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岸電影擺「喜宴」？

我們的電影工業每隔一陣子就會傳出「陷入谷底」、「經營困難」、「港片獨霸」等消息。去年國片市場中，港片數量佔八成五以上，全年開拍的國片不到四十部；年度票房前十名盡是港片天下；不少優異的導演、技術人員紛紛轉行。

東京影展的獎座我們並不陌生，前有楊德昌、後有賴聲川，都曾捧回大獎。（黃麗梨攝）

時勢造英雄？

就在這個沉寂時刻，新聞局長胡志強提議籌辦「電影年」為國片打打氣。沒想到由李安執導的《喜宴》在柏林影展抱回一座最佳影片金熊獎，為台灣影壇打了一劑強心針。

《喜宴》敘述一位中國同性戀者因面對傳宗接代的壓力，而導演一場假結婚的荒謬婚禮。在富趣味性的情節中，觸及東西文化、性別衝突，氣氛熱鬧。柏林首映時二千個座位的場地座無虛席，放映完畢李安和演員一共出場謝幕五次。

《喜宴》劇中一句台詞「中國五千年性壓抑的結果」，也被英國影評人湯尼．雷恩提出來大作文章，引起「內行看門道、外行看熱鬧」的宣傳效果。他在影展的每日期刊上稱讚該片是「一部興味盎然、讓觀眾情緒隨著劇情高低起伏的上乘喜劇作品」。

雖然國內電影的大環境不盡令人滿意，但若把視線放在世界影壇，也確實讓人感受到有一股「中國電影熱」。回顧過去幾年，海峽兩岸的電影已然成為國際影壇注目焦點。

早在七、八年前，美國好萊塢電影的商業流俗化，歐洲電影在前衛理論引導下也逐漸失去了新意。多次到國外報導影展消息的民生報記者褚明仁就認為，近幾年藝術片市場很沉悶，有些片子看了令人不禁要問：「這些導演是不是要虐待觀眾？」

《悲情城市》在威尼斯影展奪得金獅獎座，為國片躍登國際的先鋒。（本刊資料）

中國電影的高峰

因此早有人預言，八十年代是第三世界電影受矚目的年代，當然少不了人口最多的中國人所拍攝的電影。

八十年代初期，國片剛從風花雪月、虛無飄渺、怪力亂神走出一條「清新」道路。在新電影浪潮下所拍攝的幾部片子如侯孝賢的《童年往事》、陳坤厚的《小畢的故事》、楊德昌的《恐怖份子》，抓住台灣現實生活的脈動，無論是在這片土地上的成長經驗，或都市男女複雜、扭曲的情感，都讓觀眾獲得前所未有的電影經驗。

海峽對岸中國大陸的一批經歷磨練、苦難的年輕導演如陳凱歌、張藝謀，在嚴苛的環境下，努力創作，他們透過影片補捉中國特有的土地、民族色彩，也為以往封閉的「竹幕」開了一扇窗，讓外人得以一窺神秘的大陸。

而中國電影，究竟有何特質吸引了國際影人的眼光？

《喜宴》導演李安（中立者）和片中主要演員挾柏林金熊魅力回國，成為媒體追逐的對象。（邱瑞金攝）

苦澀的成長

為台灣新電影浪潮留下點滴紀錄的小野，提到當時評論界如何謹慎地選擇新電影，在國外影人專程到香港找片子之際，請他們再轉機到台灣，特別為他們介紹新作。

「有人看了幾部新電影之後，回去專文介紹，認為台灣之行，大開眼界，覺得雖然我們技術不太好、很粗糙，但很有力量」，小野說。

當時電影界由於器材老舊、無法現場收音，機器本身發出的噪音也很大，因而出現侯孝賢拍《童年往事》時，必須用棉被把機器包起來，以減少噪音的情況。

新電影就在這樣的窘迫環境下，拍出一系列以台灣四十年來的「成長經驗」為關懷焦點，以中下階層為描寫對象的作品，在平淡中觀照人文精神，令人耳目一新。

至於大陸電影的特質，除了影像中不時流露出中國詩詞境界，更可能牽涉到所謂複雜的「西方的東方形象」。

有評論者認為，《紅高粱》開場一望無際的荒原，除了畫面「帶有神秘色彩的沉默」，這個描述北方大漢娶親的故事，和《菊豆》裏刻畫哀怨美麗少婦性壓抑的情節，都是一種「異國情調式包裝」。

《喜宴》劇中一場中國式婚禮，讓中外觀眾看了，個個哈哈大笑。（中影提供）

西方的東方形象？

這種論點顯然沒有定論。影評人王志成就不同意大陸電影迎合西方人刻板印象的說法。他表示：「大陸體制下有很多話不能公開說，以古諷今是比較安全的方式。」

以《大紅燈籠高高掛》來說，這部描述四位姨太太在一座古老宅院，為爭寵而勾心鬥角的電影，含有相當深的政治隱喻，片中永遠看不清楚面貌的老太爺，究竟指的是誰，大家心知肚明。

小野則認為描述土地、民族的電影，常讓人看了非常感動。張藝謀最近的作品《秋菊打官司》，描述一位陝西農婦秋菊因為丈夫被村長踢傷，村長拒絕道歉，而一怒告到公安局的故事。紀實的手法，與過去張藝謀濃烈、富設計性的處理很不相同；而一個小女子竟敢公然向官僚體制挑戰，也是少見的題材。「我覺得他愈拍愈好，影像和生活緊密結合」，小野說。

大陸電影從八十年代北京電影學院訓練的一批年輕導演，畢業後分發到各大片廠，開始有作品問世，導致中國電影史的革命。

這批被通稱為第五代的新導演，如陳凱歌、田壯壯等，有個共同特色：他們因文革失去了念書的機會，隨著兩千萬名知識青年分發到偏遠省份，和農民一起生活，見識到各地的奇風異俗。這些經驗，日後陸續出現在他們的作品中，在影像中也都有「偏重美學視覺」的形式。

三年前，《悲情城市》導演侯孝賢（右三）贏得威尼斯影展最佳影片獎，他在歐洲影壇已然列入「大師級」地位。（本刊資料）

新電影新方向

不論是何特質讓中國電影躍登首獎，由近年來中國電影在各地陸續傳來「捷報」的趨勢看來，中國電影在國際影展上已經逐漸位居「不可或缺」的地位。

事實上，這也是海峽此岸新電影的另一個階段。除了李安，還有賴聲川《暗戀桃花源》在形式上的實驗、蔡明亮《青少年哪吒》對現實環境的關心，使得台灣電影極豐富的風貌，展現在這屆柏林影展上。

有豐富劇場經驗的導演賴聲川，把兩齣古今、悲喜的舞台戲《暗戀》與《桃花源》巧妙地融合在一部電影中。影評人李幼新就認為這部電影的重要性在於，題材上、形式上、內容上都擺脫了侯孝賢和楊德昌，「為台灣電影找尋並開創另一種新的可能性」，他說。

《青少年哪吒》透過四位在沒落西門町遊盪的少年，兩個專門偷電動玩具的積體電路板、一位是溜冰場的小妹，和一個補習班的學生，刻劃這群用消費來虛擲青春、不接受上一代價值觀的「無夢的一代」。

這次展出的三部片子各有風格，「和侯孝賢、楊德昌背負歷史包袱，探討台灣本質的歷史命題完全不一樣」，焦雄屏強調，新電影形象轉變，因此吸引了無數國外評論和觀眾。

過去國片參加國際影展單打獨鬥的成果，到今年累積成為整體出擊最成功的一次國際宣傳。「『喜宴』可以說是我們長期在外曝光的一次總收穫」，焦雄屏說。

侯孝賢的最新作品《戲夢人生》，在眾多人期待中即將完成，五月份的坎城影展緊盯侯孝賢，希望他能攜片參加。（年代影視提供）

「金」牌效應向外延伸

而台灣新電影在「國際文化」戰場上衝鋒陷陣、過關斬將，也挾得獎之勢，在票房上由國外席捲回國內。

《悲情城市》當年得獎後，國內收入就高達一億二千萬台幣，至今國片票房無人出其右。它同時也成為國片向日本市場開路的先鋒，發行此片的年代國際公司以兩千萬日幣賣出東洋版權。日本方面不採取百家戲院全面聯線上映的作法，在東京以僅有兩百廿六個座位的迷你戲院上演，一演就是半年，成果相當豐碩。

楊德昌的名氣和侯孝賢不相上下，由於《悲情城市》的成功，日本片商對台灣影片也有了信心。《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還在後期製作，中影就以六十萬美元賣掉了日本版權。

侯、楊在國際影壇上累積的成績，確為後來者舖了不少路。

《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導演楊德昌，有不少個人參展經驗，為國片後來者登上國際舞台鋪了不少路。（原子影視提供）

眼光先放在亞洲

《喜宴》在三月五日上檔，挾其柏林旋風，使得市場上原先的排檔陣容為之大變。有些片子為求自保而走避；南部院線則受重託將原先的片子挪後推出。

柏林出擊，不但得大獎，海外有四十多國片商前來洽購國際版權，中影已經和十五家片商簽下合約，金額達二百萬美元（逾五千萬台幣）。如果再加上國內票房，二千二百萬成本的回收利潤，頗為可觀。

中影副總經理徐立功表示，《喜宴》的成功讓他們有信心向海外市場開拓，不過剛開始不要抱著太大野心，「能先把東南亞收回來就好了」。

焦雄屏提醒業界，日本本身有強大的電影工業，我們不可能和他們的商業電影競爭；不過韓國的市場倒是非常大，據說現在只要是掛林青霞名字的電影，就可以賣一百萬美金。

得獎也許有助票房，但是「可遇不可求」，除了靠影片本身的實力，還得靠國內的電影工業作後盾。

「得獎是作了一次成功的廣告，但不一定就打得過港片排山倒海的促銷方式」，小野說，李安用最簡單的形式得到最高榮譽，確實出乎人意料之外；他的成功也讓不少評論家為他捏了一把冷汗。

中間品味抬頭

李安的成功，有人認為是美國獨立製片的技術、模式得到了肯定——沒有大卡司、完全依戲路選角、不因檔期壓力而草率趕工。但是在小野看來，李安是重新回到傳統說故事的手法，有高潮、衝突之後結束，深獲觀眾的共鳴。在精神上，這部片子他鼓勵了電影工作人才，不必一逕模仿侯孝賢、楊德昌的風格，台灣電影應朝多方向發展。

「台灣電影創作的問題在於，喜歡看港片、好萊塢極端感官刺激的普羅階級，和走在太前端的高品味菁英文化之間的差距太大，我們喪失中間路線的商業娛樂」，焦雄屏認為，李安證明瞭中間路線的可能性。

接下來呢？如何讓《喜宴》的先例不成為特例，正是國片即將面對的問題。我們不乏有創作能力的電影人才，侯孝賢、楊德昌已有其地位；不乏邱復生、徐楓等製片家的支持；許多「新」新銳導演也都在等待他們的「伯樂」。很多人希望李安的成功能讓國內投資者願意「冒險」，給一些新人機會。

李安說，其實這次得獎他自己並沒有太大感覺，「最大的快樂是看到周遭的人都很高興」。也就是這種喜悅讓大家又注意到國片的未來。

賴聲川將原來是舞台劇的《暗戀桃花源》，拍成電影，在形式上頗具實驗性。（表演工作坊提供）

一棒接一棒

我們當然不能指望一部電影就使國片好起來。

對培育新銳不遺餘力的中影而言，去年的表現不差，《無言的山丘》、《青少年哪吒》和《喜宴》都受到好評；今年也有其他多部電影已陸續拍攝完成，不少新片也在企劃當中。

陳國富的《只要為你活一天》正在剪接；何平的《十八》、余為彥的《月光少年》已接近完成；賴聲川的第二部片子、蔡明亮的《愛情萬歲》、李安的第三部片子《飲食男女》將在暑假開拍。這些獲得輔導金的作品是否能延續「喜」氣，也令人關心。

在這其中最讓人期待的，就是侯孝賢的《戲夢人生》。五月份即將舉行的坎城影展緊盯侯孝賢，希望他能攜片參加。由於陳凱歌的《霸王別姬》已確定入選競賽，因此今年的坎城影展可能又將出現兩岸電影同場角逐的局面。

「就怕後繼無力，如果這麼一棒接一棒，國片不就起來了嘛？」徐立功樂觀地說。

從七、八年前出國參加大大小小的影展，到今天國外一流影展委員爭相邀約，許多資深電影工作者不禁感慨國片一路走來的艱辛。中國電影不能光靠國外評論，「電影工作者最大希望還是看到作品能得到本地觀眾肯定」，小野說。

由西片、港片的票房紀錄看來，就知道事實上我們從來不缺觀眾。問題只在於國片的品質，然而當外國影展不時替我們的電影「加冕」時，電影界最期待的，其實是我們自己觀眾的掌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