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大迷思
現在電視新聞最大問題，就是收視率的迷思。
大家都在罵社會新聞掛帥，李四端剛加入華視時，其他兩台就很緊張說要推出祕密武器，結果華視作檳榔西施，中視就作賓館的針孔攝影機，台視就作台中的辣妹紅茶。我碰到台視新聞部經理顧安生，就對他說，我們不要自亂陣腳嘛！他說，「真是沒辦法，收視率就在那一段特別高。」因為大家都在試、都想捉觀眾口味，最後就得到這麼一個可悲的結論。然後還安慰或麻醉自己說，沒辦法，為了競爭、收視率，電視要靠廣告維生。
但我們是專業者，電視觀眾的品味應由電視台主導，而不是迎合。我們可不可能不要管收視率？而做我們該做的新聞？
社會期望要媒體自律，是不可能的，現在的秩序越來越亂。以前我們報導雛妓、愛滋病患，會避開他們的臉、作變聲處理，顧及他們的人權。好不容易有了共識，又出來一批新媒體、新記者，不知道是不懂還是明知故犯，又把秩序攪亂，如果偷跑沒有人譴責，就會帶壞其他人。
每天處理新聞都在矛盾中掙扎，以周玉蔻、黃義交緋聞來說，明明三分鐘的新聞，媒體偏要作到五分鐘，以滿足觀眾的偷窺慾，這也是另一個迷思。所謂知的權利，到底要知道什麼？內幕、或醜聞？
中間不是沒有抗拒過，我離開超視的一個原因，就是超視一位來自香港的總經理舉香港電視台的《城市追擊》節目為例，報導一位香港人在大陸「包二奶」，結果太太帶著兒子跳樓，創下高收視率。他希望我們的新聞可以煽情一點，我不可能這樣做，只有選擇離開。
離開或革命？
但是螳臂擋車，也不是一個電視台的問題，而是大環境的問題。除非不作電視，少有人會把自己當作「最後戰士」。為了生活、興趣還是繼續留下來，頂多見面發發牢騷、吐吐苦水。但這是消極做法，所以我早上主持台北之音的《台北塞車族》有個媒體觀察的單元，結合記者協會、學者、觀眾的聲音，例如媽媽們覺得電視太血腥，可以發起拒看運動，希望可以帶給電視台壓力。
李四端：
台灣的電視台成立時，政令宣導的意義大於一切，電視新聞的角色其實很卑微，三台也只有那幾張臉，容易得到認可，新聞沒有宣傳的必要。頻道多元化後，電視需要更多臉孔來播新聞，臉孔之間就形成競賽。商業雖然不是罪惡，但電視新聞已經是市場下高度競爭的產物。
三台雖然享受一段被保護的時間，但現在也看清楚電視商業的本質，沒人保護你，必須為員工福利、股東負責。換句話說，就是生存。
不是新聞的新聞
「煽情」是資本主義社會下媒體共有的現象，不管電視、報紙、雜誌都面臨這個問題。三台新聞在解嚴前非常保守，很多聲音聽不見，社會也無從表達他們的意見。以前台灣沒有這些社會案件嗎？還是有，但那時自殺新聞不會上電視；現在我們把社會真實面貌毫無選擇地呈現出來，因為頻道太多，需要的新聞量大。
我們的新聞時段呈倍數增加，只有把原來不見得是新聞的事件全變成新聞。那麼多記者在製造需求，SNG可以轉播豬公競賽、銀行防暴演練、政治人物過生日擺五十桌，過去這叫新聞嗎？
現在看到的是新聞價值的模糊，專業者的品味有些混亂。無線台有值得批評的地方，但面對多台競爭，如果其他台都跑到這條新聞，你不報導，你是道德崇高還是麻木不仁？
目前各家電視台是迎戰的階段，可能有點偏離常軌、或過分商業化。新聞環境一直在改變，從保守封閉，到混亂、百家爭鳴，我們接受社會嚴格檢驗，只是檢驗者的水準也參差不齊，不知道誰說的對。我們很清楚要面對觀眾的選擇，從觀眾的批評聲中，我們知道社會還是有主流價值。無線台該做的是，不要離主流價值太遠，但社會也不要期望所有媒體都「長」得一樣。
現在媒體和觀眾的親近性是過去沒有的，過去小市民打電話給媒體說我要開記者會，誰理你？但現在你要申訴你的不平，的確得到更多表達機會，小村莊的抗爭也有媒體會來採訪。
不是測謊機
但媒體只是報導者，不是測謊機，譬如有人開記者會，說某某牌的飲料中有蟑螂，我們永遠不知道蟑螂怎麼進去的？但是我知道我的報導出來後對廠商絕對是負面消息。即使事後追蹤或更正，意義已經不大。我們要謹慎或有所顧慮的是，等查清楚再報導、還是立刻報導？不立刻報導，會影響到其他消費者的權益；但如果廠商又是大廣告客戶，可能會遭遇到壓力。這類消費新聞最難處理，因為我們真的不知道事實真相。
媒體服務功能越普及，越可能被誤用。更何況現在懂得「操控」媒體的人太多了，不只是政黨、政府，公關公司也是其中之一。
全台灣最沒有被媒體檢驗的是資本家，主控媒體的是這個資本結構。最近六年台灣社會對媒體投下多少資源，難道這些人都是來作慈善事業嗎？我們的能力就是還能按照辦公室公認的標準生產新聞，讓這個遊戲不至污染到新聞生產過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