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湖路上不獨行──華山論金庸

正是所謂「金庸出巡，轟動武林」。市長選情如火如荼的十一月，武俠小說家金庸搶盡了候選人的鋒頭；媒體、金迷也爭相追睹金大俠風采。

有學者在「金屬小說國際學術研討」會上以京劇中「把場」一詞形容金庸，三天的會程金庸都全程聆聽。（邱瑞金）

有人稱，金庸武俠小說是華人世界的共同語言，俠骨柔情的江湖世界讓多少華人遁入鄉愁。中國武俠小說何其多，為什麼金庸能像拔地而起的孤峰、獨領一代風騷？

相較於當代華人世界眾多小說家，金庸的幸運、光榮，無人能及。一個作家能在有生之年親身參與「屬於他」，而且是自發性的國際性研討會。

以金庸武俠小說為主題的國際性研討會，今年五月在美國科羅拉多大學召開過、半年後又在台北上演，兩次會議金庸本人都在台下聆聽學者從性別、人物、宗教、心理、翻譯、作品結構等領域發表的意見。「如果召開紅學（紅樓夢）會議也能把曹雪芹請來為我們解釋疑問，多好，」一位學者說。

不少發表論文的學者，不忘趁此機會向「金庸大俠致敬」，「十歲啟蒙讀金庸小說」、「看完金庸作品就不想看其他小說」，成了許多人的共同經驗。

北京中國電影藝術研究中心副研究員陳墨花了七年時間研究金庸，完成了十二本、約二百萬字的「金學」研究著作。一部《天龍八部》看了二十二遍的陳墨有「說不盡的金庸」，他推崇金庸寫作的境界在「既不重覆他人又不重覆自己，通古通今、通俗通雅、通中通西。」

因「金學」產生了強大市場效應，不同語言的譯作、科幻小說名家倪匡五看金庸和改編的漫畫。（邱瑞金）

十三歲看完金庸十五部小說的梅小妹妹，知道金庸要來台北，怎麼樣也要得到父母同意，向學校請假。她在會上問金庸「一生中什麼事對你影響最大？怎麼會開始寫武俠小說？」一個文類「黑洞」

金庸作品席捲八荒、包羅萬象，獨霸華人世界「武壇」的現象，有人潛心研究，有人玩票加入戰局，研討會上來自各華人地區的眾多學者一起比對研究心得，而引發了各種爭論。

作家張大春在〈從武俠衍出的中國小說敘事傳統〉論文中引述一則故事。一九六六年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教授陳世驤在日本任教，由於買不到《天龍八部》，特別致書金庸，請寄一套，這封信被視為「大學教授讀金庸武俠」之說的一件最早文獻。四年之後陳氏在第二封信又如此恭維金庸「今世猶只見此一人而已」。

武俠小說「後無來者」的論調自此不斷出現。一九八○年科幻小說作家倪匡稱許金庸「古今中外、空前絕後」。今年五月美國科大的研討會上，大陸學者楊春時斷言，「不會有超出金庸的武俠小說，因為金庸已成功地完成了武俠小說的現代化實驗，其結果是武俠小說的解體。」

圍繞在金庸作品周圍，「無論是文本爬梳、抑或作品外緣的附會參詳；無一不是增加金作、金學的擠壓效應，」張大春形容這是一種「文類黑洞」，造成「捨金庸而無武、非金庸而何俠」的強大排擠效應。

金庸小說早在坊間流傳十多年了，為什麼今年會造成旋風？

新新人類也許最先從電視連續劇熟知金庸小說的眾多人物，不少香港明星也因演了他的書中角色而知名度大漲。圖為金石堂書店的金庸人物展。（邱瑞金）

出版金庸小說的遠流公司董事長王榮文分析，兩年前他們就開始邀請學者提報論文，籌劃研討會，並不知道金庸旋風會在今年引爆。他認為，各電視台都在播映不同版本的金庸小說連續劇，如台視的《神鵰俠侶》、ＴＶＢＳ播的港劇《笑傲江湖》引起的商業效應是近因；這其中出版社刻意介入的部分，只是結合科技，經營「金庸茶館」網站，把過去沒有組織的讀者結合起來，讓過去閱讀金庸的「獨樂樂」變成「眾樂樂」。誰需要金庸？

武林盟主的萬丈光芒讓不少人想搶搭金庸熱的便車，飯店業者推出「射鵰英雄宴」，每一道菜名都出自金庸小說的典故，如「玉笛誰家聽落梅」是黃蓉為師父洪七公所烹煮的炙牛肉條，因為肉條形似笛子而取此名；受邀參加筵席的政治人物們則多喜自比為大仁大義的郭靖。

金庸小說對港台新加坡華人地區的電影、電視、漫畫、光碟遊戲等影像創作者更是永恆的誘惑，每隔一陣，就能看到改編自金庸小說的人物情節躍登大小螢幕。

香港幾乎拍過金庸每一部小說，十多年前金庸武俠港劇在台上映時，曾榮登錄影帶店暢銷排行榜。台灣電視製作人楊佩佩製作的《神鵰俠侶》才剛播完，四年前拍攝的《倚天屠龍記》如今重播，仍然受到觀眾歡迎。楊佩佩認為金庸小說最大吸引力，在故事豐富、人物突出、感情濃烈，是極佳的戲劇題材，她也準備製作被拍過好幾回的《笑傲江湖》。

針對金庸引發的通俗文化現象，文化評論家南方朔說，作家的命運不是被遺忘就是被記得。當沒有出版社願意印書、沒有讀者談論就是被遺忘了。而什麼是被記得呢？「有一群信徒形成解釋圈，為作家塗胭脂抹粉、合理化、建構基礎。」

以英國大文豪莎士比亞為例，南方朔說，從古到今三百年，已經很少人閱讀莎士比亞戲劇的原文了，但是我們有莎士比亞戲劇的簡易本、故事集，還有人拍莎士比亞，不斷歌頌的結果，解釋圈也就逐漸擴大到全世界。「經典也要造勢，不是完成作品就會被記得，這背後有複雜的運作過程，金庸小說目前就處在這個階段，」他說。

照著武俠小說中食譜做成的佳餚，究竟味道如何？有興趣的食客不妨實際演練一番。圖為西華飯店為金庸研討會所設計的盛宴美食。（邱瑞金）

研究中國武俠小說歷史的淡江大學中文系副教授林保淳同意，直接閱讀金庸小說的讀者，未必超過透過其他媒介「看」金庸的人。近三年他在中文系開設「武俠小說選」的課程，選修的七十位學生個個熟知金庸，但上課前詢問真正讀完一部小說的人數，往往只有十多位。證得武俠正果？

金庸像黑洞般吸引了所有聚光燈，孤拔的高音，竟讓武俠小說落入無人敢接招的困境。不少人因而認為除了金庸，其他武俠小說皆不可觀？

林保淳卻不同意如此悲壯的論點。他認為，作為一種文學文類，研究者不該把研究和好惡混為一談，認為其他武俠小說沒水準而不值得一看。

他分析，武俠小說可以說是民國五、六十年代台灣民眾最重要的休閒娛樂，從一九五五到一九七二年金庸完成「飛雪連天射白鹿，笑書神俠倚碧鴛」的所有作品。但是在戒嚴時期，由於台灣當局認為金庸的《射鵰英雄傳》有影射毛澤東所作「彎弓射大鵰」詞句的嫌疑，金庸小說因而一直在「禁書」的目錄中，大多數台灣讀者並不知道金庸。金庸小說被移花接木，分別以古龍、司馬翎、歐陽生等人作品名義出現。

「以前武俠小說流行是每位作家都紅，」林保淳舉例，臥龍生的《玉釵盟》在中央日報連載時，不少讀者每天早上就到報社前等著出報；諸葛青雲的《飛燕驚龍》曾風靡一時，古龍的《楚留香》更是紅透半邊天。如今商業力量將金庸推向高峰，從一九七九年他的作品解禁後，至今不曾衰歇，儼然宣告了「金庸時代」的來臨。

金庸小說對影像創作者來說是永恆的誘惑和挑戰。然而一旦劇中角色以具體形象出現，又可能破壞讀者心中的想像。（邱瑞金）

「近代武俠小說的盛況，金庸貢獻過心力，但畢竟還是五百多位作家，三、四千部作品的心血，共同締建的，」林保淳說，金庸的作品只說明了「武俠小說應該如何」或「可以如何」，卻無法呈現「武俠小說究竟如何」的問題。千古世人俠客夢

不論各家水準問題，更值得探討的是，為什麼武俠小說對華人讀者有如此吸引力？

中國社會對「俠義」需求可能是一個原因，金庸武俠小說繼承了千百年來中國文化中「俠」的傳統，而成為華人社會最有魅力的一種大眾讀物。

中國古代文獻中，「俠」與「游俠」之稱屢見不鮮。「俠」一字最早出現在戰國時代的《韓非子》中，「俠以武犯禁」；西漢史家司馬遷在《史記》裡為「游俠」、「刺客」立傳，進一步勾勒出俠的精神面貌：「其行雖不軌於正義，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己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阨困。」

唐人傳奇追慕司馬遷的俠、刺客蹤跡，採納街談巷語、道聽途說的俠客軼事，大加渲染，產生了為數眾多的豪俠小說，如《虯髯客傳》、《霍小玉傳》、《紅線傳》等。宋以後市肆繁榮，各種市民娛樂如雜耍、說唱等民間藝術應運而生，用口語化文字寫作的「話本」，更有不少靈怪、公案、神仙、俠義故事。元明清長篇章回小說體盛行，為後世武俠小說提供了學藝、復仇、冒險、奇遇等諸多情節充實的基礎。《水滸傳》可以說是古代寫實武俠小說的集大成者，清代出現大量江湖俠客仗義行俠、爭強鬥勝的武俠小說，如《三俠五義》、《七俠五義》、《施公案》、《兒女英雄傳》等。

民國之後，軍閥混戰，知識份子為文自遣，結果使得大量雜誌小說日趨頹廢淫靡，如魯迅所說「妖異之心，脂粉之談」，迎合市民逃避現實的心理。其中以平江不肖生的《江湖奇俠傳》和還珠樓主的《蜀山劍俠傳》最有影響力。一九四九年之後，除了中國大陸因為視武俠小說為「精神污染」而禁止外，港台、東南亞地區的華文報紙，沒有一天不連載武俠小說。金庸即在這樣的社會氣氛下崛起於香港，終至在台灣大放光芒。

這是位於中國大陸的武術學校。俠客的江湖世界寄託多少世人的柔情、正義與想像空間。（邱瑞金）

但也有人質疑，在邁向法治社會的二十一世紀，為什麼我們還需要快意恩仇、黑白對立的江湖世界？過氣的武俠？

武俠小說的一個普遍觀念是「快意恩仇」，為了報仇，而且要快意，殺人就不算一回事。《水滸傳》就寫武松為了報仇，血濺鴛鴦樓，殺了張都監一家老少十五口。

「武俠小說內容滿紙荒唐，全無邏輯，故事大多超乎世事之常情，卻能把中國數千年來的神仙之說，無稽之談加到遊俠精神之中，創造了獨特的想像天地，」社會評論家也行在報上為文指出，武俠小說將古書字眼，變成武功的招數，實際是欺騙沒有古書知識的讀者，以故作玄虛的手法來迷人。「寫武俠的人多少有點玩世不恭的心情，所以我讀武俠，就有被聰明人愚弄的感覺。如讀得入迷，好像被牽著鼻子走，」他說。

「很長一段時間中國人特別歌頌俠的傳統，」南方朔也認為，讀書人不該擴大社會的不正義性，將俠客美好一面無限上綱。中國古代長久專制，宋元以後，漢文明處於弱勢，「讀書人把江湖當成逃避時代的最大鄉愁，」太過歌頌「俠」的地位，對知識份子思想停頓發生很大影響。

不過，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嚴家炎卻持不同看法。他認為，金庸小說從根本上就批評否定了「快意恩仇」這種觀念。他舉《射鵰英雄傳》裡的郭靖為例，懷著家國雙重悲痛對完顏洪烈完成了復仇，後來卻引出他的疑惑：「他一想到『報仇』二字，花剌子模屠城的慘狀立即湧上心頭。父仇雖復，卻害死了這許多無辜百姓，心下如何能安？看來這報仇之事，未必就對了。」甚至一度對學武產生懷疑。

也有人認為，就像《包青天》、《施公》連續劇受到歡迎一樣，武俠小說紓解了民眾對現實生活的不滿和怨氣。濃厚的文人色彩

除了發揚俠的傳統、賦予更新的時代精神，金庸對作品抱持的嚴肅態度，也是他能榮登盟主地位的原因。

年輕讀者也許不知道他們現在看到的金庸小說版本，是金庸花了數年時間修改的成果，和當年每天在香港報刊上連載的內容有相當出入。一九七二年金庸完成《鹿鼎記》後就此封筆，一九七九年他的作品在台解禁，首先授權給台北遠景出版社出版，以後又由遠流出版社接手，就是目前流傳最廣的版本。

林保淳研究「金庸版本學」指出，金庸十五部小說，將近三千萬字，封筆後他潛心案首修改，修改幅度小到文字修辭，大到情節、人物，到了鉅細靡遺的地步。

多數學者認為，金庸小說修改後的文字更見典雅華麗，處處顯露文人色彩。大陸作家李陀稱金庸寫作「達到了白話文的新高峰」。

而情節修改更是金庸「十年修訂」的重心。最著名的例子，如《鹿鼎記》的舊本中，主角韋小寶剛開始時頗有俠客架勢。連載一半時，金庸想法改變，半途而「廢」了他的武功。為了彌補前後設計不一的缺陷，出書前金庸大力刪減、修改，讓韋小寶成了「武俠小說中唯一不懂武功卻能在江湖世界中大放異彩的千古人物。」

林保淳認為，金庸早期創作也有瑕疵，拿修改後的版本和其他沒有機會修改的武俠小說家一起比較，似乎不盡公平。但修改作品是作家的權利，他因此更肯定，金庸今天的光榮不是僥倖得來，因為他是武壇「第一個嚴肅面對自己作品的作家」。作文教科書VS. 歷史教科書

金庸小說的文學性備受肯定，不少人建議可以拿來當作中學生的「作文教科書」。金庸小說背景裡的諸多歷史事件，又像是民間歷史教材。

金庸小說向來以濃厚的歷史氛圍著稱，例如：《天龍八部》以北宋初年，宋、遼爭持的場域為背景；《碧血劍》寫明末流寇為亂、清人入關；《鹿鼎記》敘述康熙一朝盛事；《書劍恩仇錄》寫乾隆皇帝身世秘辛，只是歷史場景中符合史實者究竟有多少，十分令人好奇。

金庸歷史感之強烈，使讀者往往分辨不出他究竟在寫「歷史小說」還是「武俠小說」。尤其是《鹿鼎記》，連金庸自己都說「毋寧說是歷史小說」。

與金迷會面時，有讀者問，陳家洛是清帝雍正兒子的真實性有多高？有讀者甚至拿小說中的情節描述來應付歷史考試。報上一位讀者投書說學校考歷史，問宋人抵抗蒙古堅守襄陽城共幾年？這位讀者依《神鵰俠侶》的記載，郭襄未出生前，郭靖、黃蓉就已駐守襄陽，郭襄十六歲生日時，襄陽也還未被滅，所以她想應是十六年，結果被扣了三分。

《倚天屠龍記》將明教這個外來宗教融入武俠和正史之中，使得明教這個原本沒沒無名的教派，隨著小說、電視劇的暢銷，知名度大漲。金庸對明教教規、習慣的描寫，贏得大陸史學者晁華山「真是難得的準確」的稱許。

但金庸所說，張無忌統一明教後，成為中原群雄之首，「其後朱元璋雖起異心，迭施奸謀而登帝位，但助他打下江山的都是明教中人，是以國號不得不稱一個『明』字。」台灣學者林悟殊經一番考證為文指出，金庸稱大明帝國為明教教徒打出來的，「缺乏足夠的證據，多為望文生義。」

小說畢竟和史實有段距離，但「面對金庸心情是複雜的，作為讀者只有敬佩，作為歷史專業研究者只有不安，」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副研究員林富士說，就傳達歷史知識來說，金庸顯然成就非凡。

金庸的歷史癖贏得史學家的稱讚，「金庸本人也寧可當歷史小說家，因為歷史小說的地位比較高，」林保淳認為，金庸還是有視武俠小說為「次級文類」的嫌疑。浪花淘盡英雄

不論如何，學者眼中的金庸小說，歷史地位已然大勢抵定。

「武俠小說不會再造成大風潮了，」林保淳認為，研討會久久來一次，大家覺得新鮮，武俠小說熱將趨於平緩。他有些悲觀的說，其實現在已是「文學沒落的時代，」就以大陸歷史劇《三國演義》在電視台播映，也引發一陣三國熱相比，大家都知道三國英雄、金庸小說裡的俠客，但未必人人讀過原著，每個時代只會留下少數知音。

不過也有人抱持「武俠小說沒有傳人有什麼關係」的立場，若真的沒有武俠小說可讀，隨著時代改變我們有偵探小說、驚悚小說，自有其他小說來收復武林失土。

正如宋朝蘇東坡所言，千古英雄，終將被浪花淘盡，江山代有才人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