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典，共思‧共悅讀

文‧徐禎苓　圖‧莊坤儒　翻譯‧Phil Newell

2016 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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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閱讀，生命的風采更風潤華美。(莊坤儒攝)

似乎每隔一段時間，「經典」議題就會被召喚。

2016年，誠品書店大規模企劃經典共讀，廣邀各出版社推舉古今中外重要著作，無論是書籍價值的再梳理、再確立，或是閱讀人口、買氣的重振；若進一步思索，經典的存在，之於這個時代與世代，究竟還意味著什麼？

我們邀請了6位學者作家共思經典，並推介一至兩本書，這些書攬括文學、藝術、宗教、社會範疇。一本書被重視，不只對於某領域、某團體產生意義，甚至僅僅作為一名讀者，閱讀過程受到的感動或啟發，讓書從一個人傳到另一個人手裡。

有時候，閱讀是尋找身而為人的各種叩問，而「經典」是人們的鄉愁。

中央大學中文系教授康來新對於「經典」的看法，主要從儒家、漢字文化圈出發。

重讀之必要、重寫之必要

中文系的學科建置特別強調經典閱讀。身為讀、教中文系的人，康來新對於經典的看法，主要從儒家、漢字文化圈出發。1949年後，別於彼岸破舊立新，台灣相對保留較完整的儒家文化與抒情傳統，事實上，二者正是華人共同的價值體系。中國文學擁有擬古、重寫的傳統，「重寫意味著對經典致敬」，也說明了經典被反覆閱讀、再造的過程。她援引哈羅德‧布魯姆在《西方正典》所述：「除非需要重讀，否則難擔經典之名。」進一步指出經典是「重讀之必要、重寫之必要的書。」

以專業讀者的視角，書籍經典化必然受到權力操控。她提及不管是西方諾貝爾文學獎，或大眾傳媒、教科書等打造的經典，必然有其好惡、品味、偏向，也難免受意識形態左右，「經典是某種群體記憶的形塑」。

關於經典書單，被稱為「紅學一姐」的康來新，首推《紅樓夢》。小說的「個人主義、本真性、對家庭的懷疑等現代性觀點，以及優美的白話文，使它被許多有具話語權的人看中」，且描述「性情中人、言情敘事、抒情美文，也符合傳統文化的抒情主義、審美品味」。另一部別於儒文化圈的經典，則屬《聖經》。古來無數菁英也曾逐句閱讀過、解析過，後人重讀，除了受惠於專業知識，對於品格、人生、價值的建立，也非常受用。

「我建議可以從自己喜歡的議題入手，去閱讀相關的經典，增加跨文化、跨時代思考。」尤其身處E時代，經典導讀漫漶於網路中，正映現出「閱讀經典並不孤單，那是複數的閱讀，像參加party一樣。」

書可以改變人生，透過閱讀，生命的風采更風潤華美。

文學具普遍性的價值

卸下台灣文學館館長一職，李瑞騰教授返回校園，從今年8月起回任文學院院長。長年推行藝文事務的他，以其博通古今的廣角，娓娓道來經典──這個古老卻彌新的議題。

李瑞騰說，《文心雕龍》已闡述過經典的意涵了。〈宗經〉云：「經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鴻教也」，表明經典的永恆性。「因為立場、派別不一樣，經典會有所不同。當經典形成後，在所屬的範圍內，有其絕對性」。從宗教角度，佛教有其經典，伊斯蘭教當然也有他們的經典；思想流派也是，儒家尊四書，道家讀老莊，各有其師法典範。從這個角度來看，「經典並不那麼剛性，反倒帶有幾許感性」。

經典的典範意義，是一個相對嚴肅的概念。被譽為中國文學母胎的《詩經》，從民間作品變為文學經典，顯現出在某些條件下，作品隨時空流轉，不斷被閱讀、再詮釋，乃成為經典，這涉及到經典化的問題。李瑞騰進一步以白先勇、黃春明的作品為例，指出《台北人》、《兒子的大玩偶》如今已被許多人視為台灣小說的經典。

李瑞騰也指出，已形成的經典，通常已千錘百鍊，瓦解並不容易，除非社會結構完全改變。但也不能忽視因時空差異所造成的典範轉移，有些作品會擴大、提升其影響力，有些則減低，甚至被人質疑或挑戰。

他思及1999年的經典三十活動，即是「透過一組機制，集體共同面對文學傳統，尋找經典」。當時選出的30本書，未必能盡合所有人的審美品味，但「文學還是有普遍性的價值」，孰是孰非，「最後還是得交由歷史來裁判」。

曾任台灣文學館館長、長年推行藝文事務的李瑞騰教授，以其博通古今的廣角，娓娓道來「經典」之義。

極致的價值，先鋒的位置

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文學，也有屬於那個時代的經典。作家鄭順聰憶起二十餘年前，胡適的《四十自述》或五四時期的指標人物作品，往往被掬取為經典；但時移事易，當前列舉的早非同往昔。居中變異，也許牽涉「社會變化太快，所以透過選經典來確認某個價值、目標與路徑。」

以此為起點，回觀經典的意義。鄭順聰形容「經典像凝聚價值的銅像，跟隨時代跌宕起伏，呈現某種相對性。」他舉蔣公與陳澄波為例，威權時代遍布的蔣公銅像，移往慈湖後，揭現了政治領袖的式微；相反的，戒嚴裡不能言說的陳澄波，而今重思其美術成就、二二八受難身分，使他從嘉義的在地畫家，一躍成為日據台灣的代表人物。「經典隨時代、族群變動，固然有其主觀性，但核心價值是否存在」，便為擇選經典的要旨之一。

實則，經典被形塑的過程是曲折的。他說，張愛玲作品最初被視為言情派，經夏志清推舉，首先在學院颳起旋風；張愛玲逝世後，各種條件將這股勢推向學院之外，被大眾喜愛，乃至風格模仿。學者推介，漸漸影響學院外的人，形成風潮，進而為經典。「對於經典，你可以不喜歡、不認同，但會佩服，因為作品拉升到某個高度，價值推到極致。此外，它還開啟先鋒，影響後人。」

近年來，鄭順聰積極推廣台語文學，相當推崇許丙丁《小封神》，情節活跳、形象生動，描寫神明在台南摩登街道之飛天遁地，在台灣文學史上，後無來者。另外，《小封神》有華語、台語版本，但如此的經典流通性低，耐人尋味。

也許，時間流域外，經典更像鄭順聰描述初聞冰島搖滾樂團Sigur Rós那樣，跨族群、具共鳴，一聽就喜歡。

作家鄭順聰形容：「經典」像凝聚價值的銅像，跟隨時代跌宕起伏，呈現某種相對性。

超越隔閡，激發多元思考

作為自由藝術創作者，鄒永珊從文字撰寫到書籍設計，一手包辦，小說《鐵道共乘旅遊手冊》即屬之。長年旅居德國，在跨國的文化經驗，乃至游於文、藝的出版參與，交織奠定其經典觀與閱讀視野。

鄒永珊從成書環節談起。當作品完成，其內蘊經典的質素與否、程度高低，蓋已底定。之後，書籍通過書市傳播與行銷、讀者閱覽與共鳴等繁複條件，進一步被經典化。然而，相較於討論過程中必然牽涉的多方要因，對她而言，經典的確立「終究要回歸到書籍本身」。而「抽象性」、「普遍性」、「開放性」作為經典的蕊芯，即是「帶著對世界的深沉關懷，能觸及人類的內在追求，同時激發並容納人的多元思考──由於抽象，它們的內容不受限於特定的一時一地，而能超越隔閡，並且能開啟不同詮釋或理解世界的面向。」

潘栢世的《太和鼓鬯：徐青山「二十四琴況」講述》與王爾德的《童話與散文詩》(巴金譯本)，是鄒永珊推薦的兩部經典。兩本書在美麗的文字裡，各自敞露犀利的批判。

《太和鼓鬯》不只講述二十四琴況的真貌，更重要的在於「揭櫫跨領域跨時代的美學價值」，「此書洞見切出一條明確篤定的指引，在創作的路途中我每隔一段時間就會重新閱讀這本書，作為自我檢驗的判準，從閱讀中找到看待創作更深入的角度。」然而，王爾德的童話「既天真又殘忍。溫柔時精準踏到心裡那一塊，讀後尤其疼痛。」他的《童話與散文詩》既是寓言也是預言，在人生不同階段讀它都充滿滋味，擺在當代它也依然照亮前路。

經典令人雋永不輟的，或許不僅為作品裡抽象、普遍與開放的底蘊，還是一盞時時提領前路的燈。

書架上陳列的每一本書，都是書寫者的文采與思想精華。

能給人以美和啟示的著作

「即使剝除其生產年代與環境等特定因素後，仍然能給人以美和啟示的著作，且往往會因為不同年歲與心境，產生不同的閱讀感悟，會注意到作品的不同細部。」這是集學者、作家、詩人於一身的楊佳嫻，對於經典的看法。

時任清華大學助理教授，感於教育場域裡研究、教學、選本與考試等機制，使得學院在書籍經典化過程產生一定效力，「甚至形塑出經典的風景」。她援引村上春樹曾說「驗證『獨創性』需要時間」，認為經典的形成經歷偶然與必然。「偶然層面，可能剛好逢上大環境的變化，讓某些美學、某些價值因此得到延長。必然方面，則與其寫作品質或思想的精粹有關吧。」

不過，她也特別點出「偽經典」的可能，「比如寫法上與時潮特別契合，或者特別容易在研究、教學上被操作，因此被提出來的機會特別多，造成一種彷彿經典的假象。」

在中外經典紛呈的時代，楊佳嫻推薦十八世紀曹雪芹的《紅樓夢》與十九世紀杜思妥也夫斯基的《地下室人》。

《紅樓夢》即便描寫三個世紀前的人事，但「寫情的各種面向、少年少女的成長與幻滅、家庭與體制的桎梏等等都不落俗套，描繪上層階級生活也很到位。」而《地下室人》則是她20歲時閱讀的第一本俄國文學，難忘於小說對人性的探賾。「杜思妥也夫斯基特有的一種幽暗氣息，簡直像是地心透出微光一樣。這種氣息，在華人作家筆下相對來說較少讀到。」

偶然也好，必然也好，離開成書的年代，經典是給予下一個紀元的啟示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