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妝寫真第一人——陳麗鴻

台北市承德路三段藏座著一家老式的照相館——麗鴻照相館。沒有大櫥窗的冷清店面，排場在在比不上號稱「新娘街」的愛國東路；窄小的攝影棚，既無花團錦簇，也不羅曼蒂克。連架上擺出來的最新照片，影中人都還穿著十幾、廿年前的衣款。

大部分的客人上門，都是衝著角落那台影印機。偶見拍照的顧客，所需也只是不太講究技術的證照。

誰能想像「麗鴻照相館」當年在繁華熱鬧的太平町（今延平北路）甫開幕時，車如流水馬如龍的風光？而老闆陳麗鴻，正是台灣有史以來第一位開照相館的女性，也是日據時代極少數赴日留學的女攝影之一。

問及今昔的對比，氣質優雅、風韻雍容的陳麗鴻淡淡地說：「我都快七十了，生意早就交給下一代了」，她表示，如今生意主力擺在婚喪喜慶和會議錄影，她又忙於社團、公益活動，拍照、洗照成了「副業」，也就不再那麼注重店面的陳設。

話雖如此，仍有老客人指名要陳麗鴻拍照。「奇怪喲，在這裏拍久了，到別人那兒都不習慣」，一位六十歲左右的女士像在喃喃自語，又像在向老闆邀功。

現任台北市商業會理事、照相公會常務理事的陳麗鴻，生來美人胚，卻一生未婚，膝下有數位孝順的養子、養女、與契子、契女。她的故事，也是攝影圈中津津樂道的傳奇……。

陳麗鴻赴日學攝影，在東洋寫真學校前拍下紀念照，時間是民國卅二年。（陳麗鴻）

十五歲出道

陳麗鴻來自台北縣新店的淳樸農戶。父親雖務農，卻曾在總統府當過職員，也擔任老家的里長，因而觀念、視野比一般莊稼人開通。也因他罹患心臟病，一直深富憂患意識，為了兒女的將來盤算，他希望唯一的女兒能否得一技之長，有獨立生活的本錢。

陳父有二個堂弟從事畫像、拍照的工作，頗具名氣；加上日據時代在台灣就讀日本女子家教學校的陳麗鴻，也具繪畫的興趣和才能，便鼓勵女兒跟著學。

台灣早期寫真師，不少是由「畫像」入門，而改接觸寫真術。陳麗鴻就是一例。

拿回顧客的小張照片，得需依比例放大繪畫；如客人沒照片，就要先替對方拍好照再來畫。畫一張照片，短則三兩天，長則十餘日。陳麗鴻整日埋首伏案，常累得吃不下飯，很快把胃也搞壞了。陳父看在眼中，疼在心裡，勸她乾脆直接去拍照，別再畫像了。

領到父親出資買的平生第一架照相機，陳麗鴻很是珍惜。

十六歲的她開始跟著堂叔，假日年節到木柵指南宮，為香客、遊客拍團體照。瘦小的她，清晨從新店搭車到景美，再背著大型相機、三腳架和一盒便當爬上指南宮。

香火鼎盛的指南宮前，平日約有十幾個攝影師候著，陳麗鴻萬綠叢中一點紅，加上年紀又輕，常引得遊客的好奇和注意，心想一定有兩把刷子才敢和其他男士競爭，於是爭著讓她拍照。

從早上十點忙到下午四、五點，遊人逐漸散去。陳麗鴻在夕陽餘暉中點收一天的成績，滿足地打道回府。為了怕弄壞器材，她不敢像別的大哥大叔把相機寄放在寺廟附近，寧願每天扛背。到了車站，父親就候在那兒，會有大手把沈重的器材接過去。

陳麗鴻（右一）與班上另外三朵花。在日據時代，女性學攝影，可謂少之又少。（陳麗鴻）

第一志願——留日

和指南宮前的攝影師熟絡後，老前輩們鼓勵她到日本進修。陳麗鴻的心魂，開始有了方向和寄託。雖然她把拍照賺來的錢繳交父親的公庫，再領零用金花用，但此後拍起照來，全身的勁兒都不一樣了。

修整底片，在日據時代是寫真營業最重要的技術之一，功夫好，客人臉上的皺紋、麻子都可消失，不但能影響照片質感的呈現，也決定了往後生意的好壞。

她聽說申請日本的寫真學校，必須參加入學考試——修整一張底片。於是想辦法透過安排，到台北市一家有名的照相館學了半年。邊學邊做，一個月下來，也能賺到廿元左右的工資。「當年的五斤豬肉，也不過一塊錢」，陳麗鴻計算著。

聽說一個女孩子家要獨自出國，震驚的陳氏家族屢見反對聲浪。在陳父的獨排眾議下，十八歲的陳麗鴻於民國卅二年，在基隆港坐了四天三夜的船，一路昏昏沈沈地到了日本。

班上七十二個學生中，只有四位女生；也唯有她和另二位男同學來自台灣。面貌姣好、年輕沉靜的陳麗鴻，是男生目光的焦點。那時候民風保守，來上寫真學校的日人多屬有錢有閒的中上家庭。女學生來此，總被認為是學「趣味」的，消磨時間而已，因此男同學很少以嚴肅的心態相待。

雖然有人對陳麗鴻很友善，生活課業幫不少忙，但捉狹的、亂吃豆腐尋開心的、寄情書的更比比皆是。外柔內剛的她，一怒之下向老師告狀。有天老師神色凝重地宣佈，任何男同學只要經陳麗鴻投訴二次，即下令退學。「嚇得他們好一陣子不敢跟我說話！」陳麗鴻笑道。

台灣光復前，陳麗鴻在家中留影。

企圖心旺、學習力強

在老師的指導下，她修底片的功夫越來越純熟。老師在欣賞之餘，介紹她不少打工的機會。一邊上課，一邊修底片賺零用錢。每逢年節或父母壽辰，她還寄錢回家。

攝影技術更上層樓後，她深感「週邊軟體」的認識不足，決定多花些時間研修廣告等有關課程。

一年後，她從東洋寫真學校畢業，旋即進入研究班學商業攝影和印刷廣告。學校的課程包羅萬象，除了攝影，還有電影等相關科目。陳麗鴻被分派至日本有名的松竹電影製片廠實習、觀摩劇照拍攝時，被人拉去試鏡。製作人眼晴一亮，當下邀請上相的她當演員、拍電影。「家裏不贊成，因為父親說當明星沒什麼好下場」，陳麗鴻只好死了這條心。為了怕她真地走上演藝界，家人電催陳麗鴻儘早返鄉。

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後，戰火蔓延，到處物資缺乏，遑論照相器材和底片。一心想開店自立門戶的陳麗鴻，只好按捺住雄心，到新店市公所工作。每天把錢緊綁在褲頭，在防空壕與市公所間穿梭、逃難躲炸彈，「不敢想到前途！」她不勝欷歔地憶往。

民國卅四年，日本天皇透過收音機廣播，親口宣佈無條件投降。老百姓一時歡聲沸騰、喜極而泣。陳麗鴻心中的寫真館也開始有了雛型。

陳麗鴻擅以廣告招徠生意，這是男性攝影較少想到的點子。（陳麗鴻）

一鳴驚人

同年，她喜滋滋地領回新店市公所發的自願離職金，再加上家裏資助，在人來人往的延平北路鬧區，擇日開店。聘請設計師刻意裝潢的挑高櫥窗、氣派門面，不但吸引路人，連同業也常派員前來觀摩，甚至模仿。

一位當年的老客人回憶：「店面時髦得不得了，光是去參觀一下也覺得爽！」

過了幾年，業務逐漸上了軌道。生意頭腦一流的陳麗鴻，深諳廣告的重要性，首開攝影圈的風氣，在報上登廣告促銷。自己也動腦參與文案作業。有幅廣告「麗鴻的小報導」在當時很先進的：

「新郎：大地春回，吾們的婚事，已受雙方家長喜諾了！

新婦：新婚儀式，要趕快辦理呢。

新郎：是！

新婦：攝影服裝，爾有準備麼？

新郎：哈，哈，沒有見過麗鴻的廣告？『入場攝影，禮服借用免費』……。聽說她畢業自東京專門照相學院，有日光、實景、電光三大特色，現代化設備，態度親切，兼有女辦務員三四名，慇勤接待，果然是台北唯一的照相場呢。

新婦：那是這樣，爾對她有約束期日麼？

新郎：有！有！決定舊正元旦，吾們雙雙攜手，攝一張又甜又蜜的結婚照相，留作永遠紀念罷。」

不少人拿著報紙，按圖索驥找上門來。

女扮男裝，曾是日據時代寫真的流行時尚。圖為陳麗鴻本人。

生意頭腦一流

通常客人一進門，陳麗鴻根據穿著打扮，稍加察言觀色，不待對方開口，就猜得出拍照的用途——這招常讓客人覺得老闆很內行。至於該打什麼燈，幫對方擺什麼姿勢，她也馬上心裡有譜，省下不少溝通的時間。

由於明白異性相吸的道理，陳麗鴻通常會安排男師傅拍女客，男客則由她掌鏡。「在異性面前，表情一定不一樣嘛！」陳麗鴻爽利地笑道，客人的心情很重要，這點必須事先考慮到。如有客人露出不太信任「女流」的神色，待拍攝後奉上名片一張，對方就會覺得「老闆出馬，很有面子」而皆大歡喜。

攝影棚裡，七、八盞燈場內侍候，二名助手忙著調光移燈，陳麗鴻作總指揮。她指出，人的臉有長短肥瘦，拍法都不同。像臉較短者，鏡頭從上往下拍，就有修正效果。而燈光也能使瘦者出現圓潤的感覺。拍照時，別讓客人等太久，否則對方表情會僵掉。夫妻合照，頭與肩的姿勢要「相望」而非相背，才有肩並肩的味道。至於阿公阿媽或較保守的人，打平燈不打髮燈，免得頭髮出現白光，被認為故意拍老或不祥……。

不停進修的陳麗鴻也曾二度赴日學美容。「攝影與美容有關」，陳麗鴻透露，早期拍結婚照，需替新娘化妝，如果事先打點漂亮些，事後修底片就不再那麼費工夫。在她的化妝術下，客人臉上風乾橘子皮、扁鼻、小眼、大嘴的瑕疵提前消失，省事不少。

那時候，普通照一組十元，藝術照十五元，而普通人月薪不過幾十元。麗鴻寫真場大發利市，客人拍照要先掛號，拿預約牌子；光是過年期間拍全家福照的利潤，就可以撐一整年。

陳麗鴻的畢業作品。她把黑白照修繪成彩照，由此可見其修片技巧。（陳麗鴻）

女性管理，自成一家

一位同是日本東洋寫真學校畢業的老牌攝影家分析，陳麗鴻懂得以日本學校的學歷、媒體廣告和優待折扣來促銷，這是大多數一板一眼的男性攝影所無法想到的點子。

卅年間，麗鴻寫真館從五、六名師傅增添至十五、六位。有的師傅還請自香港，有的一待待了十幾年。在同行的眼中，陳老闆的管理頗有一套。

曾在日本商業研究班研究員工管理方法的陳麗鴻，在員工工作之初，每月即為對方存下離職金，做得越久，領得越多。年終也按表現分紅，不把利潤納入私囊。她還鼓勵成氣候的員工另起爐灶開店，甚至借給他們創業基金。「有家了嘛，開銷自然大，不能再當夥計了……古早的人很乖，從年輕做到老，通常是因為結婚了才自立門戶」，她說，那時也沒想到自己是不是在做好事，只知道這樣才有理！碰到遲遲不婚的師傅，她還親自扮起紅娘，前後撮合了四、五對。

被同為東洋寫真學校校友、也是老牌攝影家紀秀茂形容為「做人坦白、對待朋友『阿沙力』」的陳麗鴻，不但善於經營自己的生意，也因個性熱心爽邁，舉辦過不少活動，結交了很多朋友，後來還擔負起同業間協調糾紛的任務。「和氣」二字，不但為她生財，也促使她成為商業公會有史以來第一位女性理事長。

第一次出來競選照相公會理事長時，「已經當選了，人家不讓我做」，陳麗鴻說，有的同業仍存有大男人的觀念，覺得女性當頭沒面子，「還要說服我：事情可以讓我做，名字用別人的。」不服輸的她硬是接下棒子，不但做滿一任，還前後擔任四任公會理事長。

由於社會的變遷，充滿噱頭的新式結婚攝影的興起，日據時代老一輩攝影家中規中矩、講究光影的技術，已逐漸沒落。陳麗鴻決定修正經營方針，以拍錄影帶為主。從已逝的弟弟過繼來的兒子陳伯堂，成為她現在得力的助手。她也慢慢卸下掌門的責任，投身在社團活動中。由於她廣結善緣，生意依然源源不絕。

陳麗鴻為客人拍攝的彩照，光影風格偏向中間歷次豐富的軟調。（陳麗鴻）

這輩子，不簡單

年近七旬，仍精神奕奕的陳麗鴻，回首來時路，「這一輩子不簡單」，她說。問她如何在男性唯尊的攝影圈屹立數十年？她偏著頭想了一想，帶著傳統女子的靦腆：「很敬業吧！」

在家人朋友的眼裡，陳麗鴻走的絕非中國女子的傳統道路。若說她這一生有任何遺憾，婚姻不知該算不算？

終生未婚的陳麗鴻，也曾在年輕時打開心扉，有過結婚的打算。

他是日本明治大學畢業的澎湖人，文質彬彬，兩人在一個宴會中認識，相談甚歡。在風氣保守的當年，他不但不反對陳麗鴻赴日進修，還支持她從事這門被人視為「拋頭露面」的行業，並時時為她打氣。然而二次大戰爆發，他被徵兵至南洋，此去生死不明。「聽說很多人在南洋得了怪病，死後被截肢火化、送回骨灰給台灣家人」，她幽幽說道：「可是他連骨灰也沒回來。」

提及伊人，陳麗鴻只能喃喃直呼「很可惜！」五十年匆匆過去，「現在，我唱唱卡拉OK，什麼都忘記了！」

平日豪爽開朗的她，在卡拉OK唱著日本歌曲「男子的純情」時，別人也很難看出這位攝影界女強人眼中，是否有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