獅城的樂壇小巨人——朱暉

第一次見到朱暉，是一九八九年十二月在台北國家音樂廳，那時他應邀來台，擔任聯合管弦樂團的客席指揮。

遠望朱暉，發現他個子雖小，但終年揮動的臂膀卻厚實有如橄欖球員。搭在臉頰上的濕髮，隨著他「機械舞」式的擺動，或「太極拳」般的推移，上下來回搖晃。

「你前一小節就該進來的！怎麼臨上場了還在摸索？！」眼見樂團最後排練仍未完全進入狀況，朱暉嚴厲地對團員說。

「再把國歌練一遍」，朱暉說話時，臉上的表情和他雙手一樣，變化多端。「我知道國歌各位都很熟，但是不管什麼曲子，我的原則是，一拍就是一拍，馬虎不得！」

第二次見到朱暉，是今年一月八日，他在他的「地頭」——新加坡管弦樂團辦公室，神情輕鬆地談他的「音樂史」。

（黃麗梨）

生命的第一樂章

朱暉和音樂結緣，早在他五歲那年。那時他還未入學，有一天到父母服務的印尼巨港中華中學玩耍，看見有位老師在拉小提琴，回家之後，便拿了一根短柄掃把和一根竹棍，在胸前來回「鋸」個不停。母親見狀，寫了封信給正在新加坡出差的父親，描述家裡小鬼的新把戲。結果，父親返家時，手上多了把「小」提琴。

提琴雖小，但也有朱暉的一半高，「我的音感很好，樂譜看不懂，還是可以一邊聽唱片，一邊跟著拉」，朱暉說起來有點得意，不過由於入門時沒得到正確指導，拉琴時全身緊繃，方法錯誤，以致到後來想改都改不了。「不好的開始是失敗的一半，所以打那時起，已經註定我當不成提琴家了。」

朱暉的全家福。（黃麗梨）

父親有心兒有意

不過，走音樂這條路的想法，卻始終沒有改變。父親為了鼓勵朱暉積極朝音樂方向發展，曾用鏡框鑲了六位音樂家——莫札特、貝多芬、蕭邦、古諾、李斯特、華格納——的照片，掛在客廳裡，用來激勵兒子。

父親有心，小朱暉也沒讓他失望。一九四五年，十一歲的朱暉隻身赴新加坡就讀華僑中學，雖沒有父親監督，他也從來不偷懶。據他的華中同學，現為醫生的周震漢說，朱暉怕拉琴干擾別人，便跑到車房去練，每天總要練上二、三小時才休息。

苦練之外，還拜甫歸國的小提琴家吳順疇為師。有一天，吳老師邀他去聽交響樂，「那是我第一次聽音樂會，第一次領會指揮的神奇魔力」，朱暉形容樂團指揮就像駕馭千萬駿馬的馴師，駿馬行進方向、速度快慢、跳躍高低，皆控制在其一人之手。

（黃麗梨）

生活並非享受而是奮鬥

中學畢業，朱暉順利通過倫敦皇家音樂學院海外聯試測驗。「本來，我是可以得到英聯邦獎學金到英國留學的，可是因為沒有英國國籍，而被取消資格。」

不過，這層阻力自然難不倒朱暉，一九五一年四月，他在父親的鼓勵下，自費前往倫敦深造。他很明白，在那樣艱困的時局裡，以父母擔任教職的微薄收入，要支付留學費用十分吃力。在中學畢業特刊上，他寫下短短兩句話：「生活並非享受，而是奮鬥。」

而這兩句話也成了他在英國求學時期的最佳寫照。本來，朱暉一到英國，就想開始學指揮，但根據學院的規定，必須要精通兩種樂器後，才能學指揮。所以，他在學院四年中，最初主修小提琴、副修鋼琴；然後還攻樂理、音樂史、和聲、法國號和指揮。

「英文底子不好，念音樂史簡直要命」，朱暉說，念華中時同學們覺得選修英文是崇洋媚外，「所以，我當初到英國，行李裡只裝了五句英文。」

在維多利亞音樂廳內，朱暉神情專注地帶領新加坡管弦樂團團員熟練樂曲。（黃麗梨）

孤臣孽子的心情

就是因為底子差，更得花比別人多的時間學習，朱暉甚至犧牲了大部分的娛樂時間。「我跟別人說我不會跳舞，沒有人相信。他們覺得學音樂那有不會跳舞的，可是我那時真的沒有工夫學。」

不過，儘管再忙，一個禮拜一封家書絕對少不了。離家廿幾年，從來未曾間斷。「多虧這樣，否則中文也給丟了。」其實朱暉不但中文根基紮實，沒事還練書法，他認為磨墨、寫字很能修身養性，讓他面對任何事，都能以泰然自若的態度處之。

一九五五年，朱暉從學院畢業，取得學位的他雖已是一個合格的指揮家，而且他的指揮能力也受到師長相當肯定，但是以一個從小缺乏良好音樂環境的東方人，想在人地生疏的歐洲打天下，非得遍嘗被冷落的滋味不可。

「但環境愈惡劣，我想出頭的慾望便愈強烈，是所謂『孤臣孽子』的心理吧！」那幾年，朱暉馬不停蹄地在英國、比利時等地找「伯樂」，終於，在苦苦哀求的機會裡認識了比利時最具影響力的音樂經紀人——馬賽爾．格里爾。

一九五八年一月，朱暉費了九牛二虎之力，說服比利時國家交響樂團給他一個機會，讓他指揮俄國音樂家史特拉汶斯基的「士兵的故事」。然後，他親自登門求見格里爾，請他務必「捧個人場」，前往欣賞。

由於位高權重，格里爾「大牌」慣了，欣賞演奏常常「有始無終」，聽聽覺得不合意，一首完畢轉身就走。沒想到這一晚，抱著「姑且聽之」而來的格里爾，卻整整坐了一個晚上。

（黃麗梨）

慧眼識英雄

演奏會結束後，格里爾上前和朱暉握手說，他優美的手勢掌握了整個樂曲的旋律。哀愁、活潑與柔和的特質，都被他恰到好處地領了出來，「這一季的音樂會節目已安排好了，不過，下一季的音樂會一定請你當客串指揮。」

格里爾這一番話，加上比利時各報對朱暉的推崇，使朱暉信心大增。

更令朱暉意想不到的是，事隔數周，他突然接到格里爾的電話，告訴他原定兩星期後與比利時國家樂團一起演出的西班牙首席指揮家阿肯達突然病逝，問他敢不敢接受挑戰，代為「出場」。朱暉一聽，覺得機不可失，立刻答應下來，並全力著手準備。

「史特拉汶斯基的作品一向被認為最難指揮，我刻意熟練它，希望到時候能有完美的演出，留給聽眾深刻的印象」，朱暉回憶當時的情況說。

結果，這場演奏相當成功，不但為朱暉贏得「第一位闖入西方樂壇華裔指揮家」的美譽，更為他奠定了征服西方樂壇的基礎。

（黃麗梨）

「亞洲人的光榮」

一九六○年，朱暉重返倫敦，當地的樂迷也同樣傾倒在他的指揮棒下。倫敦每日郵報更讚譽他為「亞洲人的光榮」，並且說：「人們都感到他已經摸著了音樂的靈魂，不管在東方，還是西方，沒有人能有更大的成就了。」

此後，他不斷受聘到各國去作客串指揮，過著流浪式的演奏生涯，而他的知名度也漸漸打了開來。

一九六九年，他生命中發生另一件大事。在這一年，他應邀至希臘雅典演出。在台上專心指揮的朱暉，渾然不覺台下有一位美麗的希臘女子對他一見傾心。

「我第一次看他指揮，就被他指間流露的才華給吸引了」，畢業於雅典大學考古系的亞歷山大，目前在新加坡博物館擔任顧問。

亞歷山大說，她和朱暉真正認識是在一個朋友辦的酒會上，「不拿指揮棒的他，很安靜，講話小心翼翼的。」

「在一個陌生環境裡，我寧願謹慎點，免得叫人看輕」，朱暉沉潛的個性可見一斑。

（黃麗梨）

千里姻緣「音樂」牽

「朱太太」又說，她們倆的結合固然是音樂牽的線，不過，她最欣賞朱暉的，還在於他謙沖、平和的性格，和奮鬥向上的意志。「難能可貴的是，他懂音樂，又沒有一般音樂家的傲氣。」

結婚後的朱暉，定居雅典，負責訓練及指揮希臘四大交響樂團。一九七二年，成為希臘國家歌劇院首席指揮。

在這一段比較安定的日子裡，朱暉開始「沉澱」過去走了廿個國家，待過五十多個樂團，所累積的點點滴滴。「每到一個樂團，我都睜大眼睛看，張大耳朵聽，為的是什麼？還不是希望有朝一日機會來了，有人找我去管理樂團，我可以一展身手。」

這天終於來了。一九七八年初，朱暉在希臘收到一封當時新加坡副總理吳慶瑞寄的信，信裡問他願不願意出任新加坡管弦樂團總監之職。

「我心裡好興奮，妻子也很支持我」，朱暉說，自從他們相識之後，他指揮的音樂會，太太幾乎場場必到，並提供他若干建議，這雖未必對他有實質幫助，但卻讓他深深體會感情的交流。這一回，聽到他能回國服務，妻子更是義無反顧丟下工作，毫無怨尤地「夫唱婦隨」。

「能回到自己的國家主持樂團，是他一輩子的夢想，我怎麼能不支持？！」亞歷山大含蓄地笑說。

用整顆心「圓夢」

這一下，過去苦心累積的東西全都可以派上用場了。「管理這門學問的關鍵在『人』」，朱暉認為，以樂團來說，只要把團員的問題「擺平」，一切困難自然能迎刃而解。

一九七九年樂團正式成立，初期「土產」人才不敷所需，只好採行「傭兵」策略，要幫這批離家的「外籍勞工」解決住的問題，也頗傷腦筋。「出門在外，既要想辦法適應，還要花三分之一的薪水租房子，這樣怎麼待得下去？」朱暉後來多次與政府協調，終於優先租到幾間比較便宜的「政府屋」。

安定住處之後，朱暉又設法為團員們爭取到固定的演出場所——維多利亞音樂廳，免得他們得像「賣唱」似的，四處奔波。

團員享受了福利，當然也得盡義務。譬如遲到五分鐘，罰八元（約合台幣一百一十元），遲到十五分鐘，扣半月薪。「凡事按規定來，大家沒話說。」自律甚嚴、從不遲到、早退的朱暉，對樂團的要求也很嚴格。

「做一件事，既然決定要做，就一定盡全力做好」，朱暉說，當初回新加坡，接下樂團的工作，除了要幫自己「圓夢」之外，還希望為培養本地音樂人才出點力。不過，要培養人才單靠樂團不行，「最好呢，是成立一所音樂專科學校。」

以新加坡目前的音樂專科教育來看，「從無到有」是需要付出相當代價的。所幸自許為「催化劑」的朱暉興頭很大：「反正我一直相信，不奮鬥是不可能有收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