便會被拖慢。」

李國鼎真可說是位見多識廣而且鍥而不捨的「汽車」推銷員，不斷把新問世的、性能最好的車子介紹給大家，力勸大家汰舊換新，好讓馬路發揮最大功能，人人都能迅速向未來奔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