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歷史新風潮

您可知日據時代的理髮師，並非人人可當，得經過「政府」的考試，一考好幾科，理髮師還必須身體健康，不能有肺癆等傳染病，還要研究生理學。

您可知光復前經濟困難時，台灣民間盛行將女兒送人養，然後換「媳婦仔」回來，當時送養的女兒若碰到有意中人，要毀婚，養父母還不敢將她嫁掉，怕人家說是「賣媳婦」。這是當時民間在生活困苦時，發展出來的婚嫁關係。

日據時代末期，許多家庭改了日本姓，在家說日語，成了「國語家庭」，但是您可知真正的原因是什麼？「天下父母心」，原來是為了子女的升學問題。

位於宜蘭海邊的碉堡，是中日戰爭末期日本人為防制美軍登陸而建。（張良綱）

口述歷史新風潮

這些事情都不是空穴來風，全都源出於最近坊間出版的幾本口述歷史著作。

曾幾何時，口述歷史成為坊間書市的搶手書刊，以中央研究院在民國八十一年出版的「口述歷史」期刊──二二八專號為例，二月出版，到十一月中旬，兩千冊期刊已銷售一空。「一直到現在，還經常有人在詢問這本書，」三民書局櫃檯小姐這樣表示。

不只是學術單位，在一些縣市政府的出版品裡，口述歷史也是重點項目。例如台北縣立文化中心去年出版的「台灣人日本兵的戰爭經驗」口述歷史，今年計畫出版的「台灣人中國兵」、「台灣人教師的時代經驗」、「日本時代北縣婦女經驗」等書，均以口述訪談的方式進行。

南部的嘉義市政府，在市長張文英的主導下，從去年起也以計劃贊助的方式，為嘉義地區二二八事件死難家屬，製作了三本有關二二八事件的口述訪談。

另一方面，不管是政府或是民間社團，這幾年都有大規模的耆老座談會持續地在進行，座談的主題從婚喪習俗的演變、傳統產業如糕餅、布莊等的興衰，到日據時代軍事、教育的狀況，詩社的源流……等包羅萬象，這類耆老座談的記錄，也算廣義的口述歷史。

抗戰期間，從日本戰俘身上取下、為參加「聖戰」軍士祈福的簽名布。「祈武運長久」、「一人十殺行」（一人殺十人）的祝語可感受當年日本鼓吹軍國主義下人人尚武的侵略氣氛。（卓越傳播提供）

挑戰主流歷史

二十世紀末被認為是觀念「解構」的世紀，過去被認為是正統的、主流的價值觀，一再被提出來重新思考，史學來說，傳統的歷史架構，由「統治者、士大夫，主要族群漢人、男人建構的歷史」紛紛被挑戰，少數民族、婦女、勞動者等不同角度的歷史出爐。

放到台灣的歷史時空，從民國八十年代至今，口述歷史的風行，還有其他原因。

這幾年本土風潮興盛，政府與民間社團均致力於對台灣史的研究，當大家熱中於認識過去時，首先面臨了一個難題：原來文獻裡對過去所記載的資料，特別是常民歷史的部份，居然如此欠缺。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許雪姬舉例，寫產業史，公家機構如台電，還有一些資料可追索，但是若要寫民間產業如雕刻的歷史，資料便很欠缺，只能借用口述史來補充。

許多過去被列為禁忌的歷史，民間跟政府對事件的看法有差異，這也是促成口述歷史風潮興起的原因之一。二二八事件是最明顯的例子。「政府的資料千篇一律，對二二八受到傷害的人，一律以『反抗政府的暴徒』帶過，」許雪姬說，資料的缺乏及偏差，使民國八十年初，當政府開始要正視二二八的問題時，形成各說各話或無話可說的情況。口述的補充，雖然還是不足，但可彌補一些缺憾。

台籍日本兵曾是一段被忽略的歷史，這幾年才逐漸為人所知。圖為一九三八年楊梅鎮民祝達文從軍紀念。（吳金榮提供）

歷史學裡的老傳統

口述歷史，是中外歷史學裡的老傳統，我國重要的文獻像史記裡的《刺客列傳》，外國像「馬可波羅遊記」，所運用的就是道地的訪問材料。甚至新約聖經中的馬太、馬可和路加福音書，就是作者以個人記憶及與耶穌同時代人物所談而成書，也就是「口述歷史」。

但口述歷史真正盛行起來，還是二次戰後的事，向以歷史研究聞名的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是其中翹楚。拜錄音機發明之賜，哥大對橫跨二次大戰前後，在政經軍事等各範疇引領風騷人物做訪談。

民國四十八年開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對大陸來台的政治、軍事、經濟等人士做過大量訪談，至民國八十三年為止，已出版過五十三個人物訪談錄，由此帶動中國國民黨黨委會、國防部史政編譯局、國史館等歷史研究單位做一系列經歷過抗戰、剿匪等現代史人物訪談，這是台灣在戰後以口述歷史留下史料的第一波。

中研院近史所研究員許雪姬表示，近史所當年所以做口述歷史，是因為口述者並非每個人都可以寫書，而他們的經歷又的確有價值，是某個事件的主導者，處於關鍵地位，對研究歷史的幫助很大。一方面也是中國大陸淪陷，很多資料來不及帶出來；再者，國共內戰經年，政治上敵對之立場，對歷史事件常以截然不同的角度記述、詮釋，整理出來這些回憶錄、口述資料，對史學的研究會將很有貢獻。

典禮上，一位婦人手捧親人遺照，難掩傷痛之情。

補充文獻不足

為已有的歷史文獻補充資料，這原是口述歷史的目的之一。近來台灣意識大興，而過去對台灣歷史的研究一直相當缺乏，因此坊間對台灣史的需求若渴，有關台灣史的部份，以口述訪談為方法，的確也補充了許多文獻的不足。

例如作家廖嘉展在《老鎮新生》一篇文章中，描述當日本人入台「走日本反仔」的情況：

「七月十五日，日軍已開到大蒲林，反抗軍群起抵抗，但反而被打貓街民圍攻追殺，逃至新港，被庄民捕獲。在奉天宮的團練局內，庄民都主張將『叛勇』（反抗軍）斬殺。在這時候，開到中部打了敗仗往南撤退的反抗軍，沿途幾乎都被無知的庄民殺害，有些來台靠補缸補甕為生的唐山客，也都被誤作奸細而遭不幸。逃到新港的十二名叛勇得到林維朝的力保，才倖免於被殺害。」

一般對日人領台之初的歷史理解，多半侷限所謂台人「抗日、禦武」等概念，但當時地方對政權遽變的反應，其實牽涉到許多錯綜複雜的「地域主義」及「抗日實況」。中研院台灣史研究所籌備處助研究員周婉窈認為，這段口述訪談對後人的理解有很高的價值。

又如宜蘭縣史館去年針對日據時代的戰爭與教育兩個主題，在全縣各地所做的耆老座談，最後匯集成「日治下的軍事與教育」一書，講到二次大戰期間不少宜蘭人死於盟軍的「爆擊」，及皇民化時代，不少國語家庭改姓名的背景，領台之初，不少台灣家庭偷學漢學的情形，對日據時代宜蘭人的生活實況，「上至國家認同，下至日常生活的細節，」周婉窈說，都可得到豐富的訊息。

目前坊間盛行的口述歷史，一般以七十歲以上的耆老為對象，因為他們曾經歷日據、國民政府來台兩個時代，走過戰爭，及戰後政治經濟變遷的歲月，尤其是對於日本統治最後十年的歷史資料的補充，很有幫助。這些耆老有時追溯青少年時期「耳聞」的經驗，也就是歷史口傳的部份，補充的歷史資料還可以往前推，如果是八、九十歲的老人，還可以聽到日本領台之初的口傳資料。

民國八十四年二月，台北新公園內舉行的「二二八紀念碑」落成典禮上，李登輝總統以國家元首身分向二二八死難家屬致歉，承認政府過去所犯的錯誤。新公園後來被命名為「二二八和平公園」。

被壓抑歷史的反彈？

但是這幾年口述歷史的影響，最多的還是對過去歷史裡頭「被忽略的」領域，如二二八、台灣兵，乃至於女性、庶民史等範疇的重構。

以二二八為例，可以這麼說，有關二二八的基本史料，是由口述訪談一點一滴建立起來的，而這其中，因為相關資料的不足，透過對談，一個套一個的訪談查證，如今得以建立起最基本的，例如各地區事件發生始末的史實，以及受到傷害者的生平等資料。

又如中日戰爭期間，為殖民政府動員、打仗的台籍日本兵的歷史。「在過去的歷史記憶裡，中日戰爭就是『抗戰』，歷史教科書從來沒有『台灣人為日本人打仗』的這段，」為台北縣立文化中心撰寫「台灣人日本兵的戰爭經驗」口述歷史作者的鄭麗玲說。

歷史記憶裡沒有台灣人日本兵的故事，日據時期一些台灣仕紳的生平傳記，很有趣的，「常常也從二○年代直接跳到戰後，」鄭麗玲說。

台籍日本兵的口述訪談，除了將這段期間台灣人到海外當兵、動員等基本的史料弄清楚了，也「幫助我們瞭解中日戰爭期間年輕一代的邏輯和感情，」周婉窈說。

例如志願兵的「志願」，有些是因為要改善家中經濟使然，而有些卻是「被迫」，而更多人則是認為當兵是件光榮的事，能夠跟日本人「一樣」的去當兵，是將殖民身分抬高了。

周婉窈認為，重構這段歷史，對於我們瞭解日據時代殖民政府如何將「台灣人」塑造成「日本人」，當時台灣人如何回應等心態，對目前歷史界尚在爭論、探索的所謂「台灣人意識」的歷史源流問題，是很重要的線索。

過去與生活息息相關的做灶行業，如今行將沒落，少見的做灶傳人也接受了口述訪談。（張良綱）

以女性的心情寫史

台灣史範疇之外，有關女性、平民史的建構，也是這幾年口述歷史的主要方向之一。

台北市女性權益促進會前理事長江文瑜指出，往昔的歷史多半是為統治者而寫，而統治者又多半是男人，有關女性生活跟生命史的書寫，例如台灣在農業社會時，民間盛行的送養女兒、童養媳、招贅等事情，在往昔以政治為主的架構裡，大概都只是寥寥數語，也不太可能以「女性的心情」來陳述，這一波的口述歷史，讓這些走過時代的女性，有了發言權。

所謂的女性史觀，江文瑜指出，狹義的說，是指以「女性權益」的角度來看事情。例如《消失中的台灣阿媽》寫「二二八受難家屬莊政華」，重點不在二二八事件的經過，或死難者莊政華父親的生平，而在莊政華與父親的關係，以及因為二二八事件為莊政華及莊家所帶來的經濟、婚姻等困境。

而因為做女性口述史，「走進歷史的真實感受」，使江文瑜更貼切地反省到，在面對歷史事件時，一般人習用的男性觀點。例如電影《超級大國民》，描述二二八受難者的妻子在面對遽變時，以自殺收場。但是江文瑜根據她的女性口述經驗表示，大多數二二八受難者的妻子很少以這種方式來面對傷痛，相反的，她們大多都是更堅強的負起家庭經濟重擔，獨力將孩子養大。

「宜蘭英」歌仔戲班鼓吹手劉進能自寫樂譜，這是他為老闆兼好友「宜蘭英」所寫下的懷念歌謠。（張文義提供）

坦克必朽，梨子永生

的確，不只是女性歷史可以書寫，二十世紀是民主的世紀，選舉時人人都有一張選票，眾人平等之下，誰說平時汲汲於生活的常民百姓，不能有自己的歷史？

庶民史的建立，不是新觀念，但是在台灣匯集資源真正去做的並不多，這幾年口述歷史的風氣，將庶民史料的累積，又往前推了一步。這其中，刊載在宜蘭縣史館刊物「宜蘭文獻」上包括理髮師、廚師、牽罟、客運司機、戲班樂師、鐘錶、棺材店、做灶等行業的口述訪談，是目前有系統對地方庶民的訪談之一。

這些訪談留下了不少傳統行業的史料，例如理髮師張旺坤，繞著理髮這個行業走，可看到他在日本時代的理髮生涯：工作環境有電扇可吹，是年輕人嚮往的行業。當年理髮界的種種行規──例如，學理髮時先學洗頭，再學修面、當時人流行的髮式、學理髮的時間，以及出師後要開店，得經公家考試取得執照等。

又如另一篇宜蘭著名歌仔戲班──「宜蘭英」歌仔戲班的樂師兼演員劉進的口述訪談，他七十歲的人生，幾乎與台灣歌仔戲班的興衰同步，劉進因與宜蘭歌仔戲圈著名人物──已逝世的「宜蘭英」相熟，透過劉進訪談，對宜蘭英的性格人情，也有很生動的描述，對日後研究宜蘭戲曲史的人們，留下了第一手史料。

宜蘭庶民史的口述，更呈現特定人群在歷史時空的悲喜故事。例如宜蘭農夫黃金萬在日據時代開墾大南澳的口述訪談提到，日本大正年間，大南澳共有近三十戶人家來此開墾，過程異常艱苦，如今當初來大南澳的墾戶，只餘黃金萬一個人，他最大的夢想是在當年「起水」（下船處）建碑，以紀念來時路，透過口述歷史，小老百姓的願望被表達出來了。

宜蘭文獻在庶民口述歷史訪談系列起始的刊頭語上，主編林克勤借用捷克作家米蘭．昆德拉的名言，有感而發地寫道：「但是坦克真的比梨重要嗎？……坦克必朽，梨子永生。」

就這波的口述歷史而言，或許是吧！台灣在二十世紀末的口述歷史風的確擴大了我們的歷史觀，讓我們不僅可以看到主流帝王將相的歷史，舉凡女性、弱勢團體、庶民百姓的歷史，不也一一可親、自有其意義價值？

除了傳統以文字書寫的口述歷史外，這一波的口述歷史風，還帶動許多人嚐試以錄音、錄影等方式，記載下今日重大的事件和身邊的見聞，成為活生生的影像史。

歷史的巨輪不斷向前，透過史觀的重建，新科技帶來記錄工具的進展，當二十一世紀的人們重看我們這段歷史時，又將有什麼樣的反省？ 

宜蘭理髮師張坤旺說，日據時代流行的「西裝頭」，源自日本明治維新時期。老先生不僅能說古道今，理髮手藝更一流。（張良綱）

從抗戰、光復以迄於今，歷史的註釋因為時代的替換，幾番更迭，鑑古觀今，歷史的吊詭在此。圖為一九四五年楊梅座（楊梅戲院）。（吳金榮提供）

日據時代，台灣人被任命為學校「訓導」（老師）的證書。殖民政府在教育上如何將「台灣人」改變成「日本人」，是口述訪談探索的題目之一。（張良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