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發學界「金頭腦」

星友科技公司總經理許文星，是國內第一個研發中文手寫辨識系統的人。早在日本慶應大學攻讀博士時，他就以此為研究課題，論文發表後，立刻被獨具慧眼的日本公司買走專利，製成一台售價四千萬日幣的自動讀圖系統。這個以視覺與圖像技術為基礎的原創性研發成果，不僅為三十五人的小公司營造了三十五億日幣的營業額，也讓許文星初嘗「知識致富」的滋味。

知識的傳承永無止盡，知識的載體也愈趨多元，有以純金打造封面封底的天價巨冊，也有隨手點選、複製無須成本的網路資訊。

圖為二千年海峽兩岸圖書交流展。

金母雞「孵」出新產業

知識經濟以知識為金母雞，而大學正是知識的寶庫。一九五九年，美國成立第一個「創新育成中心」，提供設備、技術顧問與財務支援，讓初創業者有一個孵育成長的搖籃，之後育成中心的運作模式逐漸受到認同。台灣從十年前開始投入，至今全國大專院校及研究機構共設有四十六個創新育成中心，超過六百家廠商在此接受培育。數目雖然驚人，不過比起大陸清華大學「校辦公司」培養出紫光集團、北京大學孵育了方正集團，台灣的育成中心卻始終績效不彰，令人著急。

「歸根結柢，台灣的教育制度及公務體系太死板，層層約制而不能鬆綁，是最大的問題，」去年被評鑑為全國優等的私立元智大學創新育成中心主任林耀欽感慨。

經建會主委陳博志對此也有切身感受，十八年前他在美國布朗大學擔任客座教授時，很驚訝地發現契約上明白寫著雙方的權利義務關係，教授的研發成果想移作產業使用？想去民間企業當顧問？沒問題，反正學校可以「抽成」，企業、教授和學校，三方皆大歡喜。

「不像在台灣，國立大學教授因為有公務員身份，做再多都是拿一樣的錢，」陳博志曾在工研院、經濟部等政府機構及公益團體掛了十幾份顧問職，每天有開不完的會，但依規定卻只能領取兩份車馬費。而且國外大學容許、甚至「鼓勵」教授「下海」創業，創業不成再重回校園，台灣的教授卻因為沒有這種退路，只能勉強「熬」到年資滿了拿到月退俸，才能離開校園去發展。在漫長的等待過程中，即使有什麼研發創見和旺盛企圖，也早已消磨殆盡了。

袖珍相機是工具，也是玩具。數位不是口號，而是這一代兒童日常生活的一環。

五百萬的代價

民國八十八年，行政院推動多時的「科技基本法」終於在立法院通過實施，從此可以授權各學術機構及政府單位進行鬆綁動作。掛了多年的顧問頭銜後，在清大電機工程研究所教書的許文星，終於可以用總經理身份在星友科技公司出現，期限是兩年。

為了這兩年的「借調」，許文星付出的代價不小：雖說留職停薪，但其實該教的書還是要教、該指導的博士論文也要指導，還要捐助學校每年三十萬元，讓學校聘用兼任講師以彌補不足的人力，最後還要額外以個人名義捐獻一筆「回饋金」。

「兩年算下來，足足損失了五百萬，」目前因為辨識系統的市場尚未成熟，星友科技還談不上賺錢，處於「倒貼」窘況的許文星相當無奈，不過他不後悔。

「以前我擔任工研院光電所副所長時，曾經看到幾次技術移轉給廠商的案子，可惜最後沒做出成功的商品，」許文星表示。當時大家互推責任，但在他看來，失敗就是失敗，沒有藉口可說。現在自己「跳下來」，從研發、找錢、生產、行銷一手包辦，「我要證明，教授做的東西不是沒用的，」許文星說。

學術、產業，鴻溝何在？

近年以耳溫槍、血氧濃度分析儀等產品贏得國家精品獎的康定科技總經理郭義松則指出，由於醫療儀器的技術相當專業、人才又少，因此當初他也曾試圖和一些大學如台科大、陽明大學醫工所等接觸過，不過最後還是忍痛放棄。

「我們絕不是否定學術界的能力，而是雙方的著眼點不同：康定爭取的是時效，教授要的卻是周延漂亮的論文，」郭義松坦言，在學術界，今年做不出來沒關係，等明年預算下來再接著做；最後不論成敗，都沒有太大的獎懲壓力。但企業不同，兩年內原型機若研發不出來，市場需求可能就不復存在。即使研發失敗，也必須釐清原因、追究責任，總之錢是不能白花的。

「對學術界，證明自己的知識有用，是錦上添花，對產業界卻是攸關生死，」這樣的差別，在知識部門和產業部門形成了一條鴻溝。

高等學術機構到底應該如何調適，才能順利融入知識經濟的大潮流？

對此有精闢思考的政大商學院院長吳思華指出，未來的大學不能再侷限於「傳道、授業、解惑」的傳統角色，而應該積極擔負起「知識的創造、傳遞與應用」的責任。畢竟，在各行各業都力圖提升知識含量之際，知識部門也應該進行效率導向的產業化改造。「產業知識化，知識產業化」，兩相激盪，才能為知識經濟打下堅實的基礎。

書中必有黃金屋

「知識產業化」的腳步，其實已在各大學悄悄展開，四個月前，威盛電子剛和台大簽約，成立威盛專屬、有四十個名額的「電機學分班」，由台大教授設計課程，提供研究所程度的在職進修。

威盛公關李君偉指出，科技進步的速度實在太快，三年不學新把戲就會落伍，但出國唸書又中斷工作，對個人、對企業都是很大的損失。這次台大的配合度高，威盛同仁也踴躍報考，是一次漂亮的合作出擊。

在產學合作、終身學習的洪流中，冷門科目是否會因無「利」可圖而遭到摒棄？其實未必。吳思華舉例，九七年香港回歸後，香港城市大學看中了海外華人（包括香港人）的龐大中文需求，因此以網路、CD等各種形式推廣中文課程，造成熱潮。尤其多元化潮流下，以往冷門的考古、民族研究等，都可能一躍而為熱門議題，只要有創意、有眼光，書中總是藏著黃金屋的。

活學活用，才是真知識

「知識產業化，最難改造的還是觀念，」吳思華擔任政大商學院長一年來，迄今仍然常為一些小事和體制奮戰不已。

舉一個例子，「加入WTO後，未來台灣的教育市場也要開放國際競爭。為了加強國際化，商學院簽了一個又一個的姊妹校，但真要交換學生時，發現問題來了，因為台灣的大學採取中文教學，不會中文的國外學生過不來，相對的也就不歡迎我們的學生過去。」幾經思考，吳思華認為釜底抽薪之計，唯有開辦英文教學課程，經兩年修業後，可以授予正式的國際企管碩士學位，這樣才有吸引外國學生的誘因。

構想不錯，但國立大學用的是納稅人的錢，依規定外籍學生不能超過五分之一，又由於大學「窄門」的權威形象，所有學生一律要經公開招考才能錄取，這對招收外國學生都構成了極大的阻力。

為了打破陳規，經過一整年的奔走往返，吳思華爭取到一半外籍生、一半台灣學生，均採全額自費的模式，而且外籍生的錄取以托福、GMAT等為依據，也不會有徇私的嫌疑。最近外交部也興致勃勃地表示，要請中南美洲邦交國遴選優秀學生來台就讀。

「網路時代，上至天文、下至地理，所有資訊都在網路上一應俱全，學術機構不再獨霸知識，」吳思華說，因此大學絕不能有高高在上、等著別人來「求」學位的心態，而必須走出象牙塔，靈活因應市場的需要。這無損於學術的尊嚴，反倒可以彰顯知識的價值。

二千年前，孔老夫子周遊列國，汲汲奔走，希望能為世人所「用」；面對新經濟變局，知識份子何妨效法至聖先師，再造學術盛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