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好女人──勇於接受「減分」！

這幾年，「新好男人」的口號甚囂塵上，形象呼之欲出，然而相對於「新好男人」，「新好女人」卻乏人問津，甚至，現代女性嚮往的、討論的，竟是「美麗壞女人」、「豪爽女人」，這是怎麼回事？是不是好女人就意味著傳統、委曲求全、不快樂？新好女人更是要內外兼顧，沒人想頂著這樣的光環？有沒有一種新好女人在自我、家庭、職場中都有自我主張、快樂自信？有沒有新好女人的「秘方」？

是的

我們也沒能逃脫婚姻的大網

經過數回談判　幾次協議

決定不立海誓山盟

但要求獨立平等

珍惜彼此共享的時間

成全各自私密的空間

舊瓶新裝

新合法同居時代來臨！

怳諵G怳曊斃b樓餐廳

大駕務必光臨

　莊雪華

　劉漢欽　敬邀

這是高雄女中英文老師莊雪華在前年結婚時，發出的喜帖。很快地，「新合法同居時代」的宣示像一把火，在朋友與同事間燒了開來，尤其雄女保守校風下的教師們，更將莊雪華與劉漢欽挑戰既有婚姻觀，並大膽對外宣示的行徑視為異類。

這把火一直延燒到喜宴上。

「看不出來啊，像雪華這樣的女孩也會選擇婚姻。不過女孩子總是會變，結了婚柴米油鹽醬醋茶，婚前的氣焰會磨掉的啦。」吳老師說。

「也不知道婆婆是怎樣的人，對老公的那套平等宣示，用到婆婆身上可就不一定有用了。」張醫師接腔。

「新娘還真幸運，能找到這樣的『新好男人』，不過婚前的海誓山盟是一回事，男人都是婚後才會把本性露出來的。」林老闆語意深長。

「新好男人」劉漢欽卻說，他非常能夠接受這樣類似同居狀態的婚姻，妻子不必負任何傳統婚姻中的責任，原因是他深愛的女人是一位兩性平權的提倡者，即使老婆的朋友喜歡促狹地叫他「莊先生」，他也不為意。

「其實我們的婚姻生活比較像同居的男女同學，雪華雖然不會服侍我，但我們在心靈上卻彼此支持，重視相互的依靠和學習。家事這種細節是誰看不過去就由誰整理，當然，」他大笑，「我比較愛乾淨，家事由我處理居多。」

女檢察官在職場給人的刻板印象是巾幗不讓鬚眉，家庭中她們又被賦予什麼樣的期待？圖為民國八十五年十二月司法官訓練所結訓典禮。（卜華志攝）（卜華志攝）

所謂「好女人」

智慧、獨立，是劉漢欽心中的新好女人形象，但畢竟這是極為特殊的例子，目前台灣大部份人性別角色期待並非如此，仍有部分的台灣男人對女性的理想形象就仍保持著傳統的觀念。在永和經營汽車修理廠的黃理昌就是一例。

他說，「男主外、女主內」是他對妻子唯一的期待與要求，把公婆、小孩照顧好是最重要的，他的太太就是經過母親「鑑定」，十分滿意的情況下才結婚的。

「雖然現在經濟這麼不景氣，要負擔一家老小的開支壓力很大，修理廠裁員後，老婆偶爾會來幫忙，但她還是要以家庭為重。唉呀！養不起家就不叫男子漢啦。」黃理昌說。

然而整個社會的經濟結構在轉變，精神科醫師王浩威表示，台灣的生活成本逐年在提高，以往一個男性的經濟生產力可以養活一家人的情形已不復見，以目前大學畢業生平均三萬元的薪水來看，只能養得起一•五個人，這導致雙薪家庭日益普遍，婦女外出工作成為必要，兩性的互動情形勢必得有所調整。

任職於工程顧問公司的羅曉薪就說，他鼓勵老婆從事自己理想的職業，才不會待在家裡跟不上時代，至於家中工作可以依男女適合的性質分工，如煮飯、為小孩洗澡等，是女性的專長，由老婆來做，至於搬重物、到保母家接小孩則可以由他來負責。他不要老婆在經濟上成為自己的附屬，但生活上仍須以他為重，如出外或回婆家時，他還是希望老婆能「裝」一下，給男人面子。

針對男人這種矛盾的期待，千代基金會研究部主任胡正文說，許多雙薪家庭的男性雖然知道家中少不了太太的薪水，但言談之間仍會把她們的工作視為「補貼」的性質，而忽略了她們的自主性，這是因為大多數的台灣男性依然認為女人的三從四德，對社會是有價值的。

「以社交生活為例，男人們雖大多認為太太可以有獨立的社交圈，但是卻不贊成女人應酬可以比男人多，」胡正文說，由此可見男人們對婦女地位的矛盾和選擇性。

然而女性在職場上的歷練、經濟上的貢獻，使得順從、犧牲的傳統特質逐漸消失，而懂得與男性爭取平等的權利。擔任工程師的陳政賢就對自己在公司擔任高階主管的太太頗感驕傲，可是對於老婆事事要求平等也不以為然。他舉回婆家這件事情為例，指出在今天的社會現況中，孝道與男女平權仍難兩全。

「我家是屬於傳統的台灣家庭，雖然平常我們不與父母住一起，但偶爾回家時，父母親還是會期待自己的兒子孝順、媳婦賢慧，這時候我當然會要求妻子要盡到傳統的孝道，諸如早起、請安、做家事等，平常在自己家裡家事可以分工，但回婆家時，女人總要在父母面前扮演好一個傳統婦女該有的角色，」他說，父母年紀大了，觀念很難改變，這時候做人子媳的就應相互體諒、自我調整。

社會結構開始在改變，但既有價值觀念仍在；在此情況下，兩性之間都還在摸索與學習最適當的相處方式。陳政賢的妻子陳雅麗就說，男人希望妻子在職場能自主獨立、表現傑出，但在家中又要溫柔賢淑；在自己的小家庭中可以彼此分擔家事，回到大家庭，又期待女人要有傳統婦女一人獨攬家事的能耐。在不同的情境，有不同的標準，女人因此很難拿捏其中的分寸。

低胸套裝、露趾涼鞋、慵懶語調，前民進黨文宣部主任陳文茜與眾不同的作風，在以男人為主的台灣政壇中獨樹一格，也成為新台灣女性睿智、獨立的象徵。（薛繼光）

女超人

不僅男人如此，整體社會對現代女性的雙重標準，也讓女人無以適從。高雄婦女新知協會成員王文芳的遭遇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王文芳娘家在台中，很年輕就嫁到高雄。當初婆婆對她的長相滿意得不得了，說是幫夫相，而她在婚後由於努力與人格特質使然，也確實為夫家經營出一番氣象，除了將家人照顧得無微不至之外，還經營一家二手汽車店，先生的收入大不如她，她成了家庭經濟的最大支援，而為了怕先生壓力太大，她還特地開了一家超級市場給先生經營。

對於王文芳的能幹，婆婆自豪於當初自己「相」媳婦的眼光精準，每個人也都對她的先生豎大拇指，但是今年初卻傳出她離婚的消息。原因如連續劇一般，是先生承受不了老婆太過傑出的壓力，而有了外遇，堅持要離婚。突然間，周遭原先給予王文芳的稱讚頓時都成了她沒有辦法維持家庭和樂的指責，說她太「`角」難怪男人受不了。令人難過的是，王文芳也為此感到羞恥。

「雖然我先生外遇有錯，但沒把家庭經營好，女人得負最大的責任。」她說。

小家庭成員簡單，家事、帶小孩等分工通常不是問題。（薛繼光）

公領域的好女人

東吳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副教授王行表示，雖然有許多女性在家庭中扮演較具影響力的角色，但她們仍習慣以男人為尊，利用傳統中「賢慧」的觀念，以幫夫為名，獲得較大的家庭權力。在這種情況下男人即使是「虛位」，但仍為「元首」。王行說，這種情況並不表示兩性平等，因為大部份在家中掌握較大權力的女人仍認為，以「賢慧」的方式虛位化男人比較「聰明」，不會挑戰到既有的兩性觀念，從而較有安全感，也較不會受到打壓。

但在公領域的社會參與上，女性就無法以這種方式「寧靜革命」。

雖然近年來，婦女團體的積極鼓吹與社會經濟結構轉變，台灣女性的社會參與和地位開始有所改變，法律上，幾項男女平權法案也在立法院通過，但是成功大學政治經濟學研究所助理教授唐文慧認為，台灣公領域的女性角色仍然受到家庭傳統價值的影響，變化不大。

「據我所做的統計，台灣的女性參政者中，有一半以上是未婚或單身，這意味著新生代女性參政者，如民進黨前文宣部主任陳文茜、去年遽逝的高雄市議員林滴娟等，在未婚的狀況下更有表現空間，」唐文慧說，目前台灣政壇的性別觀念仍十分保守，太太輔佐男性政治人物被視為理所當然，若角色互換，男性往往無法承受外界異樣的眼光，理想的結婚對象難找，所以女性政治人物往往選擇單身。

長久以來，女人抽煙一直有著挑戰傳統的意味，近年焦點才轉至健康方面。（薛繼光）

女兒當自覺

傳統婦德、婦言、婦工的美德，加上能夠外出工作的經濟生產力，是現在男人心目中的好女人形象，問題是這種一百分的「新好女人」有誰做得到？

「女書店」董事長蘇芊玲表示，台灣目前的已婚就業婦女大多是「雙生涯婦女」。雙生涯婦女的特色在於除了上班之外，回到家中尚得扮演傳統家庭的婦女角色，即所謂的「一肩雙挑」。

對於這種「新好女人」的標準，蘇芊玲提出一個有趣的比喻：如果把現階段男女在社會、家庭分工不平等的情形比成男人是零分，女人是一百分，男人只要做一些改變就是加分，但女人若要求平權就都是減分。男人改變會被鼓勵，女人改變就被指責，所以這個社會是沒有所謂「新好女人」的。

文化評論家平路也表示，「新好女人」之所以未見熱烈討論，原因在於，女性長久以來在兩性關係中就是「任勞任怨」的正面角色，並不需要做負面形象的翻轉，但這也不表示女性就不應該有兩性平權的自覺。

「男性是父權結構的既得利益者，要男性自覺是不可能的，兩性平權還是得由女性自覺開始，並要求男性改變，」平路說。

她認為女人並不需要照著傳統社會的期待去做個「一百分」的新好女人，新好女人的標準應該自己訂定。

其實女人在自覺的過程中，反而畏懼「好女人」的沈重形象，而刻意反其道而行，於是「壞女人」的討論越來越多。如十年前晚晴協會理事長施寄青為了鼓勵受虐婦女勇敢走出婚姻，活出有別於傳統婦女的獨立自信，喊出「美麗壞女人」的口號；五年前中央大學英美語文學系副教授何春蕤高舉「我要性高潮，不要性騷擾」旗幟，主張女人要性解放，成為「豪爽女人」。

何春蕤說，相對於「新好男人」的媒體現象，出現在女人身上的「豪爽女人」──「我要性高潮，不要性騷擾」的主張，是更根本、更自覺的性別改造。

結婚的社會制度是可以不變，兩性的互動卻必須隨時調整。（薛繼光）

為誰結婚？因何生子？

她認為，台灣社會確實也藉由性解放的途徑，開始有了性別觀念的鬆動。傳統對「好女人」的要求是婦德、婦言、婦容、婦工，社會對於好女人的期許，也形成女人情慾活動的自我壓抑與自我設限，但是女性對身體自主意識逐漸提高，不論在公、私領域中都開始可以看見。到街上的服裝店看看，細肩帶、露肚臍，年輕女性越來越不怕展露自己的肢體，而在公領域上，陳文茜這位第一個「露出腳趾」的女性政治人物，備受大眾青睞。隨著流行文化而來的性別變革，在不知不覺中，開始挑戰傳統的性別觀。

「還有其他的，像打破處女情結、反婚姻暴力、同志議題活躍等等，在在都顯示出性別的自覺不必透過教育，隱隱然已在社會中流動。台灣的性別自覺前景是必然，而且樂觀的，」她說。

有趣的是，早期西方婦女運動因追求平權，刻意打扮成「不美」的中性，強調解開束縛、拿掉胸罩的情形並未在台灣發生。平路表示，這是因為台灣接收到女性主義思潮時，女性主義已趨於成熟，所有漸進的過程與男性的反挫並未在台灣發生。雖然如此，許多人仍對女性自覺或女權運動者存著「不化妝、不結婚、不生子」的刻板印象。

「其實我們比較在乎的是：為何化妝？為誰結婚？因何生子？也就是面臨人生的各道關卡，女人，你是否有選擇的權利？自己決定化不化妝，而不是為了討好男上司；選擇婚姻，因為有自信在姻緣路不順時，有清醒的頭腦和足夠的能力全身而退；願意生小孩，是因為我有足夠的成熟度去撫養、教育下一代，」莊雪華說。

她強調，每個女人必須打造自己人生的鑰匙，開放自己的希望之門，而不是被動地等待、算命、占星。

「造反」有理

目前台灣各地女性的處境不盡相同，面臨到的反挫亦各自不同。

高雄婦女新知協會理事長周芬姿表示，因為都會地區的生活壓力大，女人外出工作形成男人不得不讓步的情況，但都市邊緣或鄉村地區，往往不是如此。在都會中，人際關係較為疏離，反傳統形象的女性比較不會有外界的壓力，反觀城市邊緣與鄉村，由於人際來往密切，夫妻、公婆、鄰居、同儕的保守性別觀念形成牢而密實的網，夫妻之間一旦有些許的改變，都會承受極大的人際壓力，她們需要面對、紓解這些問題。

婦女新知因而一直與地方政府合辦兩性議題的講座或活動，如與高雄市政府合辦的「婦女學苑」今年已經是第六期，在兩性平權觀念的推廣上迴響熱烈。一月十五號在楠梓青少年福利服務中心進行的是本期的最後一次課程。

演講廳中桌子排成馬蹄形，桌上放著各自帶來分享的小點心，由於已是最後一次課程了，對於參與的心得，每個人都不吝於發言表示她的看法。

「我先生一直都以為我每個星期來參加的是教授烹飪、插花的媽媽教室，如果他知道我們是在這裡『造反』，一定會抓狂。」林太太講完忍不住抿嘴笑出來，但是她說，她下次還要再來參加。

參與課程規劃的周芬姿相信，學員上一次課，就埋下一顆自覺的種子，但她也不諱言地表示，種子只是種在這些女性心裡，至於會不會發芽、發芽後與先生互動時所面臨的考驗，諸如此類種種問題，女性還是得花相當大的心力去面對。

蘇芊玲就指出，不要說是自覺剛剛萌芽的婦女，連她身為一個女性主義的實踐者，在生活上如家庭責任、子女教育等問題，也都得不斷面對一連串的考驗。

她在《我的母職實踐》一書中就提到，理想與現實之間的距離，是一般職業婦女對當一個「不再模範的母親」最大的疑惑所在，面對這些憂慮，她選擇以理性思考的方式來面對：為什麼「不模範」代表的就是「自私」？為什麼女人稍微從母職鬆綁，子女就得淪落到「被棄」的地步？難道沒有其他的可能嗎？

她以這樣的方式思考：當孩子還能力不足時，照顧他們絕對是大人的責任，但「大人」不是只有媽媽一個人，它應該是包括爸爸、可以動用的親朋好友，還有最重要的是社會資源，譬如品質良好的社區規畫、托兒服務等等。所以，她覺得現階段的媽媽不妨花五分力照顧孩子，花三分力「教導、要求」爸爸分擔責任，再用兩分力支持婦女團體所提出的，在工作場所、社區設置托兒所、安親班等訴求。而如果孩子長大了，就應該放手讓他們料理自己的日常生活，讓小孩學習獨立，而不是一味代勞，弄得自己疲累不堪。當有一天孩子對你說：「不要幫我，我自己會。」就能體會什麼叫「先苦後甘」。

她說，實踐的過程當然會很辛苦，但以理性面對代替怨懟連連，才是最好的心理「維他命」。

女性生活未來趨勢

國際女性雜誌ELLE近日公佈去年五、六月針對三十個國家所做「全球女性生活趨勢」調查顯示，台灣年輕單身上班族女性對自我角色的期待，已經有異於以往的改變。在共約三千六百人以台灣年輕、單身、中上經濟能力上班族為多數的調查對象中，她們最關心的事情依序是：工作百分之四十五、自己本身百分之三十一、小孩百分之十四、愛情百分之十。台灣女性對愛情的關心程度與其他國家比起來偏低，甚至有高達百分之五十四的人表示不願意為另一半犧牲，百分之七十二覺得離婚是問題夫妻最佳的解決方式。

就如同平路所說，台灣正處在新觀念與舊傳統斑駁不清的年代：舊的傳統尚未完全剝落，新的風潮已然顯露，但朝向兩性平等是必然的趨勢。男人不能一直都是零分，女人不能一直都是一百分，新好女人開始勇於把自己放在前位，也勇於接受不完美的分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