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鄉進行曲，號角再起

向來為人口外移的縣市，近年來陸續出現不少新臉龐。

電影《賽德克．巴萊》的攝影師江申豐，畢業於華岡藝校戲劇系，出身農家，外出就學、工作，以拍攝紀錄片和電影為業，但對於都市生活總覺不適應，甚至有一種被關在監獄裡的壓迫感。

為了讓孩子生長於自然田野和享受三代同堂的歡樂，2003年即舉家遷回苗栗苑裡。不過，返鄉後他也發現兒時的農村記憶，回不去了。清澈小河、螢火蟲都消失了，農地更因長期使用化學肥料和農藥，地力逐漸耗竭。

返家初期，他舉著攝影機四處拍片，接觸到無毒農業的概念。3年前決定走入田地，肩上同時扛著鋤頭和攝影機，過著「半農半攝影」的生活。

「家」在人生不同的階段，有著不同意義。返鄉的外出遊子正為台灣各地角落創造著精彩故事。

然而，觀念的轉變並非一蹴可幾，對於務農五十多年的江爸爸來說，兒子回來就突然說要改變傳統的耕作方式，還得承受鄰里老農友的質疑眼光，兩人不免爭執。

後來他乾脆自己捲起褲管踏進田裡，用行動向父親證明無毒農業不僅對環境友善，也有市場。他種植出來的「台梗9號」與「益全香米」，以「精米所」為品牌，不靠糧商通路，單靠網路和自己的人脈，就把米賣出去。

只是一甲地的稻田，一期收成才四萬多元，因此他還是得靠拍片維持生活。拍攝《賽德克‧巴萊》時，大陸武術指導常會自己到超市買米回宿舍煮飯。江申豐要他們嚐嚐台灣特有的「台梗9號米」，結果拍片結束後，每一個人回去的行李箱都裝滿了三十幾公斤的台灣米。

他說，農人種出來的作物能得到讚美，就是務農最好的回報。

在人口外流、老齡化的雲林也有返鄉的故事。雲林元長鄉五塊村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吳永修，用蓋一間「讀冊館」來凝聚村裡的老人小孩、婆婆媽媽。

吳永修曾在台北士林電機工作，又到新竹開公司，承包台電電纜工程，念及母親年事已高，2002年決定返鄉。

當時吳永修依舊從事電纜工程，2009年時值政府推動農村再生計畫，社造門外漢的他，開始接觸社區工作。2010年，吳永修當選五塊村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他想起返鄉時曾靈光一閃的夢想──蓋一間圖書館。

對於家鄉教育資源的匱乏，吳永修一直耿耿於懷，有一次他回到母校信義國小，看見二棟閒置的教室堆滿雜物，當時即想，若哪天教室能堆滿書，讓社區居民和小孩可以透過閱讀，看到外面廣大的世界，該有多好！

於是他和太太一起「撩下去」。看著吳永修夫婦兩人東奔西跑，拉著阿公阿嬤跳舞，領著社區居民舉辦各種活動競賽，原本不認識吳永修夫婦的農民阿明伯（蔡振明）都深受感動。在讀冊館需要經費添購書架、樓板時，更大方贊助萬斤稻米的收入12萬元。

之後吳永修又投入精緻農業，蓋起千坪溫室，種植番茄。深覺老農觀念與技術落後的他，開始到農委會的「農民大學」進修，希望能在村裡推動安全農業，以擺脫農作物缺乏行銷，受制於大盤、價格暴起暴落的缺失。

梁郁倫與鍾順龍回到花蓮承接母親炒花生的手藝，並攜手故鄉長輩、契作農戶，一同在土地上創造農作藝術品。

江申豐和吳永修的返鄉，都為鄉里帶來不小的化學變化。返鄉的篇章，不只有遊子注入活水，也有人因為回家，重新上了一課，例如創立「美好花生」品牌的夫妻檔梁郁倫與鍾順龍。

1978年出生的梁郁倫自東吳大學經濟系畢業後，赴英攻讀藝術管理碩士，歸國後在華山藝文特區擔任展覽企劃；鍾順龍則在取得倫敦大學金匠學院影像與傳達碩士學位後，進入《蘋果日報》擔任攝影工作。

在台北工作時，鍾順龍時常接到媽媽劉秀霞寄來的花生。2002年，台灣加入世界貿易組織，花蓮鳳林花生價格不敵進口農作，農民紛紛休耕，波及在當地經營農機租賃的鍾家。為了拓展財源，劉秀霞開始炒起花生，適逢花蓮縣舉辦國際石雕節，推動一鄉一特色，因而打出名號。

2009年，六十多歲的劉秀霞有意退休，梁郁倫和鍾順龍決定回鄉接手。聽聞他們的決定，周遭不少朋友皆感惋惜，但梁郁倫卻說，「大家都認為離開台北是放棄，我卻覺得是一種獲得。不論學習炒花生，聆聽鄰居講述農業知識，都是一種生命經驗。炒花生的勞動只是第一階段，背後承載的創意、夢想無比廣闊。」

梁郁倫跟著婆婆從剝殼、翻炒花生一路學起。隨著業績提升，她找上鄰近6戶平均六、七十歲的長者幫忙剝殼，並和9戶農戶契作，種植「台9號」花生品種。

今年，梁郁倫和鍾順龍還打算租下一處三合院，推動「農產品工作室」，重現曬穀場兼顧玩樂工作的傳統文化。

因為人口外移，走向老齡化的鳳林，許久未見的活力正慢慢甦醒。「面對土地後，我才知道，土地上的作物就是農人創造的藝術品，」梁郁倫說。

梁郁倫與鍾順龍回到花蓮承接母親炒花生的手藝，並攜手故鄉長輩、契作農戶，一同在土地上創造農作藝術品。

返鄉的動機因人而異，然而，如果是為了逃避都市生活的挫折，那麼返鄉絕不是終止煩惱的萬靈丹。

「返鄉後，首要面對的就是來自家庭的壓力。」南投青年返鄉服務協會執行長洪志杰直言，老一輩總認為，外出打拚才能功成名就，返鄉是無法生存於城市的挫敗。因此人口外流的縣市若想鼓勵青年回流，必須打破成見，不論務農、執筆都一視同仁，返鄉青年才能實現自我。

41歲的洪志杰，2008年結束國會工作返回南投時，即曾面對鄉里長輩的質問。他說，返鄉需要經過深思，若只為返鄉而返鄉，無助於解決當時離開城市生活的茫然。

近來他又看到家鄉新一波的返鄉潮。例如以土鳳梨為鳳梨酥內餡的「微熱山丘」、「18度C巧克力工房」的經營者，都是外出返鄉的成功創業者，不僅為當地創造就業機會，也促成更多遊子返鄉。

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教授辛炳隆指出，台灣社會歷經經濟高度成長、陷入停滯期的發展後，揚棄在城市追求成就，選擇回到故鄉找尋機會，是一種務實的決定。返鄉創業、務農，都是職場多元化的表現。

但辛炳隆也提醒，政府或個人不能把返鄉視為解決就業問題的唯一解方。

曾經北上就學，海外打工的新農夫楊宇帆，返回台南關廟務農後，深深體會唯有解決產銷問題，才能喚回更多青年投入農業。

他指出，包括青輔會、經濟部中小企業處推出的「返鄉青年創業啟動金」、農委會的「新農民返鄉計畫」，以及客委會的「客家青年返鄉創業啟航補助」等政府部門的一連串輔導創業方案，多半集中在資金補助，但能不能帶動地方產業，還需要考慮內需因素，清楚規劃產業方向。否則也許一時能拉動地方產業，但若仍僅靠當地的消費人口，很難擴大需求面。與其盲目追求返鄉人數，應該側重能帶來多元創新、高質感的返鄉模式。

辛炳隆認為，準備返鄉的青年需要確認返鄉的目的。一味懷抱浪漫，在城市遭遇的挫折、難題不會因為回到故鄉就解決。

「返鄉不能太浪漫，除了要對土地有感情，還要先問自己，返鄉之後準備作甚麼？」他說。

以一篇部落格文章〈親愛的英九，請聽我說說話，好嗎？〉一夕爆紅的27歲新農民楊宇帆，對於返鄉生活，有深刻的體會。

楊宇帆高中就讀台南一中，大學考上成功大學經濟系，但沒念完，又轉學到台北藝術大學圖文傳播系。2011年3月，他決定回到台南關廟承接阿公休耕多年的田地，成為新農夫，種起3甲鳳梨田。

沒有農作經驗的他，常常不按牌理出牌。他不採用農業改良場建議的化肥配方，用的是自己以鳳梨酵素、水、糖調配的液態肥料；他不相信慣行農法所說的田地必須除草務盡，反而放任田埂雜草叢生。

中年返鄉的雲林五塊村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吳永修，興辦「讀冊館」，透過閱讀，為社區居民打開眺望世界的窗。

雖然對農業懷抱熱情，但他也感嘆台灣農業的產銷困境。以他耕作3甲地，約可生產出8,000～10,000台斤的鳳梨來估算，經過18個月的耕作，若每台斤以40元售出，扣除成本約可賺進30萬元。換算下來，平均每個月只有一萬六千多元的收入。

對於農委會「新農民返鄉計畫」之中的「返鄉務農青年基本薪資保障」構想，楊宇帆認為只治標未治本。

「新農民返鄉計畫」透過各地農會與農改場篩選符合資格的年輕人，只要種植具有競爭力的雜糧作物，如玉米、小麥等，就會以農糧署「農家賺款」為基礎統計收入，若未達最低基本工資1萬8,780元者，農委會就會補足差額。

但楊宇帆認為，政府鼓勵青年返鄉務農，不能只靠補助，必須協助打通銷售管道，甚至從源頭改變消費觀念，讓消費者了解並接受無毒農作物應有較高的售價。

不少新農民因為認同土地，願意嘗試更困難的農業耕作模式，走一條兼顧生產與生態的道路，他們在乎的是工作價值感與光榮感，因此無論是「新農民返鄉計畫」或「活化休耕地政策」，都必須從農業的永續發展來思考，作為年輕務農族返鄉的後盾。

電影《賽德克‧巴萊》攝影師江申豐，一肩扛攝影機，一邊扛鋤頭，努力重現螢火蟲飛舞田間的兒時記憶。圖為江申豐赴苗栗拍攝電影《幸福三角地》的工作場景。

2004年的春天，34歲的賴青松結束在日本研究所的學業，回到太太的故鄉宜蘭，下田扮起荷鋤戴笠的作穡人，他和朋友一起出資租下田地，實現生態農法，種出同享一畝田的福分。

「居然能夠在短短幾年內吸引這麼多人的注意與參與，當自己在燦爛的7月陽光下，刈下第一把黃澄澄的稻穗時，老實說，那是種再踏實也不過的感覺。」在《青松ê種田筆記：榖東俱樂部》書中他寫下自己多年的心路歷程。

2012年3月，40歲的溫仲良在報上書寫一封〈給返鄉青年的信〉，成大都市計畫研究所畢業的溫仲良，曾在台北市政府工作，因為不喜歡穿西裝上班，2002返鄉擔任美濃愛鄉協進會總幹事，從守護田庄圳溝開始，希望能改造新型態的客家農村，儼然是第一代的「返鄉青年」代表。

「可能是對我的期許，或是一種身分的肯定。但對這個詞彙（指返鄉青年），我一直感到無比尷尬和不自在，在眾聲喧嘩後，常自問：我，返鄉了嗎？」

他的思考是，台灣只要半天就可以來回頭尾，台北與美濃，對他的工作、生活方式、思維意識究竟有多大差異？如果沒有，那麼返鄉到底代表了什麼？難道只是身體的空間移動？

從「返鄉青年」到如今的「滯鄉中年」，他發現，農村「才是不得安寧的地方」，因為有太多事要做，而返鄉其實就是好好跟土地一起生活。

對每一個世代而言，外出或返鄉是永遠會在腦中迴旋不去的大命題；返鄉也絕不是台灣獨有的現象。

美、英、紐西蘭與澳洲等西方國家，自1990年代開始討論「新迴游主張」，越來越多人期望從奔波忙碌的生活掙脫出來，尋找一種簡單輕鬆的低薪生活，當個「迴游者」。

日本也曾以「U-Turn族」一詞形容返鄉遊子；U-Turn原指「U字型迴轉」，引申為兜了一個圈子，最後還是回到生命的原鄉。

著名部落客劉威麟在〈獻給不想回家的你〉一文中指出，對很多都市上班族而言，即使家鄉有機會，仍有不少人會直覺認定，離家最近的工作機會，可能不 是最好的機會，因為台灣社會世俗的價值觀，就是男兒的「心一定要大，大到可以吞下全世界。」於是，很多人的事業越成功，就越難「回家」。

劉威麟說，反過來思考，我們也可以說，現代人氣吞干雲，心之大，不應該受限於腳步可以走到、飛機可以飛到之處，就算在家裡，或者在窮鄉僻壤，同樣 可以透過網路，以宏大的心和全世界打交道，「如果你的志氣真有這麼大，『家』絕不會限制你。」

當回鄉的號角再次響起，我們看到懷抱逐夢熱情的人從四面八方回到鄉里，用個人的力量推動改變，讓自己的生活過得更踏實，也讓家鄉更美好，因此，請給「家」一個機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