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赤貧到暴富──經濟五十年

從民國四十年代的農業扶持工業及限制進口、五十年代的加工出口、六十年代的十大建設、七十年代的自由化與國際化，乃至於八十年代的資訊工業崛起，台灣的經濟發展腳步一直邁著大步，未曾停歇。

千禧年將屆，未來面對的是和半世紀前完全不同的挑戰。亮麗的數字下，又該如何長保優勢？

民國七十年代中期，已因退出聯合國、中美斷交而飽嚐國際「孤兒」滋味的台灣，用一雙勤奮的手向全世界搭起更緊密的無形之橋。號稱「外銷 王國」的台灣，當時擁有二十一項「世 界第一」──玩具、燈具、鞋類、傘類……；「台灣製」三個字，讓歐美民眾對這西太平洋小島印象深刻。

世紀末，穩坐在全球第三大資訊國寶座上的台灣，光環依舊耀眼，至今全球每二•五台筆記型電腦中，就有一台出自台灣之手。而曾經是台灣囊中物的玩具、滑鼠、監視器等產業，儘管已外移到不同國家生產，但在全球生產基地背後運籌帷幄的，還是台灣老闆。今年八月，台灣外匯存底重回千億美元高峰，亞洲金融風暴、中共文攻武嚇都不能撼動台灣。

這樣的台灣奇蹟，不是五十年前能夠想像的。

「國共內戰時，台灣的糧米物資紛紛運到大陸去支援作戰，」中經院前院長于宗先指出，後來大陸淪陷，兩岸交通中斷，島上的物資極度缺乏，囤積搶購的風潮一發不可收拾。三十八年六月，躉售物價較光復那年暴漲了近五千六百倍，連上街買塊豬肉都得提一麻袋鈔票。

民國四十二年，打著赤腳的純樸村民高舉「慶祝耕者有其田」布條，在村裡宣導遊行。（吳邦夫提供）

黃金打底生信心

局勢危殆下，幸而從上海搶救出來的八十多萬兩黃金已平安抵台，政府於是宣佈幣制改革，一元新鈔等於四萬元舊台幣。此舉雖然將物價慢慢穩定下來，但也招致民間的反彈。

全球塑化原料ABS第一大廠、奇美實業的董事長許文龍，至今提起這段歷史仍憤憤不平：「講什麼台灣是戰勝國，日票都沒貶那麼多，台票反倒變草紙了！」

家國多難、時局板盪，或許讓人民默默承受了損失，然而五十年的帳總結起來，從戰敗時的凋蔽到現在的「台灣錢淹腳目」，台灣人民應該還是賺多於賠的。

遷台初期，風雨飄搖的國民政府深怕共產黨「工農兵革命」會趁勝跨海而來，於是積極進行「三七五減租」、「耕者有其田」等土地改革政策；地主階級的土地被政府強制收購，換得的是當時四大公營公司（台泥、台紙、農林、工礦）的股票。土地改革雖然招致地主怨言，但的確達到了激勵農業生產的效果。

民國四十至五十年代，是台灣農業起飛的年代。以日本為主要市場的農產品及加工品外銷，奠定了台灣早年的農業經濟基礎；民國四十六年，蔗糖一度高佔台灣總出口金額的六成以 上。

還記得「三輪車，跑得快」的童謠嗎？民國五十七年，計程車逐漸取代三輪車，圖為台北市三輪車「墳場」。（鄭桑溪攝）

三簍香蕉過一年

早年從農校畢業的經建會主委江丙坤記得，民國五十年他在政府機構上班時，拿到國民黨的中山獎學金，準備赴日留學，然而父親不同意。

「那時候我每個月的薪水九百元，都是原封不動拿回家，我一走，父親就會少收這九百元，」江丙坤解釋。當時他跟父親說，「沒關係，我可以每個月給你一千元！」他將用來買機票的二百美金支票賣掉，買了從基隆到日本神戶的海鷗輪船票，省出一大筆錢交給父親；然後又利用日本入境免稅的優惠，在上船前買了三簍香蕉、三箱鳳梨罐頭。

「到了日本，一簍香蕉賣了十元美金，相當於三千六百塊日幣；三簍三十美金，剛好等於我在東京大學一年的學費！」江丙坤回憶當時台灣農產品在日本的吃香情況。

在穩固農業經濟基礎的同時，政府也以農業支援工業，大力發展輕工業。民國五十一年，工業產值首度超過農業產值，台灣的「工業時代」自此開始。

由於外匯缺乏，買不起進口的機器設備，政府制訂「加工出口區條例」，以五年免稅為優惠，全力吸引外人來台投資，並在民國五十五年時，在高雄成立了世界上第一個加工出口區。那時在日本攻讀博士的江丙坤，就奉命到各處去演講招商，其中最轟動的，就是成功引進日本光學大廠 CANON到台中加工出口區設廠。

民國四十年代，台北新公園舉行的商展，吸引了眾多民眾排隊參觀。(中央社提供)

海島型經濟定位

「那時長官告訴我，招商的條件不必太高，一個投資案只要五萬美金就可以了，但一定要雇滿五十個人，」江丙坤回憶，民國五十年代初期，台灣經濟正待轉型，失業率超過百分之四，龐大的農村勞動力亟需另尋出路，加工出口型的勞力密集型產業正符所需。

當時國民政府擁有一批包括尹仲容、李國鼎、汪彝定等人的財經智囊團，他們眼光長遠、思慮縝密，早早看出台灣這樣一個海島型經濟體，不可能自給自足，必須全力向外發展，一方面極力吸引外人來台投資，一方面大力拓展出口、賺取外匯。若和遲至一九六○年代後期才開始進軍國際市場的南韓相對照，令人不得不佩服台灣的前瞻眼光。

「民國五十二年到六十九年，是台灣經濟起飛的年代，也就在這段期間，歐美國家注意到東亞這些小國的搶眼表現，開始用『四小龍』來形容台、韓、星、港，」于宗先指出。

綜合民國四十一年到六十九年，儘管受到二次全球性石油危機的衝擊，台灣仍創下二十八年間平均經濟成長率百分之九•二的傲人記錄；環顧全球，大概只有中國大陸近二十年來的飛躍成長可差堪比擬。

當時台灣能吸引外人投資，靠的是政治安定、勞力充沛而低廉、又沒有工會組織抗爭；而其後積極拓展外銷，靠的則是螞蟻雄兵般前仆後繼的中小企業。

民國七十年代，以加工起家的台灣產業開始自創品牌，肯尼士kennex網球拍是我國第一個真正打入世界市場、建立國際品牌的產品，曾一度擁有全球五、六成的網球市場。（楊文卿攝）

能賺錢的，就是好市場

江丙坤回憶，自民國七十年代初期他擔任外貿協會秘書長開始，近二十年間，他帶著廠商走遍天下，有展覽就參展、沒展覽就找個地方打開提包，就地供買家選購。早在電腦業初具雛形時，德國漢諾威著名的西比特電腦展已可見台商滿場穿梭，是該展覽連年排名前三名的參展大國。尚未開放、連家旅館都找不到而得在船上過夜的越南，遙遠的土耳其、巴基斯坦， 熱得近乎窒息的埃及，剛露出一線縫隙的蘇俄……，都是台商奮力衝刺的目標。

「市場沒有大小遠近之分，能賺到錢的，就是好市場，」江丙坤對台商的靈活及拚鬥特質，印象深刻。

全力拓展出口，一方面國家財富快速累積，另一方面，長期、刻意地藉壓低台幣匯率來扶持出口的政策，卻也引起了貿易對手國──特別是美國──的嚴重抗議。

民國七十六年，台灣對美貿易順差達到創紀錄的一百六十億美元，「賺翻了」的後果相當慘重，首先是台幣被迫大幅升值，從民國七十四年到八十年，台幣兌美金的匯率從一比四十升到了一比二十五，導致熱錢大量湧入，加上一度高達百分之四十的國民超額儲蓄找不到宣洩管道，錢潮激盪下，出現了嚴重的泡沫經濟現象，留下一堆至今難以收拾的爛攤子。

「那個時候，台灣剛剛擺脫貧窮，只擔心錢存得不夠多、經濟成長率衝得不夠高，卻對景氣過熱的危機缺乏警覺心，沒有適時降溫，不能不說是一個遺憾，」于宗先表示。

經過大幅出超、台幣升值的泡沫經濟及金融遊戲扭曲，昔日勤奮的工作倫理大受影響。民國八十年，第一批合法外勞被引進國內，投入北二高的建設工程。（包承平攝）

「暴富」的陷阱

從民國七十五至八十年，短短五年間，台灣房地產價格暴漲三倍，股市則在七十九年初飆至一萬二千點的高點，然後迅即在八個月內跌落至二千五百點谷底。暴起暴落間，是一場無形 而殘酷的全民財富大洗牌，不僅造成貧富差距拉大、無住屋者難以翻身、盲目投資者損失慘重，而且物價飛漲、人心浮躁，以往踏實勤奮的工作倫理大受衝擊。

台幣升值、百物騰貴、土地及薪資等產業成本大幅攀升……，重重壓力，使以往靠蠅頭小利點滴致富的傳統產業失去了生存空間。幸好泰國、菲律賓、印尼等東南亞「四小虎」開始崛起，提供廠商「南向」的機會。民國七十六年間適時開放的兩岸交流，更讓眾多台商頂著「探親」名義，絡驛不絕湧向大陸，成為兩岸「經濟統一」的先頭部隊，還間接促成了近十年來舉世矚目的「中國經濟奇蹟」。

泡沫經濟讓台灣元氣大傷，然而，素以自由經濟立場聞名的中研院院士邢慕寰卻認為，我們實在應該「感謝」美國的這一帖猛藥，逼使台灣在無路可逃之下，勇敢面對自由化、國際化的挑戰。如果這帖猛藥再晚來五年，東南亞和大陸已經立穩腳步，沒有台商揮灑的空間，而國內產業又來不及升級的話，那「台灣奇蹟」恐怕已成為歷史名詞。

不過在當時，眼看著傳統產業大量出走，防止「產業空洞化」的恐慌呼聲一再響起。江丙坤還記得，那段時間他擔任經濟部政務次長，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輔導廠商「產業升級」，由工研院主導，結合業者來做各種新產品的合作開發和技術轉移。由於台灣是以貿易起家，中小型企業一向長於「把東西賣出去」，卻拙於在生產研發上投注心力，因此這項工作相當艱鉅。

從民國七十年代中期的泡沫經濟，到今天正式進入「金融經濟」，台灣股市擁有全球最高的周轉率，股民殺進殺出，樂此不疲。（邱瑞金攝）

「3C」救台灣

就在眾人焦灼期待傳統產業升級之際，幸運的是，早在民國七十年初開始扎根的電腦、資訊等高科技新興產業，此時開始擷收成果，填補了傳統產業出走留下的空白，並為台灣經濟開創了第二春。

前工研院院長林垂宙回憶，民國六十七年，政府已看出以中小企業民生工業為主的產業結構有它的局限，因此召開「第一屆全國科技會議」，提出能源、材料、資訊及自動化做為國家重點科技，極力延攬海外科技人才回國。

當時籌設的「新竹科學園區」，從一開始就有雙語學校及美式社區宿舍的規劃；適逢中美斷交，台灣民心激憤，海外學人也以行動來表達對台灣的支持。如今回顧，工研院的研發、新竹園區業者的拚勁，及資策會的教育及推廣，的確是台灣資訊工業發展的三大功臣。

民國六十九年，台灣第一家IC公司聯華電子才由工研院的研發班底摸索著掛牌開張，不到二十年，台灣已經擁有大大小小共三十八座晶圓製造廠，成為全球第五大晶圓生產國。

資本密集、技術密集的晶圓(IC)製造業快速竄起，加上電腦(PC)零組件的生產、組裝，以及消費性電子產品(EC)，這三項並稱「3C」的世紀末新興產業，目前已成為台灣全球競爭的新利基。

「十年之內，從玩具王國搖身變成資訊大國，這樣驚人的企業彈性，一窩蜂眾志成城的習性，大概都是台灣獨一無二的吧！」于宗先笑著說。

放眼未來，高科技產業全球競爭之路，其難度比以往「一個提包打天下」要高出許多，埋頭苦幹、全球奔走，都不再是成功的保證。

「高科技講究創意，一個天馬行空、突破窠臼的新點子可以開創一片全新的產業天地；然而在創意的背後，一方面需要大量的金錢人力投入基礎研發，在實驗室裡不眠不休地尋求突破性的科技成果，一方面要有專業的投資管理者，將這些創意付諸實現、化為利潤，」負責國內科技政策的行政院政務委員楊世緘指出。

為了因應這樣的新趨勢，台灣近幾年不斷向美國矽谷取經，力求在制度上、觀念上，甚至文化素養上作大幅度的改變和提昇。

台北市木柵線捷運於民國八十五年通車，是台灣現代化的一個里程碑，只是離當初規畫，已整整慢了二十年。（邱瑞金攝）

亞太營運中心

二十世紀末，全球競爭的大勢已經底定，為了善用台灣一貫面向海外、且在亞太地區擁有豐沛華商人脈的優勢，行政院在民國八十年代初期推出「亞太營運中心」政策，希望台灣能和香港、新加坡一樣，成為製造、運輸、金融、媒體、電信等各領域的區域性營運及轉運中心，吸引外商前來投資。

可惜這個極為叫好的構想，卻因兩岸關係持續低迷、台灣的經濟腹地無法延伸至大陸而進退不得。最近在臺美商發表的「一九九九白皮書」中，就對政府堅持產業「戒急用忍」政策、不肯開放兩岸三通頗有微詞，認為台灣錯失了成為亞太地區營運中心的關鍵時機。

然而，江丙坤認為，「亞太營運中心」的宗旨在於鬆綁、自由化，倒不一定要跟大陸接軌才能實現。他舉例，目前美國優比速快遞(UPS)已將桃園機場作為其在亞太地區的集散地 及轉運站；民國八十二年「有線電視法」及今年「衛星廣播電視法」相繼通過後，各系統業者及TVBS、傳訊等衛星電視台紛紛開播，每家電視台至少可以帶來五、六百個就業機會；八十五年「電信法」修法、開放民間業者進入後，通信市場立即沸騰，每家業者的投資金額動輒以百億計算。這些原本是因應「亞太中心」而作的鬆綁動作，的確已達到活絡民間 投資的目的。

「九二一集集大地震」造成的大停電，使新竹科學園區損失慘重，也連帶使得全球資訊業為之震動。台灣在個人電腦及晶圓製造上的重要性，不容忽視。圖為世界先進公司無塵工廠一景。（邱瑞金攝）

「後奇蹟時代」的課題

在產業競爭仍是經濟命脈所繫的同時，「金融經濟」時代也已來臨。于宗先指出，金融經濟的特色是高風險、高獲利，在資訊和資本高速流動的同時，亟需建立公平公開的遊戲規則及嚴密的金檢制度。

去年中到今年初的本土型金融風暴，將許多台面下遊走法律邊緣的危險交易如超額貸款、公司董監事持股高比例質押等一一曝光，而前監察院長王作榮最近更公開指責台灣股市是「吃 人市場」，顯見金融經濟的挑戰才剛開始，其中的高困難度和高阻力，可能也是以往任何經濟政策少見的。「金融經濟」的特徵是「錢滾錢」、資訊時代則唯有掌握知識與技術的人才是贏家，兩者都意味著「貧者越貧、富者越富」，經濟發展會不會以社會公平為代價？令人憂心。

江丙坤不諱言，未來的競爭將十分慘酷，然而經濟發展的腳步不可能停滯，職場的風險應該由就業安全及社會福利的網絡來分擔，因此近幾年政府已陸續推出如失業保險、國民年金等方案因應。畢竟，國家發展經濟的目的不是嘉惠少數人，而是要為最大多數人謀取最大福祉。

經濟發展的另一項隱憂，是對環境的破壞。早年的「婆娑之洋，美麗之島」，如今多數河流已遭嚴重污染，一遇暴雨就土石橫流、屋毀人亡。鎘地、輻射鋼筋、汞污泥……，生態環境的警訊一波波浮現。然而台灣的環保運動一向偏好「索賠」式抗爭，卻缺乏對環境生態的真誠尊重，台灣必須從「經濟發展至上」的迷思中跳脫，才是真正永續經營之道。

胼手胝足半世紀，讓台灣今天享有中國數千年來僅見的豐盛富裕，也讓當年倉皇流亡的國民政府，對歷史、對人民有了最好的交代。然而經濟發展不是不可逆轉的，三十年前台灣人總想去菲律賓淘金，對照今天滿街的菲傭菲勞，「後奇蹟時代」的台灣經濟如何穩步向前，必須謹慎以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