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史為那般？
坊間不少出版社以謀略學、權力遊戲角度來促銷歷史古籍，譬如「現代帝王學」、「商戰」等，都是基於商業的考慮，但也反映出現代人急功好利的一面。我是傾向從傳統角度來看史，正如連雅堂在《台灣通史》序中提及：「古之欲亡人國者，必先亡其史。」不重視歷史的國家或民族，是不會有希望的。
事實上，柏楊作的不只是將《資治通鑑》翻譯成白話文，而是「重製」《資治通鑑》。他同時還做了幾項考訂增補工作：地名今註、官名今譯，告訴我們什麼是「司徒」、「太常卿」，用現代國家政治職位，加以說明。
在司馬光完成《資治通鑑》之前，中國正史只有十七史，但是從宋朝到今天九百多年，陸續有不少史料出現，在這其間，只要司馬光沒有提及，而柏楊認為有助於充實內容者，他都補充進去。譬如揚雄的《法言》、王夫之的《讀通鑑論》及梁啟超等的著作，只要他認為足以加強瞭解當時歷史的部分，都加以譯注。
抱持懷疑精神
《柏揚版資治通鑑》另一個重要特色是，其中約有八百多則「柏楊曰」，在這部分他表達了個人對歷史的觀點。和司馬光「臣光曰」對史事人物的臧否，同時存在。
我們可以看到柏楊嚴厲抨擊儒家思想，和司馬光的衛道想法，各有千秋，讀者可以自己判斷孰是孰非。舉個例子來說，當司馬光寫到南北朝時有位皇帝六歲就即位，當天，顧命大臣看到這六歲小皇帝在哭，就問他為什麼哭？小皇帝說他想起先帝創業之艱難、自己負擔社稷重任，因此感懷萬千，而忍不住要痛哭流涕。柏楊就在旁批註，這不是六歲小孩說的話，而是六十歲「文妖」說的話。事實上如此，我想任何人都會有所懷疑。
此外，在出版社計畫長遠的行銷策略下，每月發行一冊，使作者和讀者形成互動關係，讓讀者對《柏楊版資治通鑑》提出疑問，互相討論歷史難題。柏楊沒有傳統知識分子文人相輕的身段，在「通鑑廣場」的回信中，一再地感謝讀者給他的寶貴意見，接受指教。
畢竟一人的智慧有限，透過「通鑑廣場」，等於有數萬名讀者一起幫他校訂此書，不斷地訂正錯誤。
司馬光完成《資治通鑑》，等於是拿國家預算，有皇帝作後盾，一批人集體工作；如果今天是某學術機構動員五十人，花十年時間完成譯注，不足稱奇。柏楊是在沒有人、沒有經費的情況下，靠他的毅力和承緒古聖先賢經驗智慧的使命感發憤著書，因此我們才認為這是華人學界的一件大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