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電影救國片！──台灣電影工業生存戰

壞消息是，這句話對多數台灣導演並不受用，因為──95%的台灣導演更不會拍商業片。

但好消息是，台灣至少已有4部製作成本超過新台幣6,000萬元以上的大型商業片，正在拍攝中，也許這正是台灣電影重新擁抱觀眾的試金石。

然而，如果沒有華語市場作為上映腹地，大電影如何回收？合拍片是台灣電影「內銷轉外銷」的通關密碼嗎？

2008年是近10年台灣電影表現最好的一年，儘管居功厥偉的《海角七號》吸走台幣5.2億元，獨占當年國片票房的65%，但《九降風》、《囧男孩》等清新小品創下佳績，卻也讓不少人看到電影重登浪頭的契機。

2009年11月初殺青的《艋舺》，描述1980年代龍蛇雜處、省籍衝突的台北萬華幫派逞兇鬥狠的兄弟情誼，請來當紅、才剛以《痞子英雄》拿到金鐘獎最佳男演員獎的趙又廷和偶像明星阮經天為主角，由於題材吸引人，發行管道已得到美商華納公司大力支持，將用操作西片的手法，廣發100個拷貝（國片拷貝量通常在40個以下），全面上片，造成聲勢。

電視導演蔡岳勳的精緻偶像劇《痞子英雄》，也將拍成電影，製作成本預估達新台幣1.5億元。更受人矚目的則是《海角七號》導演魏德聖的史詩巨片《賽德克巴萊》，劇情類似古希臘時代斯巴達戰士以寡擊眾的《300壯士》，和蘇格蘭英雄群起對抗外敵的《英雄本色》兩者組合，描述台灣原住民視死如歸對抗日軍的熱血電影，成本高達5億元。

馬來西亞籍的華裔知名導演蔡明亮應法國羅浮宮之邀，耗資台幣2億元、淬煉3年，完成這部以達文西畫作中出現的施洗者聖約翰與莎樂美之間的恩怨情仇為故事主軸的《臉》，是另一種跨國合作的例子。

台灣電影工業最後生存之戰

大製作可以吸引觀眾眼球，但現實問題是，若僅在台灣上片，成本如何回收？

2008年在台灣上映的中西電影共有418部，總票房約49億元，較2007年成長4.7%；其中好萊塢拿走70%，華語片（含國片與合拍片）市占率12%。好萊塢大片所向無敵，而華語片吸金的「M型化」現象也很嚴重，只要如《赤壁》、《投名狀》等大片上檔，就會排擠其他華語片和進口藝術片的空間，連2008年大陸票房冠軍的《非誠勿擾》，來到台灣也只賣了163萬元。多數歐亞國家進口片的命運和華語片一樣，票房都落在100-300萬元之間，和往年一樣停滯不前。

當大陸票房連連創下紀錄後，台灣電影界不得不正視「華語片的未來在大陸」這個事實，國片可不可能「內銷轉外銷」，瞄準大陸，再藉大陸輻射亞洲？

2009年的台灣電影票房冠軍《聽說》，是著名製片人焦雄屏從3年前開始規劃一系列年輕導演劇本中脫穎而出的作品，成本1,600萬元台幣，雖然不高，但籌資仍很困難。直到2008年初台北市聽障奧運會覺得故事和聽奧的定位契合，最後一筆資金才到位。上映後靠著口碑逐漸發酵，全台票房衝上2,500萬元。

《聽說》監製焦雄屏說，按照市場機制和戲院拆帳後，可以收回一千多萬元，加上電視和DVD版權約在100萬元以下，但扣除電影宣傳花了600萬元，已經賣到冠軍還是難逃賠錢宿命，「在台灣電影產業和文化都可能被消滅下，不如藉由另一個市場來爭取發言權。」

熟悉國際影展趨勢的焦雄屏說，全球影展的潮流早已改變，近幾年台灣電影的風格太過重複，沒有新創見，在韓流、東南亞流、中南美洲電影美學陸續被發現後，台灣電影不再像十幾年前還具有國際傳播的意義，「現在電影產業是最後生存之戰，值此危急存亡時刻，我們也只剩下大陸市場了！」

描寫台灣1980年代的黑道角頭故事《艋舺》，是2009年最受矚目的本土大片。

中國市場是台灣片「內銷轉外銷」的方便門？

2008年《海角七號》在國情差異、少有宣傳，加上5元人民幣盜版光碟到處都是的情況下，還在大陸創下2,300萬人民幣的票房，等於是憑空多了一筆上億台幣的收入，不賺可惜。

此外，大陸對進口片和國產片（包括華語合拍片）的票房分帳比例，也有不同規定。進口片片商只能分17%，合拍片則增加到43%。台灣若不與大陸合作拍片，拍出來的電影只能以進口片身分進大陸，但台灣片怎麼可能在大陸每年50部進口片的配額下搶灘成功？出口難度相形增加。

外在情勢比人強，在大陸上映也看似誘人，但仍讓不少台灣電影人憂慮。

「如果台灣電影本身的力量不夠強，會不會被吞噬？」《艋舺》監製李烈在2009年華語電影製片論壇上提醒，不少香港新導演就很羨慕台灣導演仍保有自由創作的空間，因為現在香港拍片的方向和尺度都得取決於大陸片商，香港電影人的發言權越來越小。

李烈坦言，她也曾到大陸尋求資金，但找到的投資者都說要修改劇本，否則很難過關。她和鈕承澤導演掙扎很久，深感「如果修改劇本，就不是我們的創作了。」兩位「賭性堅強」的電影人決定放手一搏，賭一賭台灣觀眾是否買單？希望靠自己力量壯大後，贏得未來在中國市場上更大談判空間。

2009年台灣本土片的票房冠軍《聽說》，敘述一名聽障游泳選手的一段「無言」戀情，以獨特清新的風格，強調「愛」與「溝通」的力量，是一部青春的美麗電影。

陷阱：人生地不熟，慎選合作夥伴

嚐過大陸甜頭，也被騙過的導演朱延平，是最早到大陸拍片、並與大陸片商合作的導演之一。

2004年他幫東森電視台拍一部電視電影《一石二鳥》，被大陸片商以100萬人民幣買下版權，轉成底片拷貝後在三百多家戲院上映；他到戲院一看差點昏倒，銀幕黑漆漆的，畫質差、又沒有杜比音響，聲音「扁」得像從收音機裡出來，這麼差的硬體條件，竟然還賣了2,000萬人民幣。

當時台灣市場盪到谷底，加上大陸片商盛情邀約，他轉當監製，2005年他找了偶像劇導演林合隆拍了部《狼》，主角是林志穎、許紹揚，成本約180萬人民幣。和大陸片商簽了合約，對方也先支付10萬人民幣訂金，結果殺青後，片商竟賴帳：「現在電影很不好，沒有錢。」

朱導想想，既然如此，不如兩人解約，他還可以轉賣給別人，對方還不肯答應；為了怕後續麻煩，他只好降價求售，最後以5折賣掉。後來他才知道對方只是浙江某片廠的一名小小行銷經理，就是買空賣空，來吃錢的。

儘管有此小挫折，但朱延平已經看到中國市場崛起的爆發力。

《艋舺》男主角為阮經天〈中〉和當紅的趙又廷（右二），白布鞋、花襯衫的裝扮，「聳」又有力。

策略：8,000萬元大電影救國片

2007年新聞局推動「策略性影片」方案，增加對中大型影片的補助（每年約2-3部），凡是成本3,000萬元台幣以上的大製作，最高可補助30%製作費；2009年又將大片成本大幅提高到8,000萬元以上。而為了分散投資風險，也鼓勵台灣電影與香港、中國或其他國家合作。

製作成本達1,000萬美金的《功夫灌籃》，得到2006年新聞局輔導金補助的新台幣1,500萬元，加上台灣長宏影視公司、香港英皇公司投資，以「打球尋親」的通俗故事、誇張的喜感和特效，靠著主角偶像歌手周杰倫的魅力，台灣票房約3,000萬台幣，表現不盡理想，但大陸卻狂賣2億人民幣；日、韓、港等地的版權收入也累積達430萬美金（約合1.4億台幣）。

朱延平說，《功夫灌籃》在大陸賣座後，大陸片商個個都拿錢來「砸」他，請他拍續集。但他不想老調重彈，至少推掉10部電影邀約，直到2009年才又以周杰倫搭配台灣第一美女林志玲的組合，開拍敘述一對歡喜冤家冒險盜墓奪寶的故事《刺陵》。外景開拔到中國寧夏銀川沙漠取景，有龍捲風、沙塵暴、綠洲等奇觀，製作成本高漲到4億台幣。12月《刺陵》將在中國上映，同檔強片還有陳可辛監製的《十月圍城》、張藝謀導演的《三槍拍案驚奇》，將是一場中、港、台作品正面廝殺的激烈場面。

「在大陸打仗很過癮，以往台灣都缺席，至少今天台灣站出來了！」朱延平痛快地說，《三槍》的主角孫紅雷還走不出大陸，這次東南亞市場就看台港導演對決了。

《艋舺》導演為童星出身、演而優則導的鈕承澤（中），片中他自己也上場滿足了一下戲癮。

困境：大資金更難找

擅長拍喜劇片的朱延平，是台灣商業片導演的指標人物，籌資容易，但其他不嫻熟商業片高潮起伏鋪陳或文藝風格濃厚的導演，如何踏出籌資的第一步？

魏德聖導演的第二部劇情片《賽德克巴萊》，成本高達5億元台幣，雖然有新聞局補助《海角七號》票房獎勵金的1億600萬元，也得到台灣、大陸部分資金支援，但仍有2億元缺口，讓魏德聖焦慮不已。

細撥算盤，就算《賽》片在台灣再度創下5億元票房「奇蹟」，和戲院六四分帳後，也只能拿回2億元，扣除演員酬勞和製作成本後，仍可能倒賠。由於製作成本太大，《賽》片勢必朝兩岸合拍片的方向發展，而中國對這樣一部台灣原住民抗日的故事，究竟有何意見，仍是未定之數。

選在霧社事件79周年紀念日（10月27日）開鏡，為了劇中的爆破、戰役等場面，魏德聖幾次前往北京就教《赤壁》導演吳宇森，吳宇森也慨然答應擔任監製，讓魏德聖感受到「站在巨人肩膀上」的開闊視野。

相較之下，叫好叫座的《痞子英雄》電影版資金已有眉目。負責監製的得藝公司，9月已和中國中影集團談好合作，對方也願意出資60%，但前提是「劇本得先通過審查」。

得藝公司創作部總監陳鴻元說，「不去接觸，真的不了解『眉角』。」例如電視版中黑白對立的幫派名叫天堂集團，改成電影後，製作群想，現在全世界的「萬惡集團」好像只剩下北韓了，就將黑道背景改成來自北韓，中影一聽萬萬不可，因為北韓是中國的友好同盟，得罪不起；其次，為了加強劇情和中國的關連，得藝想不如增加一名中國公安來協助辦案，中影也說千萬不行，因為若有公安角色，影片拍好後，就得先送公安部審查、再送電影局，徒增麻煩。

得藝公司的另一部影片，計畫將台灣暢銷作家九把刀的小說《殺手歐陽盆栽》拍成電影，將和香港監製曾志偉合作，也想進大陸發行，但陳鴻元已經開始為審查所苦──大陸片商一聽片名有「殺手」兩字，直覺反應是「不可能通過的」。

《海角七號》導演魏德聖第二部劇情片《賽德克巴萊》在霧社事件79周年當天開鏡，製作團隊與族人祈求拍片順利。

題材取向：有創意者勝出

為了搶占市場，台灣導演確實該多磨練「掌控大成本製作的能力」，但很多人並不建議台灣導演一開始就拍成本高的大片，因為太過冒險。

其次，在大陸上映也不如想像中容易。大陸本土一年生產國片約400部，但由於電影院數量遠遠不足，只有約100部可以排上院線，其餘影片不是無緣與觀眾見面，就是只能在中央電視台第六台的電影頻道上放映，版權收入在80~100萬人民幣之間，很難回本。

兼任台灣導演協會會長的朱延平希望，政府也能與大陸中央電視台協商，要求一年認購20~30部兩岸合拍片，讓台灣電影多一個賣片管道。

從投資方的角度看，若能找到多方資金分攤風險，又可以搶攻大陸票房，確實很讓人期待。問題是，要拍什麼樣的片子才能賺錢？台灣究竟要「賣」什麼？

《投名狀》後，有人推測，古裝大片觀眾應該看膩了吧？但香港導演陳可辛反對這種說法，「中國文化與歷史是兩岸三地的共有資產。古裝是指年代，不是指片種，古裝可以有鬼片、愛情、懸疑、偵探等，至少還可以開發18種類型。」

在中國拍片5年，陳可辛的領悟是，「不只是大陸，全世界觀眾都愛看大片，看電影已經變成一種奇觀，文藝片就在家裡看DVD，怪電影、大電影才到戲院看。」

但也有電影人持不同看法。「大陸這幾年極力衝撞大資金、大卡司的大片，但是當資金投入這麼大時，為了保障回收，題材上更會有所限制，作品型態也可能越來越窄，」同時是北藝大電影創作研究所所長的焦雄屏說，早些年以法國為主的歐洲電影人就曾針對好萊塢式的「恐龍大片」發出怒吼，認為將導致中產階級品味狹隘。因為電影不能只看產值，結果抹殺了中小型電影的生存空間以及文化代表性。

雖然千軍萬馬的歷史大戲、打鬥熱鬧的功夫戲在中國吃香，甚至如馮小剛導演的城市幽默喜劇也很有票房吸引力，但在兩岸語言習慣仍有差異下，似乎都不是台灣強項。

「台灣創作者常把『創意』與『原創』混在一起，」得藝公司創作部總監陳鴻元說，創意是站在別人的肩膀上重新發揮，例如好萊塢很喜歡買下古典暢銷小說的版權，增添時代感後拍成電影，因為商業片的最大邏輯就是「要觀眾掏出錢來進戲院。」

焦雄屏則認為，台灣電影進入大陸市場是有潛力的，兩岸語言相通、文化近似，也都是從威權政治體制下的農業社會轉型到多元而混亂的工商社會。而目前存在的文化鴻溝，要靠雙方努力，多辦影展、多交流，促進了解，電影文化才能被理解、接受。

2009年台灣本土片的票房冠軍《聽說》，敘述一名聽障游泳選手的一段「無言」戀情，以獨特清新的風格，強調「愛」與「溝通」的力量，是一部青春的美麗電影。

一場馬拉松競賽

不論拍什麼，大原則是──別為了與中國合拍，而亂了台灣自己的方向。

「兩岸合拍只是一個新選擇！」台灣威像電影公司總監製葉如芬說，不論台灣自己拍、與大陸合作、或與歐美合作，都只是選項之一，原則是有多少錢就拍多大的戲，重要的還是作品的深度和質感。

擔任過不少台灣新導演製片的葉如芬說，我們不能怪新導演老寫自己的青春與成長，新導演的第一桶金往往來自新聞局幾百萬元的輔導金，「能拍鬼片嗎？」

雖然愛才心切，但她又覺得很多台灣新導演寧願「窩」在島內拍MTV、廣告、短片、工商簡介等，享受讓人稱一聲導演的虛榮，也不願「屈就」去作一名助理導演，去參與、學習大片的製作，這種心態與觀念有待修正。

葉如芬說，大陸若真有拍片機會，要請新導演去工作，台灣導演可能還要考慮很久，「那裡的攝影師、錄音師是誰？我認不認識？能不能合作？」相較之下，香港電影人就是馬上收拾行李，隻身上路。例如《赤壁》的一名香港副導演，原本在山西拍《白銀帝國》，戲一殺青，立刻飛到北京，即使《赤壁》已經開拍兩個月，但他到了現場，拿著劇本、戴上耳機，立刻上線，進入狀況。

曾跟著吳宇森導演在大陸拍《赤壁》8個月的葉如芬，是800名中港製作團隊裡唯一的「台灣代表」，負責處理每天工作人員吃喝用的現金流量，以及調度120輛車和120名司機。

《赤壁》的前期籌備與製作規模，讓葉如芬開了眼界。例如曹操的城堡蓋在北京郊區的一片農地上，農地租借期3年，第一年製作團隊先用泥土掩蓋稻田，慢慢填平、第二年搭景、第三年恢復原狀歸還，一點也不能耽誤。

不可思議的是，農地上有祖墳，還得請農家遷墳，「換是在台灣，不知道會不會被人『砍』？」她問。但大陸地方政府硬是出面動之以情、誘之以利，「就剩你這一戶了，你說要多少錢吧？他們付的錢夠你養全家3年，條件不錯。」而戰場上金戈鐵馬的臨時演員，竟都是由中國解放軍支援的。

工作時，說北京話、上海話、廣東話的都是同事，但在某種程度上仍有隔閡，心情很寂寞。葉如芬也希望能有更多台灣電影人加入，但大陸人好強，她也愛面子，「帶自己的人過去，就必須給我頂住，不能優柔寡斷、要死不活的，得吃苦耐勞、經得起人家偶爾冷嘲熱諷，有些事還得忍下來，因為我們是在人家的地盤上。」思前想後，葉如芬最後還是選擇孤伶伶一人前往。

兩岸合作為台灣電影產銷開了一道門，但能拍出什麼作品，仍是一個大課題。不論從人才、資金、創意或市場經營看來，可確定的是，電影工業不是短跑，而是一場馬拉松，台灣電影必須自問──我們準備好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