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最早的一封信？——丁公陶片出土

這只陶片是怎麼出土的？

說來有些出人意表，陶片居然是山東大學學生實習時挖出來的。

文字陶片發現在山東省鄒平縣苑城鄉的丁公村，距離濟南約莫三個小時車程，全村只有卅多戶人家、村民二百多人，在經濟改革以前，這兒不折不扣是個「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寧靜農村。

魯中一個人口二百多人的丁公村，是文字陶片的出土地。愛惜地力的農民，捨不得田地閒置，槐樹下頭也兼種麥。（張良綱）

意料之外的出土

如今，馬路兩旁仍是一望無際的麥田，馬車、驢子已走在新砌的柏油路面上；不時有滿載砂石的卡車、貨車、拖拉機急速呼嘯而去，到處是一片塵土飛揚。經濟改革的腳步，套一句當地人的話，早已「落實下來」，目前正是「大搞建設，大興土木」的階段。

一九八五年，山東省文物單位到苑城鄉作文物普查，在丁公村發現大量的骨器、蚌器、陶器、石器等重要文物，初步判定此地為新石器時期的「龍山文化」遺址。八六年起，山東大學歷史系考古的學生便進駐這兒，進行挖掘。

除文物普查所獲得的資料外，丁公村民的傳說中，也有許多古史的記憶。這兒曾是「春秋時齊桓公狩獵、養馬的地方」，又說「漢代這兒住著一位姓丁的高官，期望見賢思齊，做到像堯舜禹三公一樣，村莊因而名為『丁公』」。村莊某處則立有一尊傳說是漢代的石羊。

到丁公考古的學生們來來去去，一批又一批。去年冬天，丁公遺址進行第五次挖掘後，某天，師生們正進行陶片的清洗、整理，突然有個廿餘歲的技工董建華，拿著一隻陶片跑了過來。

「這陶上有字，好像咱村裡的曲姓」，董建華向正在批改學生報告的方輝老師說。方老師仔細一看，果真有字——而且還有一長串！他又驚又喜，趕緊吆喝其他人來看。一霎間，「挖到大寶貝」的氣氛瀰漫全考古隊，「大家都感到非常激動」，方輝回憶。

董建華發現的陶片，呈一個倒梯形，上下寬度為七．七、四．六，高約三．二，厚約○．三五公分，整隻陶片還沒有半個手掌大。為確定陶片的年代，也生怕還有什麼遺漏，老師們立即仔細清查同一處出土的其他陶片，確定再沒有其他有字的陶片而作罷。

麥田下的深坑，可以一挖數米，遺址內龍山人遺蹟處處。（張良綱）

農村少女立功

這個發現對山東大學來說，真是十分意外。方輝老師指出，考古隊在清理陶片時，通常保留比較大片的、可以復原的，或是繩紋比較特殊的仔細觀察；而體積比較小而零碎的則另入一袋擱置。

這回發現的有字陶片介於該保留及擱置的兩難之間，清理時一個不小心，很可能就永不見天日了。細心的農村少女董建華，因而被獎賞廿塊人民幣。

山東大學發現的這只陶片，總計有五行十一個字，這在連接史前文字史上可謂彌足珍貴。因為多年來文字學者一直在找史前時期的文字，目前出土的資料不僅不多，且多半只有單獨的幾個刻文陳列；如今丁公遺址不僅出土文字，而且還有一長串，這的確讓大家雀躍。（詳「丁公陶片為什麼重要？」文）

目前最重要問題是，這只陶片究竟可不可靠？陶文是否確定是字？假使是字，又寫著什麼意思？代表何種意義？

陶片發掘之初，有人曾認為這只陶片並非在挖掘現場發現，而是事隔兩三個月，在清理時發現的，因而懷疑是其他時期陶片的混入，或是工作人員的戲作。

對這種看法，考古隊的師生們都覺得十分委屈。

方輝老師指出，待過考古現場的人都知道，發掘出土時陶片、石器等數量繁多，出土時多半帶著土，怎麼可能一一細看？山東大學曾在發現陶片後，將同處發現的各項物件，攤在水泥地上逐項查明，證明數百片陶片無一晚於龍山時期，排除了後期陶片混入的可能。

北京大學考古系教授嚴文明認為，從實物看來，刻寫文字的陶片是一個大平底盆的底部殘片，「輪製、泥質灰陶、磨光，火候較高」，一望便知是屬於龍山文化的，後人戲作的成分很少。

「洛陽剷」是大陸北方考古挖掘的重要工具，通常用它來取土，有經驗的考古人員一看土色，便可判定地質與文化層的關係。（張良綱）

是文字，還是記號？

這些看起來像畫符的圖案是否是字，也曾引起討論。

形成文字的要件如何？對大部分都無法釋讀的史前陶文，應否另建一套標準？

有些學者曾以「是不是形聲字」、「有否詞綴和句子」、「能否釋讀」三條件，作為判斷陶器上的刻文非「文字」，而只是「記號」的依據。但中央研究院助理研究員陳昭容認為，這些都沒有將陶文特質考慮進去。

陳昭容認為，一個記號若有多數人同意，有一定的讀音，代表固定的意思，就足以構成文字的要件。像「丑v，從陶文上根本看不出「音讀」，只能從「形象」上去體會，但這並不妨礙大家相信它是字。甲骨文的許多字，也看不出音讀，但絕不會有人認為它不是字。

再如有否詞綴或句子，這在許多陶文來說，也是強其所難。因為陶器說起來並非主要的書寫材料，為表示數量、標示位置、氏族標記等，根本無須大量記錄文字，因此何來詞綴及句子？

至於釋讀與否的問題，陳昭容表示，今人不認得古字，很可能是因為古文字的資料太少，對它的瞭解不足，這是今人知識不夠的問題，不是古文字之罪了。

就丁公陶文來說，除能形成一長串句子外，「記號說」學者認為形成字的條件都還欠缺，但這並不表示它就不是字。

從遺址內挖掘的陶片清洗，逐漸出現原色與繩紋，陶器的特徵、年代漸分曉，文字陶片就是這樣洗出來的。

猿猱鳥戉蛇人？！

事實上，大多數學者都已經相信，它的確是字。

大陸社會科學院歷史所所長李學勤表示，陶片上刻文的佈局結構完整，幾乎是跟著碎陶片的形狀走，看來確是有意，而非無心地雕琢。

許多刻紋明顯是象形的，許多學者都認出了一些字。

嚴文明就指出，像右數第二行的兩個字都像側身跑的人形，第四行第二個字像盤身翹首的蛇形，第一行首字則像鳥形等。

李學勤則認為，第二行第一字為有尾猿猱形，第二字為有腳的走獸形，第三行第一字為頤首短尾的動物，第三行第二字可視為像左手的「w」字，第一行第二字可視為從「又」持一石斧形物，或即為「父」字。

山東大學歷史系的看法則是，右數第二行第一個字，跟甲骨文中的「夔」字（或釋為J），在甲骨文中，是作為祭祀高祖而出現的。又如第三行第一字，可釋為「鬲」，是史前人使用的一種炊具。第三行的第二字，則可釋做「戉」，是兵戎斧戉的象形。

日本東京大學教授松丸道雄將第一行的三個字，跟第二行的前兩個字合起來看，依其形可能是「荷子以夔犬」幾個字，在甲骨文中原字為「荷子，在夔地率引犬官」，內容可猜測為「遠方來信」。

松丸的說法已近乎解釋句意了，但是其實這整串字連起來是什麼意思？並無人說得清楚。

考古的同學得走好久到村裡挑水喝。住的附近原先有條河，不過大家說，那河上游有工廠，水不乾淨。

 

龍山人的傳遞文書

李學勤認為，從陶文「連寫筆法」的形式看來，寫陶文的人很可能不是在一種很正式的情況下寫的，只是一種臨時之作。

「像現在寫便條、書信之類的」，李學勤猜測，丁公陶文很可能是種「傳遞文書」。「說不定是情書！」在旁的一位弟子輩插話。李教授笑著點頭，表示同意。

「也別把原始人想得太簡單」，李學勤說，曾經發現在兩河流域的蘇米爾古文字，經後人釋讀，結果說的是世風日下的慨嘆，而非什麼神秘或嚴肅的事情，說不定丁公陶文也可作如是觀。

說起來遺憾，如今辨認這些史前文字，多半還依賴對甲骨文的認識，李學勤坦承，這的確有失客觀，但衡量今人的知識，似乎也別無它法。

日本人將丁公陶文跟甲骨文排比，找出相異處。日本關西外語大學教授伊藤道治就認為，丁公陶文刻的基本上是人類或猿猴等可以兩腳站立的動物，極似甲骨文中描繪山岳神的「神名表」。

甲骨文大部分是占卜記錄，但「神明表」則類似繪畫，主要描繪山神的模樣，仔細觀察可看出羊、猿猴、老虎等，丁公陶片所刻的，顯然與山岳神很相近。

日本人還認為，丁公遺址由南北三百五十、東西三百五十公尺的土壘所圍。此面積內，可能有數個集團同住，陶片的十一種神態，即在避免各集團對各自神明的不敬，以表示各集團的團結。

標本室內畫是些碎陶片、蚌器、骨頭、石器等，較珍貴的上鎖保存，能修護的儘量復原，透過這些器物，上古史的圖像逐漸拼湊起來。

跳舞人字形

叫大家好奇的，還有陶文的連寫筆法：每個字都好像細鐵絲牽扯的長線，又有點像飛躍的「跳舞人形」，這在古文字上，極為罕見。

山東大學的發掘報告指出，這可能是有別於甲骨文的俗體字，跟後代的行草相類。他們還推測，甲骨文是宮廷占卜的文字，書寫比較正規，類似於正楷；陶片上的連寫字則可能是草體，為一般人用。如此看來，當時發展的文字已有二個系統，比一般想像的文字起源情形，怕是複雜許多。

但也有學者認為，連寫字應屬類似於東夷文化的字，有別於甲骨文系統，或者是古代人後來廢棄不用字的前身，是一種「走入歧途的原始文字」。

許多學者都相信，如史前文化一樣，史前文字發展應該也是多元的，最後匯聚成以漢字為主系統的一支。而許多出土資料正逐漸證明這些推測，像比丁公更早發現、但年代稍晚的巴蜀文字、山東大汶口陶文及目前發現的丁公陶文等，字體形態都顯著不同，但最後發展的大勢，卻仍然是漢字。

「上海博物館」收藏的良渚陶文，出土於江蘇吳縣，年代比丁公陶文還早。

還有更多疑惑待解

雖然只是一隻碎陶片，雖然它解答了史前文字史上的許多問題，卻也提供了更多的思考方向。

像前人為何會選這隻破陶片刻這麼多字？文字是在陶器燒時刻上去的，還是燒後才刻？是燒後不久刻上去的，還是更晚破碎掉了才刻？為何是陶器，而非其他的玉器或石器？當時人刻這文字時，社會情況如何？邦國林立？主奴對立？城市是否興起了？

有關這些問題，看似瑣碎，但其實又很重要，不只是中國大陸，全世界的考古學界都正努力探索著。

好奇是解惑的第一步，距離我們千百歲月的古代人一定不會相信，它在刻寫陶片時，會給現代人製造這麼多問題！

丁公發掘的黑陶片還不夠薄，不過已有龍山黑陶「薄如蛋殼」的特徵了。

工作站備有製陶輪盤，這個陶碗已拼得差不多了。

聞風來看文字陶片的人很多，挖出陶片的山東大學歷史系突然變得很熱鬧。

歷史系的學生不一定是北方人，但住慣山東，最喜歡吃的還是饅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