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鼠國」的寓言──讀張大春《城邦暴力團》

《城邦暴力團》是夙有「文學頑童」雅號的名作家張大春最新力作。挾著穎異的天資、文字的高敏感度，以及他博識多聞的學問功力，張大春宛如變戲法般地「變」出了上起清初康熙、乾隆時的「江南八大俠」，中歷國府時期的「清洪幫」，下迄當今社會的「竹聯幫」之「黑道譜系」；箇中引經據史，旁及醫藥術數、武功源流的考鏡，再加上若干「嚮壁虛構」、「存心作偽」的「自鑄偉詞」，原來只具有符號性質的文字，在他筆下雲翻雨覆，剎那間變幻出不可思議的華彩；配合著他刻意營造出的錯雜纏結之敘事時空、真實與虛構混揉的「自我介入」，交織出一片魔幻詭異的色調，似真非真，如假非假，很成功地引領讀者步入他蓄意塑構的「圈套」與「騙局」之中。

說「圈套」、「騙局」，其實沒有誣蔑張大春，不但其「自成一家之言」的所謂「黑道譜系」，是個騙局；就是他自言此書是企圖突破已經「一洗凡馬萬古空」的金庸武俠小說「黑洞」，自定其位為「武俠小說」的說法，也是個「圈套」；更有甚者，當今的社會（城邦）──包涵了政治、文化、經濟各層面，無非也是個讓人「無所逃於天地之間」的「大圈套」。身在社會中的所有人，當局而迷，不明究裡，唯有「鼠眉鼠目」的張大春之流，才能洞察此一「圈套」的底細。可是，老鼠是見不得光的，真相的光芒刺眼，於是乎只能侷促斗室，要不就逃逃逃逃逃逃逃……

七本書的奧秘

這個「圈套」的一系列精心設計，是由七本書開始的。這七本書，來歷十分清楚，作者、書名、出版社、總經銷，一一載明，而出版期則「剛好」與敘述者在「三民」書局閱讀的順序相符，在第三冊頁85，張大春如是寫著：

《食德與畫品》魏誼正54、11

《神醫妙畫方鳳梧》萬硯方54、12（上市時作者已歿）

《天地會之醫術、醫學與醫道》汪勳如55、1

《上海小刀會沿革及洪門旁行秘本之研究》陳秀美（疑為錢靜農化名）56、1

《民初以來秘密社會總譜》陶帶文（即李綬武之化名）61、1

《七海驚雷》飄花令主66、1

《奇門遁甲術概要》趙太初66、7

這七本書，「當然」是虛構的，但是，張大春卻「請」出了已故的歷史小說巨擘高陽來「背書」，眉批夾注的評點、闡發不說，更語重心長「點明」其間的「可能奧秘」。高陽在歷史研究上的造詣，向來是有口皆碑，恭請前輩為此虛構的「秘笈」佐證，毫無疑問地，是有意「除虛就實」，增添《城邦暴力團》的可信度。在這裡，我們可以看得出張大春企圖擷取金庸、古龍兩大家優長，而加以「轉精」的用心。

金庸假歷史為鋪墊的武俠創作，早在讀者口耳喧騰中，樹立了典範。張大春向以金庸為「武俠黑洞」，欲極力擺脫的雄心，自是督促他創寫《城邦暴力團》的重要因素之一。以張大春深厚的國學根柢，逕取史實，「模仿」金庸「亦虛亦實」、「化虛為實」的手法，以慷慨壯烈的歷史背景為豪傑英雄樹立形象，自亦可行（當然，成就如何，尚待評論，《武林外史》即為一例）；但朝華已披，夕秀難振，踵襲前賢，畢竟非當行本色，料想他也是萬萬不可能再為的了。翻空出奇，借金庸蹊徑，而別走途轍，當是《城邦暴力團》的創作路線。金庸的特色在依附歷史，千變萬化中，自有其規律可循；《城邦暴力團》則自創歷史，表面上黏附野史奇譚，而終究一派荒唐之言。在這裡，徐克導演、林志明編劇的電影《蝶變》，起了重要的影響。

從《食德與畫品》到《奇門遁甲術概要》，張大春巧妙地運用了他豐贍的歷史知識，擷取信史、野史、傳說、小說中的散片，規模宏偉地構築了他的「江湖史」，從清初的「江南八俠」到當今黑道的「竹聯幫」，居然同氣連枝式的貫串了起來，這是多聳動聽聞的「歷史」！偏偏張大春就有這種本事，我想，學術背景是他的得力處，因此「變造」得相當高明，幾乎可以「亂真」（說來好笑，學術研究與考證，恐怕也少不了類似這種的蓄意變造）。這七本書，就是記載這段虛構的「江湖史」的「偽書」──可以說是另一種形式的「武林秘笈」。這很容易讓我們想起《蝶變》中的《紅葉手札》。

《蝶變》是一部在七○年代相當重要的武俠電影，開啟了徐克新銳的導演風格。此劇是由林志明編寫的，很多評論者從此劇中窺見了《蝶變》模擬西方電影技巧的關竅，卻少有人論及此劇與已故武俠鬼才古龍小說的神似。細心的讀者很容易發現，古龍的小說，有其自成一套的「江湖史」，從《武林外史》中的沈浪、王憐花，到《多情劍客無情劍》的李尋歡、阿飛，到《邊城浪子》、《九月鷹飛》中傅紅雪、葉開，以及隨處皆不忘提點的「百曉生兵器譜」，古龍的「江湖史意識」，是十分明晰的。我們不敢確定，徐克與林志明是否曾受到古龍的影響（儘管在我看來，是肯定的），但《蝶變》中的方紅葉，覶縷記載武林秘辛，手撰《紅葉手札》，就是一部具體而微的「江湖史」，與古龍正有異曲同工之妙。

無論是《蝶變》或古龍，江湖史的締設，都是純粹虛構的，目的在於凸顯另一個異於尋常知聞的世界，此一世界，是獨立而自足的，《蝶變》的七十二路烽煙，無須任何歷史的佐證；古龍自沈浪而下的譜系，也無須傳記譜牒的支持；不必以真濟假，以假亂真，一個是新派武俠的「電影」，一個是新派武俠的「小說」，光是精采淋漓的畫面、影像，曲折離奇的情節、人物，就夠讀者（觀眾）陶醉沉迷於其中了。這個「江湖史」，早已經文類慣例賦予了約定俗成的意涵，虛構（假），就是最大的共識。

《城邦暴力團》顯然有取於其「假」，但卻蓄意破壞此一共識，他要讀者深深陷入透過學術考證、史學知識營構出來的「假」中，信以為真。因為這個「假」的建構，非常弔詭的，居然是一連串「真實」的散片所組織起來的。所以我說這是一個圈套，一個騙局。

然則，張大春的意圖何在呢？「鼠眉鼠目」的他，其實窺見了當前社會中一隅的實情：「江湖」真的是無所不在的。然後，他揶揄、諷刺、批判，並化為耿耿的隱憂。

「鼠國」中的陰影　　　　　──俠以武犯禁

張大春自我調侃是隻「老鼠」，其實用意在強調他的「鼠眼」中所窺伺到的「鼠國世界」。老鼠向來與人類並存，「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倏而滅、倏而生」，「鼠國─竹林市」則是「一座看不見的城市」（冊一，頁26）。其實，「鼠國」就是一般所稱的「江湖」，「老鼠」就是「江湖人物」。

在傳統武俠小說中，「江湖」是英風颯爽、嶔崎磊落的「俠客」，行俠仗義、快意恩仇的舞臺；儘管其間正邪善惡，淆然難辨，但一往無前之氣、大開大闔之風，還是清晰可見，與「老鼠」之畏首畏尾、瞻前顧後，大相徑庭。《城邦暴力團》以老鼠隱喻江湖人物，一時之間，英氣消磨盡淨，實際上導因於「俠客」悲情的宿命。對此，張大春無疑有深刻的理解。

自《韓非子》排擠「五蠹」，宣稱「俠以武犯禁」以來，雖經司馬遷在同情的了解下，賦予了道德上的意義；但在傳統的專制政體中，俠客，尤其是擁有武勇，甚至武力的武裝團體，向來受到深刻的猜忌，從秦朝開始，我們就看到歷史如何以強制、壓抑的手段，播弄著號稱為「俠」的一群人物。「俠客」是歷史上的實存人物，可他們不像武俠小說中那麼風光；風光的俠客，通常都變節成俠客的劊子手，漢高祖、明太祖的前例可以為鑑。這本是意料中事，俠客是「國士」，誠如蘇東坡〈養士論〉所論，是有心於權力鬥爭者最佳的前鋒，因此不得不「養」；而俠客一旦受「養」，介入權力過深，又恐其「養虎貽患」，是又不得不壓制。俠客，流轉在養與壓制之間，注定是悲劇人物，《水滸傳》梁山群雄的遭際，就是一種典型。俠客的真實歷史，就是這樣一路巔簸寫下的──伴隨著的是一片巨大的陰影。

黑金亂俠道

在此，《城邦暴力團》頗具歷史的洞識，擺脫了武俠小說中，俠客「事了拂衣去，不留身與名」的坦蕩，而直指俠客醉心於名與利的實質。俠客欲烈烈轟轟、建樹功業，是求「名」；慷慨赴難、仗義輸財，無「利」更不可能。因此，現實中的「俠客」，鑄幣掘塚，甚而以企業化經營圖利；或者勾結牽連，以身從政，是自古皆然的，「黑金」可謂是歷史悠久的俠客行當，最不濟的俠客，才會去打家劫舍。說穿了，武俠小說中的俠客，是被過度美化了的「超現實人物」。真實的，無所不在的俠客，儘管的確屬「國士」之流，卻在名韁利鎖中，墮落為孳孳為利、汲汲求名的「黑道」。

為求名與利，現實的俠客，介入經濟與政治之深，在張大春筆下，有相當程度的披露，尤其在政治上，陰謀迭現，更令人毛骨悚然：如新生戲院的大火、陸運通的飛機失事、洪波自殺、軍統局……等等，都是俠客在幕後操控（或受操控）。顯然地，如此披露的用意，當是在譏刺目前甚囂塵上的「黑金掛鉤」、「黑道治國」。從這點看來，我們不能不承認，張大春的筆鋒，是銳利而深刻的。

《城邦暴力團》的江湖史，縱越了三百多年，從前清康熙到當今社會，其間自然有其歷史的演變。在此，張大春難免具有「貴古賤今」的觀點，從天地會、江南八俠而下，似乎越具「古味」的俠客，行事越有「古風」，而每下愈況，到民國以來，就越發不堪聞問了。這關鍵何在呢？俠客理想性的喪失、文化素養的闕如、價值觀的向下沉淪，有以致之。這點，我們從張大春的江湖演變史中，是可以對照出來的。

所以張大春說：

那樣一個世界正是我們失落自己的倒影。

失落，其實正是墮落。

p.116

書名：城邦暴力團（全四冊）

售價：每冊200元

出版：時報出版　　　

書名：城邦暴力團（全四冊） 　　售價：每冊200元 　　出版：時報出版。

書名：城邦暴力團（全四冊） 　　售價：每冊200元 　　出版：時報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