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語電影最紅的攝影——杜可風

去年金馬獎頒獎典禮，同一個最佳攝影獎項，杜可風以《紅玫瑰白玫瑰》、《重慶森林》、《東邪西毒》三部港片風光入圍，創下金馬獎提名的空前紀錄。自己與自己競賽的結果，杜可風最後以《東邪西毒》拿下他的第一座金馬獎。

褐髮碧眼的他上台領獎時以流利的國語致詞，「我要謝謝我的中文老師，教我中文，讓我能接觸優秀的中華文化。我曾經說過，雖然我的臉孔是這個樣子，我是一個有皮膚病的中國人。」

今年他再度以《墮落天使》入圍。

台北都會一位年輕人想學飛的故事。（表演工作坊提供）

金馬獎為他開例

一九九一年，杜可風以《阿飛正傳》被報名角逐金馬獎最佳攝影。但是按照當時金馬獎規定，不具華裔身分的「老外」，並沒有提名或得獎的資格。

在這之前，杜可風已經拍了七部中國片，而且也先後在亞太影展、香港電影金像獎中獲獎，甚至連義大利的威尼斯影展也頒給他掌鏡的《東邪西毒》一座代表攝影與美術成就的奧賽拉獎，他卻總是為了台灣的金馬獎排斥外國人而忿忿不平。

年年被拒於「金馬」門外的杜可風，在那一年舉行記者會，發表了「我愛台灣，台灣不愛我」的聲明。

他建議金馬獎參考香港電影協會的方式，外籍人士凡是參與過三部以上電影製作，經由同行或協會的主動提名，就有參加影展競賽的資格。金馬獎執行委員會接受了他的建議，修改遊戲規則。

經常來往於港台的杜可風，也考慮過加入中華民國國籍，但因澳洲政府嚴格實施單一國籍，加上父母的反對，只好作罷。

杜可風有強烈表現慾，生性喜歡作怪。（林盟山）

天生好動兒

初識杜可風的人，即使對他認識不深，也能感受到他過人的精力和俏皮的個性。

拍過兩岸三地頂尖導演和大小演員合作的電影，杜可風不忘隨時在片場用傻瓜相機獵取鏡頭，記錄演員和導演的表情。幾年下來，累積了無數幕後的故事和照片。為了十一月的攝影展，他從香港飛來台北三天，從早到晚，接受媒體輪番上陣的訪問。

坐在誠品書店敦南店臨時賣場的咖啡屋裡，啤酒一罐接著一罐，不用吃飯、不愛睡覺。第一天晚上還到Pub混到早上五點，十點又出現在咖啡屋，嘻嘻哈哈、滔滔不絕地談他拍攝的大明星和「水手變攝影」故事。

「我爸媽那一代老是在懷念英國，根本覺得澳洲是歐洲的一部分，對亞洲這麼重要、這麼複雜的空間一點認識都沒有，對我來說，這是很大的一個『洞』。」

十八歲的杜可風在澳洲上大學，學的是文學，受到漂泊個性牽動，才念了一年，就輟學去跑船。

一九七○年代後期，好動的年輕水手飄洋過海，首次登上台灣的基隆港。愛玩的他，一上岸，就向人打聽何處有好聽的音樂？

他走進當時台北忠孝東路上最時髦的「艾迪亞」餐廳，認識了在那駐唱還沒開始做舞台劇、拍電影的賴聲川，和一頭長髮的丁乃竺，他的第一對中國朋友。

為了拍攝車內主角表情，杜可風人和機器都綁在汽車旁，拍片辛苦可想而知。（《我的美麗與哀愁》工作照．中影提供）

我的一票中國朋友

跑了幾年船，到過歐洲、以色列，來到迷人的印度。但是他發現宗教氣息濃厚的印度，「一天就可以聽到十四種不同方言」，他想即使自己留下來，可能也無法全然了解這個地方。

他決定到香港從學中文開始。

後來為什麼會來到台灣呢？「因為戀愛嘛！」一言以蔽之。

「現在回頭看看自己的際遇，要不然是離開一個人，要不然是接近一個人」，杜可風說，生命中的幾個轉折，都是因人而動。

他和法籍華裔女友在香港新亞書院學中文，上了兩學期，因為學費太貴，兩人就一起到台灣來。

「我為什麼這麼強調我是這裡的人？」他神情驕傲地說：「我認識侯孝賢時他還是副導，認識賴聲川時他在餐廳彈琴，認識林懷民時雲門還在沒有人拿薪水的辛苦階段，我的青春期等於在這過的。」

「我們一起走了一段路，做出一點東西，一樣有成就感。」七十年代是台灣劇場、音樂、新電影的萌芽期，杜可風也是這個重要階段的一份子，他是「蘭陵劇坊」的創始人之一，一起和早期團員共同演出。

攝影師手記

能演戲、愛跳舞的他，第一次接觸攝影機卻是一次災難。一個朋友要拍攝客家民謠紀錄片，正好他有時間，兩人全省跑了二十多天，結果拍得一蹋糊塗，聲音和畫面時有時無。這次經驗引起他對影像媒體的興趣，開始鑽研第八藝術。後來他當過導演李行《小城故事》的攝影助理；也拍過實驗電影，掛著別人的名字得了好幾次金穗獎。

約在十四年前他跨入電視界。影像工作者張照堂拉他到中國電視公司新聞部拍攝電視雜誌「六十分鐘」；攝影家阮義忠又拉他去拍「映象之旅」。

「風之旅、海之旅、廟之旅，我們都拍過，我們在寫詩嘛！」杜可風說。

「映像之旅」當時是在三台聯播的節目，但是它摒棄社教節目喋喋不休的說教方式，而由工作人員上山下海，以旅遊報導手法，呈現台灣鄉間的風土人情。紀錄片用「詩」呈現的風格，引起了電影圈的注意。

楊德昌當時請未拍過劇情片的杜可風拍《海灘的一天》，曾經引起中央電影公司編制內的攝影師全體反彈，但楊德昌仍然不顧壓力堅持用他。

《海灘的一天》描述一位年輕妻子尋找突然失蹤丈夫的過程，片中對話不多，透過鏡頭傳達女主角無奈、哀愁的心境，為杜可風贏得一九八三年亞太影展最佳攝影獎。

四位男女主角在香港重慶大廈發展出一段失戀與單戀的故事。（學者電影公司提供）

天涯足跡

在台灣一待六年，他很懷疑，那麼快就有所謂的成功？才第一部電影，就有人說多好多好，他想，成功應該沒有這麼容易吧？

血液中的浪漫特質又讓他「跟著愛情走」，和法籍華裔女友回到巴黎結婚，從新人做起。

在法國賦閒無業，他嘗試攝影拼貼遊戲，這樣一個好動的人竟然會安安靜靜坐下來，剪剪貼貼，還開展覽，讓他的一群台灣朋友嚇了一跳。

不過這個白種人不太喜歡巴黎，他覺得巴黎人「很自負，那個地方的文化不大方。和我自己國家一樣官僚、一樣無聊」，他說。

當香港導演舒琪拍《老娘夠騷》邀他到香港掌鏡，他立刻飛回香港。到了周末，他會飛十幾個小時回法國看老婆。不過分隔萬里，兩人卻也漸行漸遠。

《老娘夠騷》是一部用偵探片包裝女性意識的電影，敘述一位妻子在先生被黑社會兄弟殺死後，獨自帶著孩子一路躲藏的故事。片中攝影畫面做動態移動並大膽使用灰黯、陰冷的偏綠色調，為杜可風贏得一九八七年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攝影。他也從此打入香港電影界，爾後具有藝術企圖的導演多屬意他掌鏡。

一九九○年杜可風和香港導演王家衛合作拍攝《阿飛正傳》，王家衛、杜可風加上美術指導張叔平，三人的組合又相繼拍了《東邪西毒》、《重慶森林》和《墮落天使》。開創了王家衛電影「擅長用破碎、不完整的敘事手法對照人生無常」的風格。

一位高中女生和她的前世姻緣。（中影提供）

給我一片天

《阿飛正傳》也是杜可風創作上的一個轉捩點。在香港商業電影的工業體制下，導演王家衛卻選擇回到六○年代的香港，沈澱在幼時記憶、青少年反叛的夢想。

暈黃的燈光呈現男主角頹廢的心態；鏡頭的運用變化多端，高角度、低角度、深焦、淺焦或特寫，杜可風說：「《阿飛正傳》是第一部讓我真正清楚自己在幹什麼的電影，它讓我明白，如果沒有這樣的燈光和攝影，整個電影將會呈現出另一種風格。」

長期和法國國寶級導演楚浮合作、拍過膾炙人口的《巫山雲》、《最後地下鐵》的攝影大師阿曼卓斯（Nestor Almendros）曾經這麼說過，攝影「只是導演的幫手。雖然一個電影攝影師可以自豪地擁有獨特的風格，可是他不該強行烙印在影片中。應該盡可能地去了解導演的風格。然後將自己溶入他的風格中。」

杜可風認為，已進入視覺為主的MTV時代、後現代社會的一個特質是，創作者只要覺得那一種形式適合，都可以借用，一個人也可能有多種風格。

「電影這種藝術，只要氣氛對了，誰都會相信。導演也需要給攝影講話的空間、資格」，杜可風說。

改編自張愛玲小說的同名電影《紅玫瑰白玫瑰》，由香港明星葉玉卿飾演白玫瑰，杜可風在片場拍下她抽煙揣摩角色的神情。（杜可風提供）

影像有如萬花筒

杜可風說自己的個性屬於「表現主義」，愛現又敢做。連續一段廣角鏡頭，突然來個大特寫，「有人會認為是破壞風格，但是我敢。」

去年「中時晚報」電影獎就因杜可風的影像風格很有節奏感，長期以來並為「台港電影視覺藝術注入心血」，而頒給他一座「攝影貢獻獎」。

以去年的作品《重慶森林》為例，影展評審蔣勳認為，「《重慶森林》以完全新穎的視覺映像，撲朔迷離地結構出現代人孤獨的真實本質，影像畫面彷彿萬花筒，使觀者目不暇給，萬花筒的華麗迷人卻又只是一堆彩色碎紙，把視覺的極度感官享受推到虛無的極限。」

不耐煩花時間架攝影機角架，也為了靈活運用，杜可風在《阿飛正傳》中，首次將三十幾公斤的攝影機一手扛在肩上，開始他聞名的手持攝影技法。

以二十個工作天拍攝完成《我的美麗與哀愁》的台灣導演陳國富說，「他完全符合我要快、精力旺盛的要求，本土攝影師的能量不及他的一半。」《我的美麗與哀愁》片中百分之九十的畫面都是手持攝影拍出來的，「他把自己當作腳架，我要的就是畫面在穩定中，又有不安定、有點恐怖的感覺」，陳國富說。

「我不是運動員，雖然我經常跳舞，也記得要慢跑，但是倒底不再身強力壯，我的年紀比我兩位攝影助理加起來還大。」杜可風的顧慮是，他不確定再過五年或十年，還能不能扛得動三十公斤的攝影機？

杜可風和香港導演王家衛合作最有默契，兩人共拍了《阿飛正傳》、《墮落天使》等四部電影。（杜可風提供）

周旋在名導之間

《阿飛正傳》之後，他回台灣拍賴聲川的《暗戀桃花源》，再到北京拍張元的《北京雜種》；接著是《東邪西毒》、賴聲川的《飛俠阿達》，王家衛的《重慶森林》，香港導演關錦鵬的《紅玫瑰白玫瑰》，台灣導演陳國富的《我的美麗與哀愁》，大陸導演陳凱歌的《風月》。

來往於兩岸三地，到處受歡迎，杜可風比喻，他和導演們的合作就像「談戀愛」。「就是信任、空間嘛，你愛我多一點，我也會給你多一點。認識我的人都會利用我這個毛病」，他說。

和杜可風合作《紅玫瑰白玫瑰》的香港導演關錦鵬認為，不管廣角鏡頭、手持攝影、或者變焦鏡頭等形式組合，杜可風在前幾部電影都玩遍了。重要的是，他也很怕重複自己，很重視和導演的溝通，以免出現定型的「杜可風風格」。

「不管導演或攝影，風格都要以內容為依歸，依故事的題材而定，而不是為了風格而風格」，關錦鵬說。

杜可風拍了二十部中國電影，他也很擔心會重複自己的風格，陷在框框裏。（林盟山）

染髮的台胞

然而褐髮碧眼的杜可風畢竟是「外國人」，他能精確掌握華人導演的電影精神嗎？

關錦鵬認為，「中國人拍的電影有中國人的精神，但電影應該『跳』出中國人可以看得懂的範圍，電影應該是沒有國界的。」關錦鵬強調，「何況，杜可風已經是中國人了，他的決心展現在剛到台灣就有這樣的體認，不學好中文，無法在中國人的世界立足。」

杜可風因為中文太好，曾發生過一個笑話：有一天他接到一個外國朋友的電話，兩人講英文，周圍的中國朋友大惑不解，「老杜，你英文講得不錯嘛！」

他那一口帶著一點台灣腔的標準國語，在北京旅館電梯門口遇見台灣建築師登琨豔，讓登琨豔的北京畫家朋友直問：為什麼這位「台胞」朋友要作怪到把頭髮染色？

導演陳國富也肯定，具備中文能力是杜可風能和中國導演合作的先決條件，因為「語言掌握了溝通、思考。」用這個角度來分析，他覺得電影當然是有國界的，但是杜可風已經突破了第一層障礙。

又一部杜可風與王家衛合作的電影，講的還是愛情。（學者電影公司提供）

檔期到九七

在片場混出了名堂，杜可風的哲學是，工作就是休假。「八個鐘頭收工，那另外十六個鐘頭怎麼辦？」他問。

在拍片量遞減，連大導演都是一年一部戲的不景氣時刻，杜可風的檔期卻已經排到一九九七年。包括香港導演關錦鵬、王家衛、大陸導演張藝謀的下一部新片都找他掌鏡，澳洲的導演朋友也來邀約。

「當然急著承諾、急著簽約，也是一種安全感。我們都是『妓女』，生意上門就要接，誰知道明天會不會有人要我。」不過妓女的比喻一出口，他又說是開玩笑；而且絕對保證，萬一拍片時間撞期，當然是中國朋友的中國電影優先。

中國人的「緣份」，在他身上印證無疑。

「第一次看到的東方女人是徐楓」，跑船時船到香港，沒看過中國電影的他進了戲院，銀幕上演的是徐楓的《忠烈圖》，一個臉部大特寫，「好美」，他這麼形容，從此迷上中國電影。

從十八歲行船，偶然駐足台灣而後停留，現在四十三歲，杜可風在中國人圈子「混」的時間比在自己國家還長。對他來說，台北、香港、上海反而是最重要的生活環境。

會不會回到自己的國家澳洲發展？「回去五天就快發瘋了」，他說。當初離開家鄉也是因為從書上知道，外面有個完全不一樣的世界。

十一月在台北誠品書店開始他的「停格的三十五厘米」攝影展，英文簡介上，杜可風寫著：一九八四到八八年因結婚到法國；爾後「隨心到我屬於的地方——香港、台北、上海、北京」。時間：一九八九到永遠。